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鲁迅日记》《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萧红·回忆鲁迅先生》（1939年）《许广平回忆录》《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内山完造·上海时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度百科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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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的上海，深秋的寒气已经贴着北四川路的弄堂口一路扫进来。
四川北路2050号，内山书店门口摆着一只茶缸，里面是免费供应给来往客人喝的热茶。
书店里头，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一件黑色短长袍，没有系围巾，站在书架旁边。
他的脸色偏青，颧骨微突，上嘴唇留着一小撮胡须，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有种很难描述的劲道。他手里夹着一支烟，正在翻一本书。
就在这个时候，书店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衣着简单，看上去风尘仆仆。
他们是从东北一路辗转逃到上海来的，身上所剩无几，书稿一次次投出去，一次次杳无音讯，在上海举目无亲，只靠着彼此撑着。
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
两人与鲁迅的见面是在1934年11月30日，地点就是这家内山书店。那天是鲁迅先打的招呼，在萧军眼中，鲁迅穿了一件黑黑的瘦瘦的短长袍，没有戴围巾，说着浙式普通话。
萧红把带来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原稿递过去，鲁迅接了过来。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递稿，会改变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之后，萧红曾经回忆道："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了，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一个让漂泊灵魂找到温度的人，外表是什么模样？
根据鲁迅故居保存的遗物及同时代人的回忆，鲁迅身高约为1.58米至1.61米之间，其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确认其父身高为1.61米。
这个身高，和他笔下那股气吞山河的气势对比起来，会让第一次见他的人愣上半晌。
郁达夫之子郁飞，在多年后谈及父亲那一代文人的群像时，有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评价，说矮个子大多性子刚硬。
这话是不是在特指鲁迅，已经难以考证，但放在鲁迅身上，却有一种格外准确的贴合感——因为这个身形不高的男人，留在史料里的那些待人处事的痕迹，远比他的文章更复杂，也更有意思。
【一】郁达夫眼中的第一个印象：1923年，北京砖塔胡同的那个冬夜
要讲鲁迅待人处事的模样，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是绕不开的一份文字。
这篇回忆文章是郁达夫在1938年8月14日动笔，于1939年7月在新加坡完成的，全文约一万五千字，是当时篇幅最长、也被后来鲁迅研究者公认为质量最高的回忆录之一。
郁达夫和鲁迅相识整整十三年，他所记录的鲁迅，不是传奇，而是一个他真实见过、吃过饭、聊过天的人。
1923年2月17日，农历大年初二，郁达夫来到北京西直门内大街南边的八道湾胡同，拜会鲁迅、周作人兄弟。
《沉沦》出版后，周作人曾力排众议为郁达夫发专文申辩，此次是专程登门感谢，也是郁达夫第一次在周氏家宴上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
那一年郁达夫27岁，鲁迅42岁。
郁达夫在回忆文章中描述了鲁迅给他的初次印象：鲁迅脸色很青，胡子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身材又矮小，看起来像是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要来得柔和，笑声非常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十分可爱。
这段文字里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脸色青，衣单薄——那个年月北京的冬天，室外气温极低，但鲁迅的衣着却"很单薄"，这与他对自己身体的不甚在意是一脉相承的，后来在他大量的日记和书信里，都能看到他记述自己又发烧了、又咳嗽了，却依然按时出门、按时写作，照旧接待来客。
二是笑声清脆，笑时眼角有皱纹——这是郁达夫最先捕捉到的鲁迅，不是肃然、不是冷峻，而是一个会笑的中年男人。
而且那笑是从眼角皱纹里漫出来的，不是表演给人看的礼貌性微笑。
亲近鲁迅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讲笑话。郁达夫第一次见他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郁达夫在回忆里写到：鲁迅送他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临别时鲁迅不知说了一句什么笑话，郁达夫一个人在走回寓舍的路上，因回忆着那一句，满面还带着笑容。
初次见面，一个人能让另一个人独自回家的路上还带着笑容——这种感染力，不是靠威名打出来的，而是靠那一个让人记得住的笑话撑起来的。
郁达夫之后再没有跟鲁迅闹翻过，在创造社成员中，鲁迅与郁达夫的关系是十分深厚的，两人1923年2月相识，历时十余年而友谊日益加深。
鲁迅与郁达夫不论思想认识、生活态度、文艺见解都有明显差异，但他们求同存异，赤诚相见，郁达夫认为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
这一句"有什么说什么"，在当时的文坛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品质。
【二】上海的十年：从景云里到大陆新村的迁居轨迹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从广州抵达上海。
据许广平回忆，1927年10月，鲁迅和她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内，经三弟周建人介绍，1927年10月8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23号居住。
景云里在北四川路附近，靠近商务印书馆，鲁迅三弟周建人当时租住于此，那里还有不少文化人同住，如茅盾、叶绍钧等，颇不寂寞。
鲁迅在上海换过三处住所，分别是景云里23号、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以及大陆新村9号，三者距离在方圆一公里以内，都位于虹口区范围内，属于"半租界"地带。
因而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
1933年4月，鲁迅从拉摩斯公寓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携许广平及儿子海婴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今山阴路132弄9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年半。
在辟作花园的天井内，鲁迅亲手栽种了多种花木，底层为会客室。
在此期间，鲁迅先后编辑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七本杂文集，编成了多本木刻作品集，并翻译了数本国外著作。
这三处地址连在一起，勾勒出一个人在上海最后十年的生活圆心。
鲁迅几乎不怎么出圈子——他的日常活动，绝大多数发生在虹口这一小片区域之内。
从1927年到1936年，仅有记录显示，鲁迅去内山书店就达500多次，买书1000多册。
这家开在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几乎是他除了家以外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在饮食方面，鲁迅爱吃糖、冰淇淋，喜欢油炸食品。
他衣着俭朴，有一次去华懋饭店看望远东反战大会的代表英国人马莱爵士时，甚至被电梯司机拒绝承载，嫌他衣着太过简朴，不符合这种高档场合的着装要求。
这个细节，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有一种特别的对比感。
华懋饭店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涉外饭店之一，住的是各国外交人员和商人，进门的客人西装革履，而鲁迅穿着他惯常那件洗旧了的长衫走进去，被电梯工人拦住了。
他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平淡，听不出什么愠怒。1936年10月8日，是全国木刻流动展的最后一天，也是鲁迅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
据在场的青年艺术家白危记叙，鲁迅穿了惯常穿着的蓝长衫，料子虽然是哔叽呢，但已经褪色，看上去只剩了四成新，或者也许因为少洗的缘故，衫襟和袖口都染上了污迹，一顶咖啡色的呢帽，至少也用过十年，却还折叠得非常古怪，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
这是鲁迅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留下的关于外形的记录。
【三】郁达夫与鲁迅：十三年来往的具体脉络
从1923年初次在北京相识，到1936年鲁迅在上海离世，两人的交往延续了整整十三年。
据公开出版的两人日记比照统计，记述两人来往共有213次，其中郁达夫访鲁迅127次，鲁迅回访4次；郁达夫来信27次，鲁迅回信21次；郁达夫邀鲁迅共饮6次，鲁迅邀郁达夫2次。
这组数字里，有几个地方耐人寻味。
郁达夫主动登门127次，鲁迅回访只有4次——这个落差，既与两人性格有关，也与鲁迅晚年的处境有关。
鲁迅在上海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房，行事本就低调，加之肺病日重，出门并不方便。
但他每次鲁迅邀郁达夫时，都是有确切原因的，不是走个形式。
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后，与郁达夫的往来更为密切。在上海，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是鲁迅家中的常客。
郁达夫用自己的话说，两人始终没有发生过冲突，原因一是同乡，二是所处时代、所看的书、所与交游的友人，都属同一类。
1928年6月，两人一同创办《奔流》月刊，这是当时进步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刊物。
郁达夫自称在《奔流》中是挂名，仅本人或邀人供点稿件，其余一切工作"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
这一点，在了解鲁迅处事方式的人看来并不意外。鲁迅做事的习惯，是认定了要做就自己上，不催别人，不等着别人来分担。
1932年10月，上海四马路聚丰园的一次饭局，留下了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记录。
那天郁达夫邀请鲁迅吃饭，同席有柳亚子夫妇等人。席间郁达夫打趣鲁迅，鲁迅听了哈哈大笑，连拿烟卷的手也因畅怀的笑而颤抖起来。
过了一周，即1932年10月1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下了著名的七律《自嘲》，其中有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写这首诗之前一周，这个鲁迅在饭桌上笑得手都抖了。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郁达夫得知消息时，正在福建南台一家饭馆里吃晚饭。
郁达夫起初未敢轻信，饭未吃完就离席，赶去报馆，看到中央社的电文，才相信鲁迅逝世，随即电报许广平，赶赴上海。
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在《文学》月刊上写了一段哀悼的话，文章题目是《怀鲁迅》。
郁达夫后来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这段话，在此后数十年里被反复引用，成为对鲁迅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评价。
【四】从郁飞的一句话说起：那个矮个子，到底有什么不同
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曾留下过一段关于父亲的评价。
郁飞曾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
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刻意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
郁飞对父亲的这段评价，放在他父亲那一代文人的圈子里去看，其实是一个相当公允的总结。
郁达夫爱国、热情、冲动，是那一代浪漫型文人的典型气质；而鲁迅，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模样——他同样矮，却不冲动，他做事的方式，是克制的、有计划的、长线的。
把郁飞这句"矮个子大多性子刚硬"放在鲁迅身上去比对，就会发现这里面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鲁迅的那股子"刚硬"，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的开头写道，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
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这是一个笑声明朗的人。
萧红还记载，有一次她去鲁迅家包饺子吃，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
这是一个朋友来了会让整层楼都充满笑声的人。
但同样是这个人，在1934年出版"奴隶丛书"的时候，明知道这套书稿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属于非法出版，依然自费在上海容光书局秘密印行。
帮萧红、萧军出书，帮叶紫出书，用的都是自己的钱，承担的是切实的风险。
1934年11月，萧红来到上海，给鲁迅写信，很快就得到了回应。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第一次见到鲁迅，萧红带去了自己创作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原稿，鲁迅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作了修改，随后将稿子交给黄源，打算发表。
1935年12月，《生死场》收入"奴隶丛书"自费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之撰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萧红一举成名。
这套"奴隶丛书"，由鲁迅与萧军、萧红、叶紫共同成立的"奴隶社"负责，为躲过审查，发行所设置在上海四马路的容光书局，出版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丰收》，每一本鲁迅都亲自写序。
三本书，三篇序，加上之前修改稿件花去的无数个深夜，都是鲁迅用时间和精力垫出来的。他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也没有要求任何回报。
鲁迅在内山书店的往来记录，同样充满了具体而细碎的人情痕迹。
内山书店在动荡的岁月中，为鲁迅代买书、收转信件、帮助会客，甚至在鲁迅遭到通缉的时候提供了避难的场所，鲁迅与内山完造之间的这段友谊，贯穿了他在上海整整十年的岁月。
这种人情，是真实的、长年的、相互的。
鲁迅的日记中记载，从1929年到1932年，他携家人去冰店吃冷饮的记录多达8次。
他对新奇事物有足够的兴趣，上海当时冷饮风行，鲁迅也一起去凑了这个热闹。
鲁迅在上海的月收入，因受聘为政府特约撰述员，再加上作品版税，约达724元，属于当时的中产阶级水平。
尽管收入不低，他的日常生活却相当接地气。他请客时大方，但自己的衣着常年如故，一件长衫穿到褪色都舍不得扔。
1934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大热，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
四十二元，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开销，但因为天热，他还是买了。
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记录，拼在一起，是一个具体的人，不是一个概念。
然而，在这些温度之外，这个看上去爱笑、爱甜食、会自己买电风扇的人，还有另外一幅面孔——那幅面孔，让他在史料里留下了那么多截然不同的评价，让有些人视他为最知心的友人，又让另一些人终身耿耿于怀。
而郁飞那句看似随意的评语，背后藏着的，正是那个几乎从未在外人面前松动过的东西——
鲁迅在那一年留给萧红、萧军、叶紫的不止是书序与出版机会，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许多年后被人反复引用："要看人家的缺点，不是看人家的好处，这才不至于上当。"
然而，当他自己一次次替年轻人的书稿冒险出版，一次次在深夜改稿、作序，却又是一副截然相反的姿态——这个反差，让后来所有想把鲁迅定义清楚的人，都无从下手。
这一刚硬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等到那个最关键的场景出现的时候，所有人才真正看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