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今年是李维汉同志诞辰130周年。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老党员，投身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亲历了党的历史上许多关键时刻和重大转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的一生，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大革命时期领导推动湖南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同志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痛恨于“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在心中埋下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种子。1916年，李维汉同志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等先进青年，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是当时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

1919年，李维汉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在蔡和森同志的影响下，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和周恩来、赵世炎同志等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积极在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联络。同年，李维汉同志回国，不久后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李维汉同志接替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直到1927年4月。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南的工农群众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1927年初，毛泽东同志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湖南区委和李维汉同志完全同意这篇报告，并首先在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全文发表。在毛泽东同志的影响下，李维汉同志针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责难，提出“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他领导中共湖南区委支持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帮助农协建立农民自卫军，推动湖南农民运动走向新阶段。1927年5月，在党的五届一中全会上，李维汉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年7月中旬，党中央进行改组。李维汉同志与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同志等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决定。在八七会议上，李维汉同志担任会议主席，当选为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并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国革命由此开始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1928年，党的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同志留守国内，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留守中央致力于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开展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组织指导农民暴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等，很好地完成了党中央委托的重任。

党的六大后，李维汉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等职。1931年，他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副部长、部长。在长征途中，他无保留地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李维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作为先遣队成员寻找陕北红军。当他得知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等被错误拘捕后，立刻向党中央汇报这一情况。党中央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不久，李维汉同志参加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5人“党务委员会”，及时纠正错误肃反，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蒙冤同志，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二、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致力于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筹建新中国呕心沥血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此后，又历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分校校长、校长，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为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中央党校，他领导完善课程体系，建立学业鉴定制度，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考核或评定，成效显著。在陕北公学，他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方针，开展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和军事训练，号召学员“毕业上前线”，陕北公学分校第一批毕业生中就有1000多人奔赴晋东南前线。在干部教育工作中，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提出“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对教学内容和方式进行改革，配合了延安整风学习的深入开展。

1942年9月，李维汉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临行前，毛泽东同志与他长谈，希望边区政府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起带头和示范作用。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嘱托，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推进精兵简政；贯彻“三三制”政权原则，团结党外民主人士；组织大生产运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举措，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和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月，李维汉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他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积极联络各方面人士，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李维汉同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

1946年12月起，李维汉同志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48年9月，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他继续担任部长，并负责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李维汉同志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沟通协调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酝酿，确定了一份包括党派、地区、军队、团体和特别邀请等5个方面662位代表的名单。这个名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全国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大团结，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三、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管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卓越贡献

李维汉同志历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第一届、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从1948年至1964年底，李维汉同志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出适合国情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原则，为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统战工作方面，李维汉同志提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一部分”，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1953年，他提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成为运用和平赎买政策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创举。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建议民主党派、工商界开“神仙会”，采取“三自方针”(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方式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创造了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方法，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1962年，他深入分析我国阶级关系和统一战线的根本变化，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于增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工作方面，1951年，李维汉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负责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有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他强调社会改革必须适合各民族的具体条件，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必要经过和平的迂回曲折的方法来实现改革。他提出“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推动建立民族学院和民族干部学校，促进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和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在宗教工作方面，李维汉同志指出，我国的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他强调，要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各种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努力培养一大批既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又具有较高宗教学识的代表人士；宗教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制度。1958年，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宗教制度、废除宗教压迫和剥削的建议，被党中央采纳。

四、改革开放后，耄耋之年仍为党和国家事业殚精竭虑，积极总结历史经验

李维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折磨，被关押8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正式为他平反。从1979年起，李维汉同志先后担任中央统战部顾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他不顾年迈体弱，以“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的顽强毅力，争分夺秒，奋力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李维汉同志十分关心党的建设工作。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上作书面发言，坚决拥护“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他认为整党工作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要自上而下，逐步推广；要高举“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他的这些意见被党中央采纳。

李维汉同志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1983年4月，他得知中央统战部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统战理论座谈会，不顾86岁高龄，亲自撰写提纲，到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理论报告。不久后，他又发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一文，全面总结统战工作的基本规律，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反响。

李维汉同志非常重视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提出要“把经验留下来，交给党，留给后人”。他晚年倾注极大的心血撰写回忆录，直到去世前3个月，还插着氧气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他谈过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他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是学习、研究党史的一部珍贵资料，他本人也被誉为“很好的党史教员”。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好象木柴还在燃烧”，“把余光余热尽量发挥出来”，这是李维汉同志晚年的真实写照。

五、“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李维汉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身上体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李维汉同志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楷模。他曾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教育女儿：万一被敌人抓住，宁可牺牲，也不能暴露秘密。我们是父女关系，如果你们叛变了，就不再是父女，而是敌我关系，只能刀枪相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学习李维汉同志，就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自觉加强政治历练，接受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淬炼，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李维汉同志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楷模。他善于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把新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创造性开展工作。在起草《共同纲领》过程中，他提出根据我国历史和现实情况，不宜实行联邦制，而应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采纳。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我们学习李维汉同志，就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以守正创新推动事业发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李维汉同志是热情坦诚、广交朋友的楷模。他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同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与他们“相亲相爱情难已，处事同心似一人”。在陕甘宁边区，他主动与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等促膝谈心，激发他们的参政积极性，使他们对边区政府的态度由“你们党上”转变为“我们团体”。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常走访党外人士，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倾听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难题。党外人士视他为“良师益友”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到底，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我们学习李维汉同志，就要善于联谊交友，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团结联系，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

李维汉同志是崇尚实干、不务虚名的楷模。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务实笃行，从不计较地位高低和个人得失。他的工作岗位几经变动，他都能愉快地服从，毫无怨言。筹备新政协期间，他恪尽职守，亲力亲为，时常为了一个代表人选的确定而“函电往返，斟酌再四，费时达数周之久”。周恩来同志总结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我们学习李维汉同志，就要克服浮躁情绪，摒弃私心杂念，看淡个人进退得失，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真出业绩、出真业绩。

李维汉同志青年时期就积极探寻“解除一切不平等”的良方。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毕生的精力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今天，我们可以告慰李维汉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 人民日报 》( 2026年06月02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