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赵朴初写了首诗被人送到毛主席手里，主席看后拍手叫好

1963年赵朴初写诗，作品辗转送到毛主席手中，主席赞叹不已拍手称赞！

1962年11月的电波里，伦敦和纽约的评论员轮番指摘中国对邻国“咄咄逼人”。弄堂深处，赵朴初合上收音机，手里的排笔还沾着墨迹。这位自幼持斋的书生，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上海滩枪林弹雨里的难民，心底那股想为国家说句话的冲动又被点燃。

世人熟悉他温和的笑容，却少有人记得他当年在淞沪炮声中跑遍法租界、虹口和闸北。1937年，上海沦陷，他与几位僧侣把寺庙改成救护站，临时草席上一夜要躺进上百名伤员。大戏院、仓库、废弃洋房，被他们刷白墙壁、铺上稻草，竟连开了五十多个难民所。有人估算，那一年大约五十万人次在这些地方躲过战火。来的人中，不少青壮年后来被他悄悄送往江南水网——那是新四军的招募地。救济，转眼就成了输送抗日血液的暗渠。

这样的举动自然刺痛了日伪和汪伪的视线，巡捕房两度请他“喝茶”，又不敢深究。“我是和尚，只管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他微笑着答。监视更紧了，他的脚步却没慢下来。甚至在1938年的大轰炸后，他还筹钱成立孤儿教养院，三千孩童因此有了饭吃书读。多年以后，统计表上，这些孩子里近半数投身军政、医疗与教育系统，成为各地紧缺的骨干。

1949年秋，他第一次踏进北平中南海的怀仁堂。开会那天，餐桌上出人意料地摆着一盆热腾腾的素什锦。服务员小声说：“周总理叮嘱的，赵先生吃素。”这句体贴把他惊了一下，却也预示着另一场考验——从此，他不再只是自办慈善的居士，而是要在全国政协里为新政权出谋划策。次年，他又被推上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席位，手里捧起的已不仅是佛经，还有国家的统一战线文件。

1953年春，全国掀起“三反”风暴。有人担心，赵朴初经手的赈灾款会不会出问题，连夜翻账本。三层审计小组接力查了半月，最后在厚厚账册封底写下一行字：分毫无差。周恩来听完汇报，只留下一句：“账目清，心也清。”此后，政府与佛教界一来一往的信任，更坚实了。

国际舞台却日渐喧闹。1963年11月，一颗子弹在达拉斯带走肯尼迪，接着是尼赫鲁谢世、赫鲁晓夫下台。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换了脸。赵朴初感到，若不有人替百姓说点儿什么，舆论就要被一边倒的噪音占满。于是，一口气写下三首讽喻体诗，标题都用了同一个“尼”字，既指人物，又巧妙影射“哭述”。诗稿递到北京时，中南海正灯火通明。

“主席，赵朴初的新作。”姚溱轻声提醒。

“哪位朴初？”毛泽东抬头。

“佛教界的那位。”

“哦？拿来看看。”

片刻后，他放声一笑，连击三掌，“妙，写尽世态！”

1965年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这三首短诗，标题旁边是毛主席遒劲的题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僧舍里与报社大楼前同时回荡着朗读声。海外记者不解：一个吃素的佛教领袖，为何能让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此称赞？答案其实早在他数十年的行迹中。

同年，他受命出访斯里兰卡、泰国等国，携带鎏金药师佛像，拜访长老、学者与政府要员。有意思的是，谈判桌外，他更愿意站在寺院钟楼，亲手敲出八下钟声——“这是提醒大家，和平得来不易。”当时的外交渠道并不宽，宗教友好往来成为少数可以发声的窗口，中国社会对外发出的包容信号，就是通过这样一口钟传到海外。

节俭的个人习惯从未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他常穿一双前后打了补丁的黑布鞋。“走路要稳，鞋子新旧无关。”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一笑了事。1993年，海外僧团赠他几十万元“和平奖”，支票还没捂热便被他转进赈灾账户。到世纪之交辞世时，账本显示，他陆续捐出的款物已逾二百五十万元，全数流向救助和文化交流项目。

有人统计，他这一生开过的正式会有几千场，写下的诗文逾三百万字，却从未领过一分钱稿酬。若把时间拉回到1963年那间灯火通明的书房，就会明白毛主席当时的三声掌声不仅是为几首讽刺诗，更是在为一种始终如一的担当鼓掌——乱世里救人，盛世中联络四方，这份定力与分寸感，足够成为后来者端详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