襕衫：中国传统“学士服”的前世今生

来源：北京青年报

北朝 联珠对饮纹锦袍

（五代十国）周文矩《文苑图》 身穿襕袍的官员

（南宋）周季常 《应声观音图》局部 身穿襕衫的士人

江苏扬州西郊明墓出土 明代士人襕衫

随着毕业季的来临，校园里不仅弥漫着离别的气息，还悄然兴起了一股复古风潮——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穿上襕衫，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一段校园生活画上充满文化韵味的句号。

作为历史上士人学子的标志性服饰，其圆领大袖、下施横襕的形制，既象征着对古代“上衣下裳”礼制的恪守，也承载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学子们选择襕衫，不仅是为了视觉上的美感，更是为了在告别校园之际，通过服饰完成一次与传统文化的对话。

襕衫指的是上下通裁，衣身下摆处拼接一道横襕的长衣，而“襕”是衣身下摆拼接的横幅布料，也称“横襕”，是这款服饰最鲜明的标识。襕衫的形制脱胎于襕袍，而“衫”与“袍”亦有明确区分：衫为单层，宜于日常穿戴；袍则多为夹层或内填棉絮，适于御寒。宋、明两朝，二者在形制、面料、穿着人群以及使用场景上各有不同。本文将顺着历史脉络，从襕袍溯源说起，既梳理二者的发展流变，也辨析二者的区别。

北周

宇文护首将襕袍纳入官服体系

关于襕袍的起源，史料记载与学者论述历来众说纷纭。综合史料与今人观点，笔者较认同这一观点：襕袍雏形始于北朝，其后历经两次制度定型——北周宇文护首将其纳入官服体系，初唐马周再度厘定规制，并为其附会传统深衣的文化内涵。

唐初修撰的《隋书·礼仪志》记载：“保定四年（564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这一记载，亦被唐五代诸多史书沿袭采信。

宇文护为何要在袍服下摆增设横襕？实则是借服饰形制，附会华夏正统的深衣古制。深衣为华夏最古老的服饰形制之一，承袭上古上衣下裳之礼，虽作上下连属之裁，却仍保留上下分体的形制符号，以示恪守古礼、尊崇祖制。

宇文护在袍服之下加缀横襕，正是以一道横布象征下裳，既延续华夏衣冠正统，亦契合当时朝野推崇汉文化、政治上追复周礼的时代风气。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北朝袍服实物，圆领右衽，窄袖阔身，下摆处特意拼接布幅，且布面纹样走向与衣身截然有别，正是典籍所载的“横襕”。

古人选择横向拼接襕边，亦有实用考量：受古代织机布幅所限，横向裁接更省布料、合乎俭用之道。由此可见，无论文献史料，还是实物遗存，皆可佐证——襕袍至迟在北朝已然成型。

五代马缟的《中华古今注》记载：“侍中马周取深衣之造加襕衫，为庶人之礼见之表，至仕官皆服之。”后世史书多承袭此说，认定衫袍加襕之制定型于马周，以形制象征深衣古礼。

至初唐，衫、袍缀襕正式与深衣礼制绑定，定为士人常服、官员公服。自此，襕袍深度融入汉民族衣冠体系，历经岁月流转，形制与功用不断衍变。

隋唐

从交领到圆领

今人提及襕袍，多默认圆领样式，其实，隋代襕袍已有交领、圆领两式并行。隋开皇四年（584年）徐敏行墓壁画中，便绘有交领襕袍形象。墓主生活于南朝至隋代，壁画中仆从、车马仪仗所着袍服，下摆皆缀标志性横襕，是交领襕袍的真实写照。敦煌第389窟北壁男供养人画像里，亦多见圆领襕袍身影，足见隋代两式并存、各有沿袭。

彼时的襕袍，无论交领圆领，皆衣身紧窄，衣袖自肩至腕渐次收束，衣长及小腿。从传世图像可见，穿着者多为侍从、平民，形制简约合体、活动便捷，恰好适配日常劳作与出行所需。

《新唐书》记载：“是时（唐太宗时），士人以棠苎襕衫为上服，贵女功之始也……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衫，庶人服之……诏皆从之。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

据此可知，初唐之时，襕衫为士人上等礼服，襕袍为官员日常公服，且以服色划分官阶品级。而“袍”与“衫”亦有明确区分：袍多为夹层或内填棉絮，适于御寒；衫则为单层，宜于日常穿戴。

《旧唐书》亦有记述：“开元以来……臧获贱伍皆服襕衫”“开元中……奴婢服襕衫”。可见盛唐开元之后，襕衫打破身份壁垒，上至士人、下至庶民仆役皆可穿着；而襕袍仍为官员专属常服，始终承载着身份品级的标识意义。

初唐襕袍承袭隋制，圆领右衽，衣身、袖型及长短并无大变。入盛唐后，风气雍容开阔，襕袍形制亦随之舒展：袖口加宽为直袖样式，袖长垂落、衣身廓形放宽，下摆横襕加高，衣长延至脚踝。至晚唐五代，整体形制沿袭盛唐旧制，唯圆领之内常露出交领内衬，或是内衬形制不同，或是领围日渐宽松、内里衣缘自然外露，这一服饰细节的微妙转变，在传世名画《文苑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

两宋

从直袖到大袖

及至宋代，襕袍在承袭晚唐五代直袖样式的基础上，衍生出宽博大气的大袖形制。二式同为官员所用，直袖襕袍为日常常服，大袖襕袍则为朝堂公服，多在上朝理政之时穿着。

传世《八相图》中，可见名臣身穿直袖襕袍，简约端肃；《景德四图》里，朝堂官员一律身着大袖襕袍，圆领阔身，衣长及踝，衣袖宽大几欲垂地。宋代仍以服色定品级：四品以上着紫色，五、六品着绯色，七品以下着绿色。南宋赵伯澐（yún）墓曾出土一件实物圆领襕袍，袖宽达95厘米，与古画中大袖襕袍的疏阔气韵全然契合。

与此同时，宋代襕衫也规制成熟、定式完备。《宋史·舆服志》明确记载：“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褶裥（jiǎn），进士、国子生、州县生服之。”其形制以白细布裁制，圆领宽袖，下摆设横襕以象征下裳，腰间缀褶裥，为进士、国子监生及州县学子的专属服饰。

除日常穿戴外，襕衫亦是宋代士人重要礼服，凡冠礼、婚礼、祭祀等庄重场合皆可着用。《朱子家礼·冠礼》载，男子冠礼行“三加”之仪，依次穿戴深衣、皂衫、公服或襕衫，足见襕衫的正统礼服地位。而依《朱子家礼·通礼》所载，士人赴婚宴作宾客之礼，有官者着幞头、公服、革带皂靴；进士则着幞头、襕衫、系绦带，襕衫俨然成为古代文人出席正式场合的“正装”。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代襕衫与襕袍的更迭，藏着读书人一生追求的身份跃迁。时人谓登科有五重荣耀，其中两项皆显于衣冠：便是“布衣而入，绿袍而出”与御宴簪花。所谓“布衣”，是未登功名时所着的白襕衫；一朝及第，便换上官家所赐绿色襕袍。于是，“脱白挂绿”便成了万千书生十年寒窗、求取功名的终极期许。

形制转变与身份标识

延至明代，襕袍与襕衫皆迎来形制上的重大变革，风貌与唐、宋已然不同。

明代襕袍多作官员吉服，用料考究，常以织金缎、提花缎等华贵面料裁制，凡时令节庆、寿诞筵宴、婚嫁吉礼等喜庆场合，皆可穿戴。其最大变化在于“襕”的位置：不再缀于衣身最底端，而是移至膝部，且横襕之上多饰精美纹样，世人称“膝襕”。彼时这类襕袍亦不拘性别，女子在婚嫁、赴宴等正式吉庆场合，同样可着襕袍为礼服。

明代襕衫依旧沿用不衰，明初形制多承袭宋制，以素色简约为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厘定衣冠规制，借服饰强化士人身份标识：明令襕衫定为生员（秀才）专属礼服，民间百姓不得随意僭用。彼时襕衫以玉色布绢缝制，宽袖镶黑边，束黑色绦带，配软巾垂带。至明中后期，襕衫渐改为深蓝色，配儒巾，衣缘仍镶黑边，世人亦俗称“蓝衫”。

形制上，明式襕衫与宋制差异显著：衣身两侧开衩，且缀有外摆，气韵更为飘逸。部分明式襕衫索性取消传统横襕，以宽阔底边替代其礼制象征，形制虽改，襕衫之名与文人衣冠的内涵依旧传承不变。

纵观襕袍千年缘起与流变，既可窥见古人敬古循礼、恪守衣冠祖制的文化本心，亦能梳理出中华服制演变的清晰脉络：在相对稳固的礼制框架之下，服饰形制、穿着场景、适用人群代代衍化，而服色、面料、纹样之间，更处处流露着每个时代独有的审美意趣与人文风骨。

文/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