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互等待”到“协同创新”，科创金融如何滴灌创新产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林典驰 深圳报道

“如果没有资本和金融的支持，我们是很难能够走到今天的。”

在2026大湾区创新经济大会的圆桌论坛上，深圳市晋百慧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浩洋的开场白，道出了一家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穿越周期的艰辛。作为2011年深圳市“孔雀计划”首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于浩洋2013年回国创立晋百慧生物，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基础，专注于肿瘤分子诊断试剂及早筛产品开发。其首款产品——基于粪便样本的无痛无创大肠癌筛查试剂，从研发到获批上市，整整用了6到7年时间。

“国外出一个创新药，10年时间，10亿美元的投入，10%的成功率。”曾在德国拜耳制药任职的于浩洋，对创新药研发的长周期、高投入、低成功率有着切身体会。他坦言，回国创业后深感“创新要逢其时”，而资金与融资能力，往往决定了创新企业能否挺过漫长的研发与临床验证期。

如今，晋百慧生物已走出“创业前段”：产品获批、荣获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纳入广东省医保目录。这意味着，这款创新产品真正完成了从研发、临床研究、产业化到市场准入的闭环。但于浩洋的焦虑并未消散——“现在就开始要做市场了，我们需要更长期的耐心资本的支持”，以便将已进医保的优质产品尽快转化为现金流，惠及更多患者。

于浩洋的经历，折射出中国科创企业典型的成长曲线：前期技术沉淀漫长而孤独，后期市场爆发却需要更猛烈的资本助推。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角色不仅是“输血”，更是与企业共同穿越“死亡之谷”的同行者。据其透露，晋百慧生物已成为华润银行的客户，“非常感谢这些金融机构、银行端，包括华润银行对我们企业一路以来的支持和帮助”。

银行的“产业合伙人”转型

面对科创企业的融资诉求，传统银行信贷模式正经历深刻重构。广东华润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助理陶欢在论坛上透露，2025年，华润银行深圳分行累计拜访了超3000家科创企业。在这些密集走访中，银行发现超过30%的企业痛点高度集中于两个维度：一是技术如何跨越市场化的鸿沟，二是高速成长中的内部管理短板。

“科创企业的技术是很牛的，但是技术怎么能让市场看得见，又用得了？技术是怎么成为产品的？产品是怎么成为有盈利性的，而这个盈利性的订单如何持续获取？”陶欢抛出一连串的发问。

一旦跨过这道鸿沟，企业往往迎来爆发式增长，但内部的财务管理、现金流规划、税务咨询、法务合规乃至扩张节奏，又能否同步跟上？

基于这两个痛点，华润银行尝试构建了一套“科创力”评价模型，从技术先进性、研发持续性、人才结构、成果转化服务能力等四个维度，重构信贷判断标准。与此同时，银行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在迭代，从华润自身的角度来看，发挥“产业银行”的特色，尊重产业的发展规律，敬畏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

“我们不仅仅是提供资金，也不仅仅是进行信用额度上的叠加。我们应该是产业的合伙人。”

陶欢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理念的落地路径：华润银行依托“润创港湾”产业服务矩阵，从生产、销售、订单、管理等全流程陪伴企业成长。更具突破性的是，银行正尝试打破“相互等待”的僵局。

破局之道，在于银行先往前面迈一步。陶欢透露，华润银行深圳分行2025年投下的信贷资金中，有创投机构参与A轮和B轮覆盖的比例近70%。银行甚至通过股东查询，优先筛选创投机构投过的企业，着重研究企业成长历程。

此外，依托华润集团、中国电子、南方电网等股东资源，华润银行还计划推出“走进链主”活动，将科创企业直接对接到产业链主的采购部门面前，从资金提供者到产业合伙人，从信用中介到生态连接者，银行的角色进化，正在重新定义科创金融的服务边界。

在“大胆”与“耐心”中重塑风险定价能力

如果说银行是科创企业成长期的重要支持者，那么创投机构则是更早触达初创企业的“探路者”。在AI时代颠覆传统企业创新过程的背景下，创投如何评判初创企业的资金需求与价值？同创伟业董事总经理陈悦林和云创投创始人、董事长李嘉，分别从“大胆资本”与“重度服务”两个维度给出了答案。

陈悦林观察到，国内创业范式已从商业模式创新转向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创业范式，技术创新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海外归国高端人才。“有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在非常早期的情况下就做出我们的押注，这就是大胆资本的定义。”

大胆资本的底气，源于专业化深耕。同创伟业在生物医药领域配置了十余人专业团队，芯片半导体、AI、材料等前沿赛道亦有人持续跟踪。陈悦林表示，敢于在早期对技术发展趋势做出判断，进行押注。但大胆不等于冒进，选择了之后，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能不能陪企业走出来，这才是耐心资本的真谛。

陈悦林分享了一个典型案例：深圳一家3D打印企业，同创伟业2018年投资后发展一直不顺，但团队选择持续陪伴。2025年，该企业推出一款全新产品需要众筹资金，同创伟业在2019年投资的基础上又领投了新一轮，助其成功落地众筹。

与国资背景深厚的同创伟业不同，云创投是一家扎根南山18年的市场化早期投资机构，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李嘉坦言，早期项目的死亡率极高，但云创投的投资死亡率不到5%，秘诀在于“重度服务”。

“我们所有的合伙人都是高级技术经理人和创业者一起在创业。”李嘉描述了一种“投后共生”的模式：补技术短板、带产业资源、输管理经验、搭商业模式，资本在和创业者一起创业，这样才能敢投资。云创投旗下还运营着国家级孵化器，将被投企业聚集在物理空间高频常态重度服务。

这种“重度服务”不仅降低了早期死亡率，还成为撬动银行资源的杠杆。李嘉透露，云创投采取“投和贷，而不是贷和投”的策略，吸引银行机构跟着往前走。一个典型案例是，云创投曾帮助一家芯片企业打破常规获得500万元信贷支持，两年内该企业估值翻了20倍，后续融资时最初放贷的银行已将授信额度提升至两三千万元。

“社会创新繁荣是由无数普通的人创造的”

圆桌论坛的尾声，嘉宾们不约而同地将话题引向一个更高维度的命题：科创金融不是单一机构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协同的生态共建。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智库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本力指出，中国金融业正经历深刻转型，资金重心已从传统的房地产行业，转向服务更具科技含量但也伴随更高风险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凭借其在风险评估与价值发现上的专业优势，成为了连接资本与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

于浩洋则从企业视角提出了资本化前夜的期待：晋百慧生物正处于Pro-IPO阶段，计划通过融资完成资本化，独立IPO还是反向收购都是资本化的可行路径。他特别提及香港18A上市规则对非盈利生物医药企业的包容性。

陈悦林强调了创投机构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服务”的价值。同创伟业管理的资金中，大量来自地方政府，“帮各地方政府做产业的培育”。他举例称，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多家企业赴中山设厂，“单单其个人经手的项目就给中山市贡献了两家深圳企业，在中山当地投资建设规模达20亿元~30亿元。从政策解读、区域选址到深度对接，创投机构正在扮演产业迁移与区域协同的“超级联系人”。

然而，投贷联动的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陈悦林直言，银行的评价体系跟创投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特别是在早期阶段，银行的产品同质化，如何为企业解决问题，才是合作的根本。

陶欢则回应，当中的破局之道便是银行往前多走一步，发挥主观能动性，打破中间的信息屏障。银行必须拿出服务态度，“不是我有什么，你就得用什么，而是你需要什么，我们创造什么。”

论坛最后，本力认为，化解当前科创金融的痛点，需要从分工角度去理解，并引用5月15日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的观点作结：社会的创新繁荣并非少数精英酿就，而是由无数普通的人创造的。在这一视角下，每个机构、分工，无论大小，都是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体。尊重每一个专业，尊重每一个创造者，或许正是大湾区科创金融从“相互等待”走向“协同创新”的终极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