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我辞掉了在东莞电子厂的工作,跟着老乡张德明一起去越南。
张德明比我大三岁,早我半年过去,在越南北宁省一家中资手机配件厂当生产主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兄弟,这边缺人,你过来干,管吃管住,工资比国内少不了多少,关键是这边消费低,攒得下钱。"
我那时候三十二岁,在东莞干了八年,每个月到手六千多,房租水电吃饭一扣,剩不下两千块。
老家的房贷还挂着,我妈身体也不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听张德明这么一说,我心动了。
到河内内排机场那天是下午三点,一出航站楼,热浪直接把我拍懵了。张德明骑着一辆破旧的本田摩托来接我,后座绑着一个塑料凳子。他笑着说:"先凑合坐,这边出门全靠摩托,你过两天也得买一辆。"
从机场到北宁省的工业区,四十多公里路,我坐在那个塑料凳子上颠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全是摩托车,密密麻麻的,像蚂蚁搬家一样。红绿灯前面,摩托车挤成一团,见缝插针地往前钻。我紧紧抓着张德明的腰,心想这地方也太野了。
到了厂区宿舍,张德明帮我安顿下来。宿舍条件一般,四人间,有空调有热水,比国内一些工厂的宿舍稍微强点。当晚他带我去厂门口的大排档吃饭,两碗河粉加四瓶啤酒,折合人民币不到二十块。
第二天我就去厂里报到了。那家厂子有两千多人,百分之九十是越南本地工人,中国人大概有三四十个,都是管理层或者技术岗。我的岗位是品质组长,管着一条线上六十多个越南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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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给每个中国管理人员配了一个越南翻译,我的翻译叫阿芳,是个二十五六岁的越南姑娘,在河内上过大学,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但基本能沟通。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发工资那天。
那是我到越南的第三周,月底,越南工人发工资。阿芳告诉我,她们线上普通女工的底薪是五百五十万越南盾。我一听这数字,脑子嗡了一下,赶紧换算——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千四百块。
"就这么多?"我问阿芳。
阿芳点点头说:"加上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七八百万盾,差不多两千块人民币。算好的了,很多工厂还没这么多。"
两千块人民币一个月。我想起自己在东莞流水线上的日子,虽然也辛苦,但好歹六千多。这些越南姑娘干的活跟国内工人没什么区别,一天站十个小时,眼睛盯着那些细小的零件,拿的钱却只有国内的三分之一。
发工资那天下午,我站在厂门口抽烟,看见女工们三三两两地骑着摩托车离开。她们的摩托车大多是本田或者雅马哈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档车型,但也不便宜。阿芳后来告诉我,一辆普通的本田Wave在越南卖两千多万盾,相当于人民币六千块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月薪两千块的女工,骑着相当于她三个月工资的摩托车上下班。
"她们怎么买得起?"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