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电话是一个周四下午打来的，屏幕上显示"爸"，我盯着那个字看了三秒钟，没想到自己第一个反应是：他要么病了，要么缺钱。
七年，他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我按了接听，听他说想见我，声音苍老得我几乎没认出来。我说好，挂了电话，在原地站了很久。
赴约那天，我把心里该说的拒绝词都备好了——你现在来找我，晚了。
然而他递给我的那样东西，让我所有准备好的话全部卡在了喉咙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叫沈若桐，三十一岁，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做室内方案，未婚，一个人住。
父亲叫沈国梁，今年五十八岁，是我生命里存在感最强、又最像一道疤的人。
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奇特的矛盾——在外人面前讲脸面，在家里却从不说软话。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一双皮鞋，皮鞋擦得很亮，走路带风，进门从不换拖鞋，直接往沙发上一坐，等我妈把饭端上来。他赚钱，养家，逢年过节给外公外婆买礼物，在邻居眼里是个体面人。但我知道他另一面，妈妈知道，只是没人说出来。
他和我妈的婚姻，是两个人在错误的时间凑在一起的结果。
外婆告诉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本来有一段很好的感情，对方是她大学同学，两家大人不同意，妈妈妥协了，嫁给了我父亲。这件事我是在妈妈走后才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外婆坐在医院的走廊上，把攒了几十年的话说给我听，声音是那种很深很平的沉，没有起伏，像是说一件和她没有关系的事。
妈妈走的那年，我高考完，成绩不好，读了本地一所普通本科。她生病，我和父亲轮流在医院守，守了八个月，她还是走了。
我以为走过那段，我和他之间至少还剩下"父女"这两个字。
结果他在妈妈去世不到两年，把家里那套老房子卖了，钱分了一半给我，另一半留给他自己，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一个离异的女人领了证，搬去了那个女人在江对岸的房子住。
他通知我这件事的方式是发了一条微信：若桐，爸再婚了，你多保重。
我记得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没有回，把他的微信设成了免打扰，然后去上课。
后来我工作，搬出来住，换了手机号，没有把新号告诉他。我们就这么断了联系，不是决裂，只是消失，像两条在某个路口分叉的线，越走越远，再没有交汇点。
七年。
他怎么找到我新号码的，我后来想，大概是通过外婆。外婆九十岁了，还住在老城区的老房子里，我每个月去看她，偶尔陪她吃顿饭。外婆没有什么立场，在她眼里，我父亲也是她看着长大的孩子的丈夫，算半个家人。他找到外婆，外婆把号码给了他，这件事在外婆那里可能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我没有怪外婆。
接完那个电话，我坐在办公室的工位上，同事小徐从旁边路过，看了我一眼，说："若桐，你脸色怎么不太好？"
我说没事，渴了。
小徐给我倒了杯水，没再问。
那天下班我走路回家，走了将近五十分钟，把这件事在心里转了很多遍。
他说的见面地点是我妈以前常去的那家茶馆，在老城区，靠着一条巷子，门脸很小，里面幽静，卖功夫茶，妈妈喜欢那里的气氛，说能坐下来好好说话。他选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是故意的，还是因为他也不认识别的地方。
我没有改时间，也没有拒绝赴约。
我想我应该去，不是因为原谅他，而是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不当面说清楚，会在心里堵很多年。我有话要说，该说的，我要亲口说完。
见面约在周六上午，我提前把该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我不打算对他发火，不打算哭，不打算讲那些他早就听不进去的道理。我只想告诉他：你来得太晚了，我不需要你，我过得很好，这是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
周六那天，我换了一件自己觉得让自己显得平静的衬衫，浅灰色，没有多余的装饰。梳好头发，出门，打车去老城区。
巷子里飘着早春特有的气息，有点潮，有点旧，路边一家卖豆腐脑的摊子还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色围裙，跟十几年前我和妈妈走过这条巷子的时候几乎一样。
我在茶馆门口停了一下，深吸了口气，推门进去。
他已经坐在里面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七年前，他那时候穿得整齐，头发梳得很光，有一种我从小就觉得陌生的体面感。而现在坐在茶馆角落里的这个人，头发花白了大半，背微微弓着，手放在桌上，手背上有明显的老年斑，穿一件普通的深蓝色夹克，布料洗得有点起球，整个人比我记忆里的他小了一圈。
他看见我，站起来，动作有点慢。
"若桐。"
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和电话里一样苍老，但比电话里多了一点什么，像是窘迫，像是小心翼翼。
我坐下来，没有叫他，把包放在旁边的凳子上，看着他。
他也坐下来，用两只手把茶壶扶了扶，像是不知道把手放哪里。
服务员来问喝什么，他说老规矩铁观音，我说普洱。妈妈以前喝铁观音，我不喝，这件小事他要么不记得，要么记得也不在意。
茶倒上来，我们都没有立刻说话。
巷子外面传来骑车经过的声音，茶馆里很安静，另一张桌上坐着一对老夫妻，低声说着什么，听不清楚。
还是他先开口。
"你工作还好？"
"好。"
"一个人住？"
"是。"
"……有对象吗？"
我看着他："你找我来，是问这个的？"
他停顿了一下，低下头，把茶杯转了转，说："不是。"
"那你说吧。"我语气不重，就是平，"我有时间，你说。"
他沉默了大约有一分钟，那一分钟里，我把他的脸看了个仔细。七年，他真的老了，不是那种精神矍铄的老，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磨损过的老，眼角的纹很深，嘴角往下坠，连坐在那里的姿势都透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疲倦。
他从夹克的内侧口袋里，慢慢摸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放在桌上，推过来。
"你先看看这个。"
我低头看那个信封，没有动。
"什么东西？"
"你打开看。"
我没有立刻拿。
我在想这是什么——是借条？是需要我配合签字的什么法律文件？是他生病的诊断书，要我尽孝道？我把所有可能过了一遍，手指放在信封边缘，停了一下，才把它拿起来。
信封已经旧了，边角有些磨损，像是被收藏了很久的东西，不是新装进去的。我翻过来，背面没有写字，正面也没有，里面有东西，捏起来不厚，像是几张纸。
我拆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不是诊断书，不是借条，不是任何我预料到的东西。
是一叠信。
手写的，钢笔字，纸已经泛黄，折痕深，像是被反复打开又折叠过。
最上面那封信的开头，是：若桐，你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出差没能回来……
我的手指停住了。
我把那封信翻过来，看落款。
日期是二零零六年，我七岁的那一年。
我往下翻，下面还有，每一封都有日期，有我八岁的生日，有我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有我第一次拿回满分试卷的那个学期，有我妈妈生病的那一年，有我高考的前一天夜里，有我毕业的那年六月……
一共十九封。
十九封从来没有寄出去过的信。
我抬起头，看着对面那个老去的男人，手里捏着那叠信，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茶馆里的光是旧式的暖黄，照在那叠泛黄的信纸上，照在我父亲苍老的手背上。
他没有看我，低着头，手指绕着茶杯边缘慢慢转，像一个做错了事、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