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母亲走前的最后两个月，脑子开始不太清楚。
她会把我叫成我已经去世的舅舅的名字，会在深夜喊我起来，说锅里的饭要糊了，会把同一件事反复说七八遍，说完又忘，忘了又说。
但有一件事，她说得最清楚，说了不下二十次。
她抓着我的手，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说："志远，枕头下面，你记得看。"
我每次都点头，说："知道了妈，你睡吧。"
我以为那是老人糊涂说的话，那个枕头下面，能有什么。
直到她走后第七天，我整理遗物，把枕头拿起来——
那一刻，我的腿软了，跪在地板上，再也站不起来。
我叫陈志远，四十一岁，在县城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建材店，妻子叫刘梅，儿子今年十六，读高一。日子过得普通，但稳当，是那种不会大起大落、什么都刚刚好的生活。
母亲叫周秀英，七十二岁，在我老家柳湾村住了一辈子。
父亲早走，是我十九岁那年的事，那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父亲又突然没了，整个家就塌了一半，是母亲一个人撑起来的。她种地、养鸡、冬天去镇上摆摊卖菜，把我拉扯到能自己站起来。
后来我在县城站稳了脚，想接她过来住，她不肯，说住不惯楼房，说村子里还有几分地，撂了可惜，说她一个人过惯了，去了城里反而拘束。
我拗不过她，只好每个月开车回去一两趟，带点东西，陪她吃顿饭，看她一切都好，再回来。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二十年。
直到去年秋天，她开始觉得身上不对劲，说腿软，说头晕，说有时候站起来眼前一阵黑。我带她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出来，是脑梗，不严重，但医生说要注意，要按时吃药，不能太劳累，最好有人陪着。
我和刘梅商量，说让母亲来县城住，刘梅没有反对，收拾了一间屋子出来。母亲这次没有拒绝，大概是自己也知道，一个人在村子里住，有点危险了。
她来的那天，带了一个大布袋，里面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个铁饼干盒，锈迹斑斑的，很旧。我问她那是什么，她把袋子抱紧了一些，说没什么，旧东西。
我没再追问。
母亲在我们家住下来，头两个月，精神还行，每天早上起得早，会去楼下的小广场走一圈，回来帮刘梅收拾厨房，跟儿子说说话。儿子叫陈果，性子跟我小时候一样，话少，但是孝顺，每天放学回来，都会去敲奶奶的门，说奶奶我回来了，陪她说一会儿话。
母亲很喜欢这个。
她跟我说："这孩子，懂事。"
我说："随他奶奶。"
她笑了，是那种真的高兴的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皱巴巴的菊花。
但好景不长。
入冬之后，她开始出状况，先是忘事，把买来的药放在床头柜上，转头就忘了吃，刘梅提醒她，她说我吃过了，但药盒纹丝未动。后来开始认人出错，叫我叫错名字，把刘梅叫成她娘家的一个堂妹。
医生说这是脑梗之后的并发症，说老人年纪大了，脑子里的血管不太好，记忆和认知都会慢慢退，说要多陪她说话，不要让她情绪激动，多给她熟悉的东西和环境，可以延缓。
我买了她爱吃的零食，把她在村里住了几十年的那张旧照片放大了裱起来，挂在她床头。刘梅每天早中晚提醒她吃药，陈果有时候放学回来，会坐在她床边，给她讲学校里的事，说着说着，她就笑了，好像也听懂了。
那段时间，一家人都在想尽办法，让她过得舒服一点。
但母亲有一件事，始终让我放心不下。
她枕头下面，压着什么东西。
那个枕头是她从村里带来的，是老式的荞麦枕，硬邦邦的，外面套了一个洗了很多遍的蓝白格布套。有一次我帮她整理床铺，拿起枕头的时候，发现下面压着那个铁饼干盒，就是她从村里带来的那个。
我问她：这里面装的什么？
她把手伸过来，把那个盒子护住，说：别动，是妈的东西。
我没再动。
从那之后，她就开始说那件事，一遍又一遍。
"志远，枕头下面，你记得看。"
头几次，我以为她是担心那个盒子丢了，说妈你放心，我不会动它的。她摇头，说不是，不是那个盒子，是枕头下面，你记得看。
我没太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敷衍地应着，以为是老人糊涂，说的是混话。
后来她说得越来越频繁，有时候半夜把我叫醒，声音急迫，说：志远，你答应妈，妈走了以后，枕头下面，你第一个去看。
我握住她的手，说：妈，你不会走的，你好好睡。
她摇摇头，那一刻，她的眼神难得地清醒，定定地看着我，说：妈知道自己，妈没几天了。你就答应妈这一件事。
我心里发酸，说：好，我答应你，妈你睡吧。
她才闭上眼睛。
但我以为，这不过是老人对死亡的预感，和因为糊涂而生出的执念，那个枕头下面，除了那个旧铁盒，能有什么？
腊月里，母亲开始吃不下东西，输液，喝米汤，喝一口，歇半天。我和刘梅轮换着守在她床边，陈果每天放了学就回来，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不说话，就陪着。
那段时间，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是迷迷糊糊的，喃喃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叫一些我不认识的名字，有时候笑，有时候皱眉，像是在做梦。
有一个下午，她忽然清醒了一会儿，睁开眼，看见我坐在旁边，叫了我一声：志远。
我说：妈，我在。
她动了动嘴，说：那封信……
我凑近，说：什么信？
她没继续说，眼神又涣散了，沉进去，像一盏灯，慢慢暗下去。
那是她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三天之后，腊月二十，母亲走了。
是夜里，走得很安静，没有挣扎，就是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浅，然后停了。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那只手慢慢凉下去，心里有一道裂缝，从中间开始，往两边撕。
办丧事，通知亲戚，守灵，出殡，七天。
七天里，我没有哭，一直在做事，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哪件事没人处理就我来处理。刘梅担心我，说你哭出来好一点，压着难受。我说没事，等忙完了。
第七天，亲戚们都散了，家里安静下来。
刘梅说：志远，妈的遗物，要不要整理一下？
我说：我来吧。
我一个人走进那间屋子。
窗帘没开，屋子里是那种沉而凉的暗，带着一股药味和老人的气息，还没完全散。床铺是刘梅前几天换过的，干净，但母亲用过的那个荞麦枕，还放在原位。
我站在床边，站了很久，没动。
然后我想起来那件事。
枕头下面，你记得看。
我伸出手，把那个荞麦枕拿起来。
枕头下面，有一个东西。
不是那个铁饼干盒——那个盒子在床头柜上，我看见了。
是一个信封。
普通的白色信封，边角被压得有些软，上面没有收件人，没有地址，正面用圆珠笔写了三个字：
志远看。
那三个字，是母亲的字迹，我认得，但写得很吃力，笔划歪歪斜斜，像是攥着笔用尽了力气。
我的腿，忽然就软了。
我跪在地板上，把那个信封捧在手里，没有立刻拆开。
屋子里很安静，窗外偶尔有车声经过，一下就远了，然后又是那种深重的、压着人的静。
我低头看着那三个字——志远看——看了很久，泪水忽然就下来了，是那种压了七天的泪，一旦决口，就收不住，打湿了手背，打湿了信封的一角。
我深吸一口气，拆开信封。
里面是两张纸，折叠得整整齐齐，展开来，是母亲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的字。
然而当我把第一行字读完，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击中，愣在那里，连呼吸都忘了——
因为那开头的第一句话，彻底颠覆了我以为自己知道的，关于我们家，关于父亲，关于我自己的，所有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