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常香玉"词条、《常香玉传》（王亚勤著）、《豫剧志》、《中国戏曲志·河南卷》、人民日报及新华社历史报道、党史频道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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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的北京，春意已经来了，空气里还带着一丝北方特有的干燥。
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正在进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举办的大规模戏曲汇演，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盖叫天，这些名字在戏曲界如雷贯耳，此刻全都汇聚在了北京。
演出的场地里坐满了来自各界的观众，气氛庄重而热烈。
那天的演出节目里，有一出豫剧《拷红》，主演是一个来自河南的女人。
她走上台，理了理戏服，开口唱了第一句。
台下安静了，那种安静是一种被吸住的安静，不是礼貌，是真的被那副嗓子钉在了原地。
一出戏唱下来，伟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台上，握住了她的手，说了几句话。
在场的人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接见她时的第一句话，以及周恩来等人在此后多个场合对她发出的评价。
那些话从各自不同的方向传出来，汇成了一个清晰的形象——一个让那个年代里最重要的一批人物都停下来、抬起眼睛重新打量的女人的形象。
这个女人叫常香玉。
1923年9月15日，她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南河渡镇董沟村，本名张妙玲，父亲是一名走台讨生活的豫剧艺人。
她9岁开始学戏，10岁登台，13岁在开封已经小有名气。
她创立了豫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常派"唱腔流派，代表作《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白蛇传》至今仍在豫剧舞台上被反复演出。
在朝鲜战争期间，她带领香玉剧社59名演职人员，从西安出发，辗转开封、新乡、郑州、武汉、广州、长沙六座城市，历时半年，义演170余场，将演出所得的全部收入加上卖掉的汽车和首饰所得，共筹集旧人民币15亿2000万余元，换来了一架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飞上了朝鲜战场的天空。
这是一个从巩县的窑洞里出发的女人，用几十年的时间一步一步走到那个时代历史舞台中央的故事。
【一】从窑洞里出发
常香玉出生的那个地方，今天叫巩义市。在她出生的1923年，那里叫巩县。
县城东南方向，沿黄河南岸往嵩山方向走，拐过南河渡，再绕进一条山沟里，就是董沟村。
这一带的地貌是典型的豫西丘陵，黄土坡连着黄土坡，山坡上到处是挖进土里的窑洞，一口口窑洞里住着一户户普通农家。
常香玉就出生在其中一口窑洞里，窑洞外头是院子，院子里有一口古井，两棵千年古槐。
她父亲名叫张福仙，是巩县一带唱豫剧的民间艺人，走的是豫西调的路子，在当地有一些名气。
那时候，在戏班讨生活的人，社会地位相当低下，被人叫做"戏子"，有些地方甚至有明文规定，不允许"戏子"出身的人抬头做人。
张福仙带着家人，跟着戏班东奔西走，今天在这个村口搭台唱戏，明天换个地方赶场，风里来雨里去，一家人的生计全靠这副嗓子撑着。
常香玉在家里排行第三，本名张妙玲。
按当时穷人家的惯例，女孩长到七八岁，父母便开始张罗童养媳的事，把女儿嫁出去，从此命运交付给了另一家。
张妙玲的几个姑母，走的全是这条路，有被婆家虐待的，有年纪轻轻就没了的，没有一个过得舒坦。
9岁那年，张妙玲的大姑赶来说媒，要给她找一户人家当童养媳。父亲张福仙没有顺这个意。
他变卖了家里仅剩的一口窑洞，把钱攒在手里，把女儿送进了戏班，让她学戏。
在旁人眼里，让女儿去做个"戏子"，未必比当童养媳体面多少，可张福仙心里有自己的打算——至少，这条路是女儿自己走出来的。
跟着父亲系统学戏，是从1932年前后开始的。
豫剧对演员嗓音条件的要求，是第一道也是最高的门槛。
高音要亮、要有穿透力，低音要厚、要稳，换气要无声无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要清晰地送到台下最远处的观众耳里。
光凭天分，过不了这道门槛，必须靠日积月累的苦练才能把嗓音磨成可用的状态。
张妙玲的嗓音条件在同龄学艺者里是出众的。
音域宽广，高音区亮而穿透，低音区厚而稳实，中音区过渡平滑不留断层。
这些是上天给她的资本。但父亲张福仙从来没有让她把天分当成偷懒的理由。
每天压腿、踢腿、走台步、拉嗓子、吊嗓音，这些功课一项不能少；做不到位就重来，没有例外，没有情面。
戏班的生活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台上的时间是演出，台下的时间是练功，没有闲着的空档。
在学艺期间，"常香玉"这个艺名出现了。
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相关资料里有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一说是她家族里有人觉得女孩唱戏有损颜面，要求她改名与家族切割；另一说是她的义父，一位姓常的开封商人，极为喜爱戏曲，尤其痴迷戏曲里的"项羽"人物，便将她的名字改为谐音"香玉"，再冠上义父的"常"姓，"常香玉"三个字由此而来。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实，从那时起，"张妙玲"这个名字退出了历史，一个日后响遍全国的名字，登上了它的舞台。
10岁，常香玉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
头几年的演出场合是乡间庙会和集市，台下坐的是普通农民，没有正式的剧场，没有固定的舞台灯光，演出条件随地而变。
这样的环境，磨出了一种旁人学不到的舞台适应力，无论台下什么样，台上的状态都必须稳住。
13岁，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在这座当时的河南省会城市，她的名字第一次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被人知晓。
【二】开封到西安，常派的形成
1935年前后，常香玉在开封站稳了脚跟，开始了一段对她整个艺术生涯都至关重要的学艺岁月。
开封是当时河南的文化中心，豫剧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市场基础：固定的演出剧场、成规模的观众群体、来自各路的名角轮番演出，彼此切磋。
相比乡间庙会，开封的舞台对演员的要求高出不止一个量级，观众眼光挑剔，捧场和喝倒彩都来得直接。
在开封期间，常香玉先后拜豫剧名家翟燕身和周海水为师。
翟燕身在基础功底的规范上积累深厚，路子扎实；周海水则在舞台经验上独到，对如何在演出中调动台下观众、如何把握整场演出的节奏，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两位老师的教导方向不同，合在一起，给常香玉的演唱体系奠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技术框架。
在跟随两位老师系统学艺的同时，常香玉没有把视野局限在豫剧范围内。
父亲张福仙每次听说哪里有好的戏班来演出，无论什么剧种，都带着她去看。
她这样接触了京剧的程式规范和行腔技巧，研习了曲剧、河南坠子等曲艺形式的演唱方法，把各种不同风格的技法有意识地吸收进来，为自己日后的唱腔风格积累材料。
这种跨剧种学习的方式，在当时的豫剧演员里并不普遍，也正是这份积累，成为她此后建立常派的重要基础。
1936年，开封的豫声剧院迎来了一场在豫剧史上颇具纪念意义的演出。
常香玉、陈素真、司凤英三人轮番挂牌演出，各展所长。
陈素真当时已是名满河南的"豫剧皇后"，在中老年戏迷群体里积累了极高的声望；司凤英以旦角著称，风格独特；常香玉那年十三四岁，是三人中年纪最轻的，凭借出众的嗓音条件和扎实的功底，与两位前辈同台，毫不逊色。
行内人将她们三人并称"豫剧三鼎甲"，这是常香玉在业界正式站稳脚跟的标志。
在开封的演出岁月里，常香玉的唱腔风格开始走向成熟。
她以豫西调为根基，有意识地融入了豫东调的婉转，借鉴京剧的程式规整，将不同风格的特点有机结合，让自己的演唱既保留了豫西调的刚劲苍凉，又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变化和情感张力。
这套日渐成型的演唱风格，在豫剧界逐渐有了自己的名字——常派。
常派唱腔有几个清晰的辨识特征：吐字准确清晰，无论台下噪音多大，每个字送出去都能落到观众耳里；行腔流畅连贯，高低起伏过渡自然，换气痕迹不着痕迹；声腔变化层次分明，喜怒哀乐各有对应的音色处理；表演形体与声腔高度统一，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都服务于人物而不只是技术展示。
这套风格在当时的豫剧界自成一格，开始吸引越来越多戏迷的追捧。
1942年，常香玉带着剧社来到西安，此后在这里扎根多年。
西安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文化城市，演出市场成熟，剧场条件完善，观众群体稳定，舞台条件比豫西各地完备得多。
常香玉在西安以自己的艺名组建了香玉剧社，以独立班主的身份全权主持运营，这是她第一次完全独立地打理一个剧社。
从剧目选择、演员调配，到演出宣传、票房核算，所有环节一并处理，这段经历积累了她日后组织大型演出活动所需要的实际管理经验。
1942年河南发生严重旱灾与蝗灾，加之战乱，数以百万计的河南百姓流离失所，大批灾民辗转逃难到陕西。
常香玉联合当地河南同乡会，在剧社驻扎的地方开设"难民营"收容灾民，举行义演将所得收入用于购粮舍粥。
这是她参与公益义演留下记录的最早一次，也是她后来多次大规模义演行动的起点。
1945年4月28日，常香玉与剧本创作者陈宪章正式公开了两人的关系。
陈宪章是一名在戏剧创作领域有深厚积累的文艺工作者，他此后长期协助常香玉处理剧社事务，参与剧目整理和剧本创作。
他们共同整理改编的豫剧《花木兰》，在此后参加的全国戏曲汇演中获得了演出奖项，成为常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
在香玉剧社的日常演出中，常香玉逐步形成了一套演出制度——"三三三制"：三个月在农村演出，三个月在工矿演出，三个月在部队演出，为最基层的观众服务。
这套制度在剧社中长期坚持，是豫剧从地方剧种逐渐走向全国性影响的内在推动力之一。
【三】义演万里，一架战机的重量
1951年6月的一天，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了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轮番轰炸，一线将士伤亡惨重，处境极为艰苦。
那一夜，她整整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她把想法说给了丈夫陈宪章：以香玉剧社的名义，义演募捐，将演出所得的全部收入用于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
这个想法在剧社内部很快传开。
当时，一架苏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折合旧人民币约15亿元，是一个普通家庭几辈子都积累不了的数字。
有人算了一笔账，按香玉剧社的演出标价，就算场场爆满、演职员分文不取，也至少需要唱200场以上。
常香玉没有退缩。
为了筹足启动义演所需的资金，她把剧社名下的运输卡车卖掉——这辆卡车是巡回演出时运载布景箱的，是剧社家当里最值钱的物件；又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首饰悉数变卖，金戒指取下来，其他的一并处理，加上多年的个人积蓄，全部充入义演基金。
与此同时，她把3个年幼的孩子送进了托儿所，交托儿所代为照管，轻装上阵。
据剧社学员韩玉生后来回忆，剧社内部的动员也相当主动，有人自发捐款，有老师提出主动减薪，有人为了出去义演不给观众留下坏印象，趁着这次机会把多年的烟戒了。
这场义演，得到了地方各界的积极支持。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获悉这件事后，专门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名工作人员，协助香玉剧社处理义演的具体事务；西北局宣传部通知剧社做好内部动员，提供组织层面的协助。
地方报纸和广播在义演启动前便开始了持续的宣传报道，"捐机义演"的黑白海报贴满了城市里大街小巷的墙头，每张海报上都印着常香玉的照片和演出剧目。
习仲勋后来在办公室亲切接见了常香玉和陈宪章夫妇，称赞她的义举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并对她主演的《花木兰》和《拷红》给予了具体的点评，说她唱腔好听、吐字清晰，不用看字幕就能听明白。
1951年8月7日，义演正式从西安出发。59名演职人员全程随行，公开宣示：义演期间所有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不取分文。
从西安出发后，剧社按预定路线东进南下，先到开封，再到新乡、郑州，随后南下武汉、广州、长沙，先后在六座城市展开演出。
演出场地有固定剧场，也有临时搭建的简易台子，条件因地而异，但无论到哪里，只要台子搭好，演出照常进行。
在义演期间，各地观众的反应相当热烈。
"捐机义演"这件事本身在那个年代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加上常香玉的演出水准有口皆碑，到哪一站都是场场座无虚席。
地方报纸和电台持续跟进报道，消息从一座城市扩散到另一座城市，常香玉的名字随着这些报道不断传播。
这半年里，常香玉作为核心演员承担了绝大多数场次的主角演出，保持着高频率、高强度的上台状态。
长途赶路之后直接上台，演完之后稍作休整再赶路，如此循环往复。
那段时间里，她的体重明显减轻，嗓音经历了反复的消耗与恢复，演职员们也一个个在台上支撑着，没有人提出散伙。
1952年3月4日，常香玉率香玉剧社完成最后一场演出，回到西安。
义演总收入加上此前变卖资产所得，最终汇总为旧人民币15亿2000万余元，完成了购置一架战斗机的资金目标。
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和西北文联为这场义演专门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代表到西安访问时也出席了大会，在致辞中对常香玉的义举给予了公开肯定。
这架战斗机被正式移交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命名为"常香玉号"，参与了朝鲜战争期间的空中作战行动。
国内多家主流报纸和通讯社相继发出专题报道，"常香玉"这三个字，随着那架战机的名字，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开去。
"常香玉号"飞上朝鲜战场天空的消息传遍全国，这件事的影响没有随着义演的结束而停止，而是把她的名字推向了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
1952年4月，北京，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开幕，梅兰芳、程砚秋等一批戏曲界重量级人物悉数在场。
常香玉带着《花木兰》和《拷红》，登上了这个舞台。
没有人知道，那几天的北京会留下哪些被记录进史册的瞬间——没有人知道，等到伟人走上台，等到彭德怀在接见她时开口，等到那些评价一字一句落成文字，人们才恍然意识到。
然而，这个从河南窑洞里走出来的女人，在那些人心里留下的分量，远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