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农学家耿荫楼：用“偏爱”之法，瘠土变膏腴，比古人增产十倍

耿荫楼：一卷农书 半生田垄

文/张梅英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灵寿城被攻破。

清军的铁蹄踏过城墙，全城弥漫火光与哭声，百姓四处逃散。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没有逃，他与儿子耿参手执兵刃，丝毫没有退缩，城陷之后，二人奋力杀敌被围后相继自刎而亡。《明史·列传》记载：“城破，偕子参并死之。赠光禄少卿。”这个老人叫耿荫楼。

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灵寿农家子弟耿荫楼高中进士，这一年他大约三十岁出头，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朝廷派他去了山东临淄，从此踏上仕途。

临淄曾是齐国故都，到了明代早已褪去昔日的王气，成为一座普通的北方县城。耿荫楼到任不久，便遇上一场大旱。庄稼枯死，百姓断炊，哀鸿遍野。他没有坐在衙门里发公文，而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震惊的事——穿上囚服，哭于坛前，在烈日下跪拜求雨。《明史》记下了那一刻：“雨立澍，摄寿光，祷雨如临淄。”雨真得来了。但耿荫楼知道，求雨救得了急，却救不了穷。庄稼人靠天吃饭，但不能只靠天。

于是，耿荫楼身着便装，一次次走在临淄的田埂上。他蹲在地头跟老农聊天，看他们怎么耕地、怎么下种、怎么施肥。看得多了，他发现一个问题：这里的农民种地太马虎，种子撒下去就不管了，地越种越薄，粮越收越少。这不是他们懒，是没人教过他们更好的种田法子。

为此，耿荫楼设计了一种农作法。他指导全县农民把耕种的农田分为五份，其中四份田亩正常耕种，一份田亩“加倍相亲厚”，精耕细作，重点管理——多耕一遍，多耙一遍，多浇一次水，多上一遍粪。若遇灾年，可以舍弃其他四份普通田，集中全力保住这一份。这份重点关注的田地每年轮换一次，五年轮下来，所有的地都能变成肥田。因每年对其中一份偏爱偏重，好象分外亲昵，故称“亲田”。

“亲田”法并非耿荫楼凭空想出来，他在家乡灵寿就见过类似的做法，之后又翻看了古人的农书，从汉代的“代田法”“区田法”里找依据，然后在自己的治下进行反复试验，有了成效才大面积推广。这种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突出重点、以少胜多的方法，大大促进了当时临淄农业的发展，使得明末清初的临淄物阜民丰，百姓富足。而“亲田法”的精耕细作，也成为古代北方旱地扭转“广种收微”的有效措施，在明朝农业集约化发展中具有开创意义。

崇祯二年（1629年）前后，耿荫楼把多年积累的农事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国脉民天》。这四个字，分量极重。在他看来，农业不是寻常杂事，而是国家的命脉、百姓的天。全书不过三千余字，却涵盖了选种、施肥、中耕、治旱、除虫、备荒等方方面面。篇幅虽短，字字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对于“亲田法”，《国脉民天》里写得很实在：“试有成效。”就这四个字，没有丝毫夸大。

书中记载的“养种之法”尤为精妙。耿荫楼主张，种子必须“颗颗粒粒仔细拣”，专挑那些肥实光滑的做种。第一年种下去，从收成中再挑最好的做种，连续三年，“则谷大如黍矣”。这种“三年三番”的粒选法，是人工选择原理在明代农书中的较早阐述，比欧洲同类记载早了近两百年。他还发现，用雪水浸种，反复五六次，种子更加耐旱。这些经验，今天看来依然科学。

“农家唯粪最要紧，亦唯粪最难得。”为了解决肥料不足问题，耿荫楼还教农民，把人畜粪尿及烂草、糠皮、豆渣等能沤肥的物品全部用上，还指导农民烧土积肥：把土块砌成窑形，里面烧柴草，烧红了碾碎，拌上粪肥再用。这法子，搁在今天叫土法制钾肥。

之后，耿荫楼因平贼有功，升任兵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崇祯十年（1637年），他官至户部侍郎，驻池州督办军饷。但受杨嗣昌讨贼失败牵连被贬秩，索性辞官归乡。回乡不过一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攻陷灵寿，耿荫楼与儿子耿参一起，忠烈而死。

《国脉民天》成书后，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代代流传。清道光年间被收入《丰豫庄本书》，改名《耿嵩阳先生种田法》；光绪四年（1878年），赵梦龄校刊本收入《区种五种》；1955年，财政经济出版社将其再次出版。如今，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刻本。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卷，在讲述明清精耕细作时，专门提到耿荫楼的亲田法，称其“综合了区田法和代田法的某些特点，在大块土地中选出小块进行人力和物力的倾斜投资”。农史学者王永厚更将《国脉民天》列为明代九大农书之一，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朱橚的《救荒本草》并称。

如今380多年过去，耿荫楼的名字或许只在县志和农学论文中出现。他依然被人记得，不是因为侍郎头衔，而是他留下的那本三千字的《国脉民天》，这一卷农书，一套亲田法，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农业。也正是这本书，让他在中国农学史的长河里，成为一座绕不过去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