澳大利亚之后，法国为什么也开始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2026年，法国政府明确提出效仿澳大利亚，审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这如同在高速狂飙的赛车场上强行踩下刹车，只为将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拉回安全的看台。

曾经，西方世界大力推崇网络自由主义，坚信市场能自动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技术的狂飙让这种数字乌托邦幻想在现实面前彻底幻灭。

如今的社交媒体早已异化为一个封闭的垄断迷宫，精准的算法将青少年牢牢困在自我循环的同温层中，导致精神危机频发。

面对被彻底原子化的年轻一代，国家机器被迫重新介入，将社交媒体视同烟酒进行严格的数字管控，标志着技术父爱主义的全面回归。

这场跨国立法行动不仅是对网络主权的变相确认，更暴露出全人类在数字教育上的集体焦虑。

审视这场数字危机前，必须先理清教育的本质隐患。

阿伦特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核心判断是：人们之所以把他们称为未成年人，是因为他们是新来者，是最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作为新来者，他们是尚未完成的人，这是未成年字面上的意思。正因如此，他们既需要被引入世界，又必须在进入世界之前受到保护。现代教育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混淆了这两种需求。

现代教育过早把儿童和青少年这些新来者暴露在世界之中，却又未能真正承担起引导他们进入世界的责任。

儿童和青少年终究是要进入世界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他们进入世界不是被成人引导，而是直接被抛入世界，那就不再是教育，而是一种遗弃。

过早暴露的问题，在于打破了成长需要的时间结构。阿伦特强调，儿童既是生命中未完成的个体，又是世界中的新来者。

这意味着童年本身就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尚未具备理解和判断能力的阶段，因此需要在保护状态下被引入世界。

如果跳过这个阶段，直接把他们暴露在公共世界之中，儿童面临的世界是他们暂时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无法理解世界，世界对他们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压倒性的存在。

评价、冲突、规则和他人的目光，这个世界的公共性会同时向儿童涌来，但他们缺乏消化这些经验的能力。

儿童和青少年会适应吗？会的，但这种适应是被迫适应，是被遗弃的结果，成年人没有承担起把未成年人引入世界的责任。

阿伦特当然不是主张要让青少年永远停留在私人空间，她反对的是成年人把青少年遗弃给世界，直接让他们暴露在世界的公共性之下。

因为真正的教育意味着，成人需要向青少年承担解释世界的责任，通过解释世界把他们引入世界。

教育的核心在于有成年人愿意站在青少年和世界之间，对着青少年说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环节缺失了，青少年直接接触到的就是世界的表面现象。

他们看到规则，不知道规则的来源；感受到压力，却没有办法理解压力的结构；参与表达，却不理解表达的后果。

在成年人没有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把青少年直接扔给世界，会让青少年和世界的相遇变成他们要独自承担的责任。

他们被置于他人的目光之中，被卷入世界的评价机制之中，但没有办法在其中建立自己的位置，只能努力适应世界对他们的要求。

他们学到的不是从自己作为一个主体出发去理解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被世界的目光刺伤，如何避免被世界的审判机制压扁，如何避免在世界中失败。

这种学习方式是顺从性的，不是创造性的。

因此，法国与澳大利亚才急于立法，将青少年从失控的社交媒体中拉回。

今天的青少年被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一个高度公共化、评价化、竞争化的社交媒体空间之中，成年人放弃了对于这个空间的解释权和引导责任。

社交媒体不是一个中性的交流工具，它是一个放大版的公共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见的、可评判的、可传播的。点赞、评论、转发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评价机制，个体始终处在被观看和被判断的状态。

人们都知道，青少年比成年人要更加在乎这种被观看和被判断的评价机制，但是他们本来就不应当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自我，没有获得理解世界的能力。

按照阿伦特的逻辑，这个成长阶段本来应该在家庭和学校的中介空间中完成。

学校和家庭是一个既和世界相连，又能够对世界进行缓冲和筛选的空间。但是社交媒体摧毁了这个中介结构。青少年不再是被逐步引入世界，而是直接被抛入世界。

他们可以在极早的年龄获得表达权，获得公共性、可见性和他人的反馈，但这些权利没有伴随着理解和判断能力的同步增长。

于是，青少年在形式上获得了公共性，但是在实际上缺乏承受公共性的能力。这就是被暴露在世界之中的危险形式，是一种没有保护的暴露。

当然，社交媒体构成的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公共空间，它是一个把私人生活不断公开化的空间。

在这里，原本属于成长过程中的不稳定、自我试探、情绪波动被持续展露出来，并且接受来自他人的及时反馈。

这种结构对于成年人来说都是有侵略性的，对于青少年而言，则更加剧烈。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他人的评价，还要在这种评价中成长、塑造自我，他们的成长过程本身，被转化成了一种公开的表演。

在这种情景下，有人会说，被抛入社交媒体是一种解放，青少年获得了表达的权利，获得了参与公共讨论的机会，获得了主体性。

但是，真正的主体性不是被审判、被评价、被观看、被回应，而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行动，并且对此承担责任。

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中的参与，是缺乏任何责任结构的，他们没有办法对平台的规则负责，也没有办法影响平台的运行逻辑，他们只是在一个既定机制中被动的适应和反应。因此，这种所谓的解放，实际上就是一种遗弃。

成年人不再承担引导的责任，直接把青少年交给一个他们自己也无法掌控的世界。

当社交媒体取代成年人，法国担忧的数字危机便爆发，推手正是算法牢笼。

如果按照阿伦特的理解，教育的作用是把年轻人引入成人世界，那现在算法其实已经扮演了把青少年引入世界的中介角色，成了隐形的教育者。

这个角色原本应该是由成年人来承担的，现在却被算法替代了。但算法作为隐形教育者，根本不承担对世界的责任。

它不为自己推送给青少年的内容负责，也不承担解释世界的责任。它不会告诉青少年这些观点从何而来，不会揭示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也不会要求他们对接触到的信息进行判断。

算法只是不断推送内容，让个体沉浸在看似丰富的环境里。

算法彻底消解了世界对于年轻人的意义，剥夺了个体和真正的公共世界接触的机会。

它的“教育”不是引导年轻人走向他者，而是退化成了自我循环，只会让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接触世界里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教育的本质是引入世界：成年人把新来者引入一个先于他们存在、要和他人共享的世界。这个过程里，世界不会自动显现，必须有人去承担、去解释、去呈现。

阿伦特认为，要让青少年理解世界，需要有人在他们面前承担起责任，告诉他们世界是什么、如何形成、为什么值得被延续。

教育的核心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世界的传递。世界之所以是世界，是因为它有超乎个体的公共性和客观性。人们面对的外在世界，不依赖于个人的偏好存在，也不会因为个人的选择随意改变。

但信息茧房把世界转化成了“为个体而存在”的环境，只呈现个体感兴趣的内容，只强化既有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成人世界和青少年世界的联系发生了根本性断裂。

人们说一个青少年逐渐走向成熟，指的是他慢慢能在成年人的世界框架中进行理解和判断。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代际对话，一代人才能理解另一代人。

但在信息茧房里，这种共享的框架逐渐消失了。

当隔绝成为常态，国家层面的雷霆干预便成了最后手段。

澳大利亚之后，法国为什么也开始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答案已无比清晰。这绝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互联网治理行动，而是国家层面的“抢人战役”。主权国家重新展现统治力，实质上是成年人世界在漫长逃避后，终于找回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

为年轻人重建现实世界的防波堤，才是数字时代刻不容缓的真正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