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许二凤：《洛学编》探析

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并因其“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者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逐步形成了洛学，成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学派之一。《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和讨论洛学历史和学术源流的著作，由清初理学名臣汤斌奉师命编修而成，是继朱熹《伊洛渊源录》和冯从吾《关学编》等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学术史性质的著作。这部著作通过传记的形式，清晰的记录了洛学在中州的承续脉络及发展轨迹，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洛学编》的编纂

（一）《洛学编》编撰的历史背景

清初，学术史的编修至为繁盛，佳作不断，不但数量空前，而且规制宏大。据笔者粗略统计，计有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熊锡履的《学统》、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范镐鼎的《理学备考》、张夏的《洛闽源流录》、窦克勤的《理学正宗》、耿介的《中州道学编》、汤斌的《洛学编》、魏一鳌的《北学编》、张伯行的《道统录》、钱肃润的《道南正学编》、朱塞的《尊道集》、万斯同的《儒林宗派》、陈遇夫的《正学续》以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合撰的《宋元学案》等大约３０部。这些著作，或遵程朱而避陆王，或折衷程朱陆王，或重经学轻理学，或为宋明学术辨源流、清学脉，虽旨趣各异，但都引人注目。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学术转型等密切相关的。

首先，在专制国家政权问题上，发生了明、清两代的易代更迭。这是继宋、元之后又一次以“夷”变“夏”的朝代更换，它对于深明《春秋》“大义”的清初汉族士人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解”。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事变，他们无不进行历史的反思，探索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在思考明亡的历史原因时，他们由历史的省察进而进行学术的省察，认识到了理学末流长于空谈，寡于治道的弊端。在他们看来，理学，无论是作为明朝官方哲学的朱学，还是明中期以来风靡一时的王学，它们精于学理、寡于治道的治学取向，对于明朝的灭亡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学术的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就成为摆在清初学者面前的时代课题。

其次，理学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危机。如所周知，理学自北宋中期兴起以来，经宋、元、明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分化离合，形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他们虽“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然体认天理所“从入之途，各有所重”。程朱派主张“格物穷理”，陆王派主张“发明本心”，从而显示了他们体认天理的进路各不相同。及至明末，两派传人更是各走极端，且争论不断，以至于如黄宗羲所说：“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则专事于“经生之章句”，其流弊所至，或为“游谈无根”，或为“封己守残”。面对这样的学术局面，又适逢明清易代的巨大刺激，明末清初的学者开始重新阐释儒学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并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诠释，学术研究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局面。

总之，对理学的反思是清初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它表现为对自孔孟以来至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等学术流派演化发展的再检讨和再认识，具有反思、批判和总结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批判、总结理学的学术思潮冲击下，学术史编修兴盛起来。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出现的学术史著作，基本都是对这一时期批判、总结理学的时代要求而作出的回应。汤斌的《洛学编》就是在这一思潮中产生的独具特色的著作。

（二）《洛学编》编撰的时间

《洛学编》的作者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明熹宗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出生在睢州城（今河南睢县）。汤斌既为清官，又以理学名家。他一生不仅砥砺名节，刚正廉介，而且潜心理学，文章清雅。一生所著除《洛学编》４卷外，尚有《明史稿》２０卷、《睢州志》５卷、《潜庵语录》１卷、《志学会约》１卷、《潜庵先生遗稿》若干卷，并诗文二百余篇藏于家。

据方苞考订、杨椿重辑的《汤文正公年谱定本》云：“康熙十二年，癸丑，公年四十七岁。著《洛学编》。”又《征君孙先生年谱》云：“康熙十二年，正月，先生命魏一鳌辑《北学编》成……十一月，先生命汤斌辑《洛学编》成。”孙奇逢《洛学编》序中亦云：“癸丑冬，汤子荆岘《洛学编》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由此可知，《洛学编》的成书时间很确定，就是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

那么《洛学编》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编撰的呢？孙奇逢为《北学编》所作的序中云：“余辑《理学宗传》成，张仲诚（沐）梓于内黄，因于汤孔伯（斌）商搜《洛学》一编，与魏莲陆（一鳌）商搜《北学》一编。”孙奇逢是汤斌、魏一鳌的老师，他在《理学宗传》完成之后，命张沐去内黄梓印，然后就分别给汤斌和魏一鳌布置了辑录《洛学编》和《北学编》的任务。那么张沐又是何时携《理学宗传》梓于内黄的呢？按汤斌编《征君孙先生年谱》：“（康熙）五年，十月，张仲诚刻《理学宗传》于内黄，命汤孔伯与博雅校订。”又汤斌《三上孙征君先生书》云：“去岁侍几杖，甚蒙策励。别来倏复一载，未能专使修侯，瞻仰函座，不胜依依……承谕《洛学编》，前河道邵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经书训注太繁，论说不一，虽反复翻阅，终无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说，平心理会圣人立言之意，不穿凿，不附会，定为一编。五经中《易》与《春秋》为难，故先治其难者。此非数年功夫，不能草草脱稿。今奉先生命，欲暂辍经书，从事《洛学》，但敝州书籍甚少，恐有遗漏。且义例体裁未奉明示。”从此信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汤斌是从孙奇逢处回家后即开始着手收集资料，为撰写《洛学编》做准备的。并且，汤斌在这封信中还向孙奇逢请示《洛学编》的义例和体裁等事。那么汤斌又是何时去的孙奇逢处呢？《汤文正公年谱定本》云：“康熙五年（１６６６），丙午，七月，服阙。九月，至夏峰受业容城孙征君奇逢之门。”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断定，《洛学编》编修的时间大致应从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冬算起，奉师命属稿，至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成书，历时八载。

二

《洛学编》的刊刻与流传

《洛学编》共四卷，虽篇幅不长，却经数次刊刻，百年流传。按尹会一《洛学编续编》序云：“自《洛学编》板于癸丑，又六十六年矣。”可知汤斌在《洛学编》编撰完毕后即有刊印，然此本今未见，疑为康熙、乾隆年间汤氏祠堂藏本。

今国家图书馆藏有阎兴邦康熙二十九年《潜庵汤大司空遗稿》刻本，内装有《洛学编》５卷，含《续编》１卷，显然此本《洛学编》非康熙年间所刻，因为《续编》乃乾隆三年而作。

汤斌辞世后，《洛学编》由他的门人王廷灿和长子汤溥共同辑校整理，于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刻于树德堂，此本前有孙奇逢序，后有王廷灿跋，分４卷，每卷开页题有“睢州汤斌潜庵辑，男溥校刊”，今藏云南大学图书馆。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汤斌的曾孙汤定祥又以家中祠堂藏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和辑校，刻版印行，因版藏怀涧堂，故曰怀涧堂本。此本前有孙奇逢序，后有汤定祥跋，分４卷，每卷开页题有“睢州汤斌潜庵辑，曾孙定祥重校刊”，今藏南京图书馆。至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时任河南巡抚尹会一，因心向往汤斌之学，以乾隆元年汤定祥怀涧堂藏版为底本，并亲撰《续编》附于后，题为５卷，刻于大梁书院。今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尹会一手书《大梁书院祀典考》附《洛学编目录》。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汤斌的睢州同乡陈焯又在北京重新刻印《洛学编》，仍分４卷，书末附有他的跋，云：“今有幸通籍，官京师，欲先刊此册，与计偕诸君子携归里门，广其传，未果。适谦斋叔父守天津，有同志捐俸付焯成之。爰于道光八年十一月开雕，其明年二月工竣，除印送若干部外，板存琉璃厂某斋中。”需要指出的是，此本是与魏一鳌的《北学编》合订在一函中，且雕刻时所用的底本今不得而知，因是商丘陈焯所刻，故今称其为“商丘陈氏刊本”。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田俽又以“商丘陈氏刊本”为底本对《洛学编》进行了重刊，并加上了句读，此本可以称“句读本”。

同治九年（１８７０），高要（今属广东）苏廷魁因仰慕汤斌之学“风雅粹然，温润茂密”，找到汤斌的六世孙汤树茗，再次对汤斌的著作进行收集和刊刻，题名曰《汤文正公全集》，这其中也包括《洛学编》。此次刻印的《洛学编》，是以汤氏后裔家藏乾隆元年汤定祥刻本为底本，由番禺（今属广东）周思濂负责雕刻，前、后有孙奇逢序和汤定祥的跋，每卷开页有“睢州汤斌潜庵辑，曾孙定祥重校刊”，后附有尹会一《洛学编续编》１卷，共曰５卷。整套书前有苏廷魁、阎兴邦、田兰芳等序，后有汤树铭的跋。今商丘睢县汤氏祠堂中所藏亦是此刻本，故又曰“祠堂本”。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江苏巡抚吴元炳再次重新刊印《洛学编》，文前、后保留孙奇逢序和汤定祥的跋，但每卷开页只有“睢州汤斌潜庵辑”，无“曾孙定祥重校刊”字样。可见，这个本子可能是以乾隆元年汤定祥刻本为底本，又参校了其他刻本。这次刻印的不同之处是，不仅包括了尹会一《洛学编续编》１卷，还包括了郭程先的《洛学编续编》１卷，共曰６卷。前有吴元炳《重刊洛学编》序、尹会一《洛学编续编》序、孙奇逢《洛学编》原序和郭程先自撰《洛学编补编》序，后有莞城（今属广东）李翰华的跋。

以上为有清一代对《洛学编》的刊刻情况，今另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怀涧堂藏乾隆元年汤定祥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康熙树德堂刻印本，和由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汤斌集》标点本。需要说明的是，范志亭、范哲的《汤斌集》中《洛学编》标点本虽经整理校勘，但存在不少错误。如编排不合理，以往任何版本的《洛学编》前都必有孙奇逢之序，而此本却把孙序放置书中第六编汤斌研究资料中的序、论、祭文之中，与原文割裂；再就是标点错误较多，且常有错、脱之字。如此本《洛学编·郑仲师先生》文中，有“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误也，正确的标点是“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又如，本书《韩昌黎先生》文中“裴度”错为“斐度”等。

三

《洛学编》的内容及编撰特点

《洛学编》一书，记述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渊源流变，由前编、正编两部分组成，共四卷，结构简单，内容简略，眉目清楚。

前编收录了汉代的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唐代的韩愈和宋初的穆修，共６人。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是汉代经学大师，治学注重家法师承，以经义训诂为特点，他们或治《周礼》，或治《春秋》，或治《易》、《诗》、《左传》，继承、发扬先秦孔子儒学思想，专心训解，用力传播，“知名于世”，影响甚大。韩愈则是唐代以继承道统自居的重要人物，他在魏晋隋唐佛道盛行的时代，尊儒反佛，以救道为己任，拨乱反正，“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宋初的穆修，师承陈抟，传其易学，倡为古文，以古文经学名天下，是开启宋代理学的关键人物。从前编来看，汤斌重在表彰汉代经师的言行，同时兼及在儒学传承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物。

正编在书中分量最重，意在表彰宋明理学家的言行。收录的人物有宋代的程颢、程颐、邵雍、吕希哲（附吕本中）、尹焞、谢良佐、张绎、刘绚、李吁（附孟厚）、朱光庭、邵伯温、程迥，元代的许衡、姚枢（附姚燧），明代的薛瑄、曹端、阎禹锡（附白良辅、乔缙）、王鸿儒、许诰、何瑭（附周道、娄枢、刘泾）、崔铣、王廷相、王尚絅、尤时熙（附李士元、谢江、陈麟、董尧封）、鲁邦彦、孟化鲤、吕坤、杨东明（附杨涧）、徐养相、王以悟、张信民（附申志深）、贺仲轼、吕维祺、刘理顺、王慕祥，共４８人。在这些人物中，二程是宋明洛学的创始人物，他们自承儒家统绪，影响所及，几遍整个中州。实际上，宋代的中州就是二程洛学的天下，正编首述二程，正是要表明此乃中州理学之开端，次述邵雍、吕希哲，以为中州理学之分支，邵雍以《易》学象数名于世，吕希哲家族以“中原文献之传”著称。接着记述二程及门弟子尹焞、谢良佐、张绎、刘绚、李吁、朱光庭等人，以明中州理学的传衍，同时又记载了邵雍之子邵伯温和避难徙居余姚的程迥。及至元代，许衡、姚枢是理学北传的重要人物。姚枢“有王佐之略”，辅佐元太宗，曾劝赵复北上，直接推动理学北传。他首先向赵复学习，后来弃官携全家赴苏门山，筑茅草屋，“读书其间”，传播程朱传注于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许衡“往来河洛间，从姚枢得程朱《易传》、《四书集注》、《或问》及小学书”，“慨然以明道为己任”。姚、许都是元代学宗程朱的重要人物，北方学者翕然宗之，扩大了理学的影响。明初，朱学因朝廷的提倡而居于统治地位，中州地区亦多为程朱理学传人。明代诸儒，汤斌在《洛学编》中首列从祀孔庙的大儒薛瑄，“本贯河东，发解中州，平生师友半在河洛，实中州明儒之宗”。其次是曹端，明代人称他“学行在吴康斋（吴与弼）之右”，“为本朝理学之冠”，其在中州理学史上的地位不在薛瑄之下。薛、曹之下，如阎禹锡、何瑭、崔铣、鲁邦彦等，或为薛瑄门人，或为私淑弟子，《洛学编》均以一一为之立传，以明授受源流。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不仅程朱理学发达，陆王心学也兴盛起来，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王学影响波及中州，一改宋、元、明初程朱理学一统中州的局面。为此，《洛学编》也为“得阳明之心传”、“阐明阳明之学”的阳明心学中州传人尤时熙、孟化鲤、徐养相三人立传，历史地再现明代中州理学发展的全貌。

总之，《洛学编》较为系统地再现了自汉至明末洛学的发展授受源流，以人系史，简洁明了。《洛学编》的编纂有着明确的目的，第一，通过梳理洛学的发展，认识儒学衍变。“洛之有学，所以合天地之归，定先后之统，所关甚巨也”，“洛据天地之中，擅河岳之胜，贤哲代生，渊源会合，是亦学者之邹鲁也”。也就是说，洛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核心的地位，对于认识儒学衍变，关系甚大。第二，“绝学之当新”，“表前贤以励后进”。撰写《洛学编》，目的是为了续接洛学传承之统绪，复兴洛学以续道统。

《洛学编》是一部精心编排的学术史著作。从它的编纂来看，主要受到孙奇逢《理学宗传》和冯从吾《关学编》的影响。

《洛学编》本身就是汤斌在其老师孙奇逢的授意下撰写的。根据尹会一《续洛学编》序中所言，《洛学编》是在孙奇逢纂辑完《理学宗传》以后，命自己的学生魏一鳌编《北学编》，汤斌编《洛学编》，而汤斌在给孙奇逢的信中则提到希望老师能够在义例、体裁上给自己以明确指示，尽快将《洛学编》写出来，所谓“承谕《洛学编》……今奉先生命，欲暂辍经书，从事洛学，但敝州书籍甚少，恐有遗漏……且义例体裁未奉明示……如有稿本，乞发下参酌，庶可早竣事也”。汤斌本人对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进行过潜心研究，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如他在给孙奇逢的信中提出自己对《理学宗传》编纂方法的见解，“《宗传》念庵诸文，愚意止存其论学语，前后叙次，皆可删去。盖此书原为明道，非选文也，如何”？他还提到自己对《理学宗传》的研究，“与君侨同订《理学宗传》，挑灯商榷，常至夜分。窥管之见，不敢不竭”。由此可见，汤斌对老师著作极为重视，反复琢磨。不仅如此，汤斌还为《理学宗传》作序，彰扬乃师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思想。凡此种种，受其义例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王廷灿在康熙五十一年本《洛学编》的跋中说：“《洛学编》之本于《理学宗传》，犹《通书》之本于《太极》，无二道矣。”可见，汤斌《洛学编》的编纂体例和其师孙奇逢之《理学宗传》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犹如树根与枝叶，交相辉映。另外，《洛学编》写成后，得到孙奇逢赏识，为之作序，加以表彰，称汤斌有“兴学之功”。师生二人对洛学的认识以及编纂《洛学编》的意义有相近的看法。

《关学编》是明代关中地区的理学传人冯从吾所编，记述关中理学大略。汤斌在《洛学编》凡例中提到《关学编》的体例，所谓“《关学编》首列圣门诸贤”云云，说明汤斌在编纂《洛学编》时参考和借鉴了《关学编》的义例。事实也正是如此，冯从吾在《关学编·凡例》中云：“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而汤斌《洛学编》的凡例中也说：“此编原为论学而作，非同史传，故虽勋业烜著，节义凛冽，不敢泛入。”其间的关联，一看便知。

汤斌编纂《洛学编》，有明确的编纂原则和编纂体例。

首先，在选取人物时，凡“治行不检”、“祖尚老庄”的中州学术人物均不收录。按此标准，“删定礼经”的戴圣因“治行不检”、“注疏《大易》”的王弼因“祖尚老庄”，虽同为中州学人，但都没有被收录进《洛学编》。汤斌云：“汉初经师多出齐鲁。修明《周礼》，惟有缑氏。至戴圣删定《礼经》，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圣学。一以治行不检，一以祖尚老庄，并罢从祀。故不能与缑氏诸贤同列前编。”看来，汤斌虽然肯定他们“俱功于圣学”，却又因“治行不检”和“祖尚老庄”，不能列入《洛学编》前编。“治行不检”谓戴圣在任九江太守时，行事多不遵法度，《汉书》云“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祖尚老庄”谓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之学。由此可以看出，汤斌在收录《洛学编》人物时，和《理学宗传》一样，很注重学术正统和人的品行，凸显“严儒释之辨”的原则。

以此为标准，汤斌在《洛学编》正编中，没有收录宋代的邢恕、耿南仲和明代的高拱。邢恕（１０３２—１１０２），字和叔，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是二程的学生，但邢恕人品不高，“善为表襮，早致声名，而天资反覆，行险冒进，为司马光客即陷光，附章惇即背惇，至与三蔡为腹心则之死弗替。上谤母后，下诬忠良，几于祸及宗庙”。对于这样“品质极差”的人，汤斌当然弃之不录。耿南仲（１０６２—１１２７），字希道，河南开封人，官至资政殿大学士。他与洛学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从其所著《周易新讲义》中可以看出他与程颐《易传》中的许多思想均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万物资于气，属气学派人物。在政治上，他主张用《易传》中的乾、坤变化之道来解释君臣、君民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关系。北宋末年，耿南仲从他的“性中正论”出发，认为“《易》之要在于无咎而已”，导致了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故《洛学编》不予收录。高拱（１５１２—１５７８），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官至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高拱作为明朝中后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仅对明朝中后期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朝中后期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但为什么汤斌不把他收入《洛学编》中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高拱对孔孟及宋儒的批评，是汤斌所不能接受的。汤斌主“敬”，认为“尊孔就是尊理”，而高拱尊儒并不迷信儒。此外他还批评了宋代理学家的不足之处。如他在《问辩录》一书中，对程颢、陆子静尤为赞扬，但对于程颐和朱熹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书中批评程颐的地方达３５处之多，批评朱熹的地方亦有２６处。高拱这种批判继承的态度是很可贵的，但汤斌认为高拱对程朱有所不敬，故将之摒于《洛学编》之外。

其次，对于《洛学编》中所收人物，均以是否与洛学有密切联系为标准，而不是遥遥华胄，追其籍贯。比如张载，“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于官。诸孤皆幼，遂侨居眉县，则横渠实中州产也”。再比如陕西蓝田吕氏（吕大防、吕大临等），“原籍汲郡”。但是，由于他们“久列关学”，虽籍贯中州，也一律不再写入《洛学编》。但是，对于和洛学有密切联系的人物，虽籍贯不在中原，也要写进书中，比如明代大儒薛瑄，“本贯河东，发解中州，平生师友半在河洛，实中州明儒之宗，故详列其传，使学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贤以自增重也”。

第三，《洛学编》“为论学而作”，所取人物均与学术有关，人物事迹与史书相表里。汤斌说：“此编原为论学而作，非同史传，故虽勋业烜著，节义凛烈，不敢泛入。即编中诸儒，有功绩繁重者，亦不能备载，以自有史传可备采览也。”由此可见，汤斌编纂《洛学编》，就是要向人们展示中州学术人物的风貌以及中州学术的传承演变，至于其他，就不是汤斌所要考虑的了。

第四，间有论赞，评论学者的学术风貌和地位。《洛学编》中，汤斌在某些人物传记之后以“汤斌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多为评价学者的学术风貌和地位。如在《吕新吾先生》之后，评价吕坤“真体用兼备之儒也”，吕坤的行为及学说影响了“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赋役之法，与夫冠昏丧祭、宴飨丰约之仪”。又如在《徐涵斋先生》之后指出徐养相“家居开讲，生徒来者至堂不能容，盖数十年所未有也”。此外，汤斌还在某些学人传记后以“孙钟元先生曰”引述乃师孙奇逢的话对学人之学行进行评价。

总之，经过汤斌的精心编排，《洛学编》成为一部编纂谨严、义例颇佳的传记体学术史著作，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李清馥撰《闽学志略》，就仿汤斌《洛学编》而成，《四库全书总目》就指出：“是编（即《闽学志略》）取自唐迄明闽中有关讲学者，人各系传，以志其略，盖仿汤斌《洛学编》之例。大旨以朱子为宗，朱子以后传其教者皆录之。朱子以前则自欧阳詹以后亦仿（汤）斌例为前编。”《洛学编》的影响可见一斑。

当然，汤斌《洛学编》的编纂也有局限性。在安排人物顺序上，大致是按照大的时间顺序，但个别地方又出现一些问题。如，明代的薛瑄与曹端，前者清修笃学，海内所宗，后者有明初“理学之冠”之誉，如果按时间顺序来排，曹端应在前，而《洛学编》却将薛瑄列于明代之首。作者这样的安排，不知是否因为二程和薛瑄从祀先圣而地位特殊呢？而孙奇逢在编纂《中州人物考》时，是将曹端置于薛瑄之前。笔者以为孙奇逢的做法要合理一些。此外，《洛学编》所搜集的史料不够详备，大多节录自正史本传，门人记述过于简略。

四

《洛学编》的史料来源

关于《洛学编》的史料来源，汤斌在凡例中交代得很明白：“事实俱本原传，间取门人纪述，不敢妄加增删，惧失实也。”又云：“平日闻见寡陋，又屏居荒野，典籍阙略，搜罗未广。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传未得，止采通志数言，殊觉寥寥。至语录、文集，兵火之后访求为艰。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总成全书，亦善与人同之意也。”因此我们可以看，汤斌在编撰《洛学编》时主要依据正史中的本传，间采门人记述，各地方志，以及语录、文集等。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正编”中的宋儒，不仅依据正史本传，而且文中引用了不少朱熹《伊洛渊源录》的内容。而明代诸儒的传记，《洛学编》中的叙述与其师孙奇逢的《中州人物考》几近相似，有些地方甚至是完全相同。《中州人物考》乃孙奇逢移居河南苏门山时所作，备载中州人物。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洛学编》史料不仅取源正史本传，而且参考了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中州人物考》等著作。下面就以表格的形式，来简略梳理一下《洛学编》的主要史料来源。

五

《洛学编》的学术见解

汤斌编纂《洛学编》，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熔汉唐经学家与宋明理学家于一炉，“经道合一”。从《洛学编》的体例结构可以看出，它以汉唐诸儒为《前编》，而以宋明诸儒为《正编》，也就是以宋明理学家为中心，但不弃汉唐经学家，主次分明，既突出了洛学的地位，又揭示了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即经学是理学发展之前导，而理学则是由经学发展起来的。正如清人所说，该书“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所谓“汉唐儒者之所长”，从立传的对象看，主要就是指经学，故在此书《前编》为之立传的６人中，经学家就占了５人。例如，杜子春治《周礼》，钟兴治《春秋》，郑众治《春秋》又“兼通《易》、《诗》”，服虔治《春秋左氏传》。而韩愈因为复兴“古文”，倡导“文以载道”，推崇“言之有物”等一系列举措，思想文风一直影响到宋代，具有积极维护儒家“道统”的作用，而入《前编》。穆修虽为宋儒，因其长于《易》学和《春秋》学，独倡古文经学，故也列入《前编》。不仅如此，该书还特别重视经学家的授受原流，“《洛学编》通过对经学家授受原委的辨析，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唐时期中州经学源流演变的大致情况”。

《洛学编》的这一特点，实际上反映了汤斌“道不离经”、“经不离道”的“经道合一”的思想。作为理学史的《洛学编》能够注意理学与经学的关系，反映了清初学术思想的一些特点。

第二，重视程朱，兼顾陆王，调和程朱陆王，主张“朱王合一，返归本旨”。宋代，整个中州实为二程洛学的天下，因此，《洛学编》在收录人物时，以二程及其门人为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比如说，是书《正编》首述二程，以为中州理学之开端；次述邵雍、吕希哲，以为中州理学之分支；后述尹焞、谢良佐、张绎等二程的及门弟子，以明中州理学的传衍。入元，理学北传，而入《洛学编》正编者仅两人：一是姚枢，二是许衡。姚枢，因曾劝江汉程朱理学家赵复北上，此为理学北传之始。而许衡，汤斌称他“往来河洛间，从姚枢得程朱《易传》、《四书集注》、《或问》及《小学》书”，及姚枢被征，“独处苏门，遂慨然以明道为己任”。到了明朝初期，朱学由于被朝廷所提倡而居于统治地位，一时间，中州诸儒也多为朱学传人。及明，薛瑄、曹端为理学重要人物，“为本朝理学之冠”。薛、曹二子以下，如阎禹锡、何塘、崔铣、鲁邦彦等，或为薛瑄门人，或为薛瑄私淑弟子，《洛学编》均一一为之立传，以明其授受原委。然而，自明中叶以来，随着王学的兴起，其影响也波及中州，出现了“阐明阳明之学”的王学传人，从而一改宋、元、明初程朱理学一统中州的局面。对于中州理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一新情况，《洛学编》通过专门为中州的王学传人立传的形式积极予以回应，充分显示了作者“程朱陆王合一”的调停两可的折衷态度。

《洛学编》为这一时期的中州王学传人立传者有三：尤时熙、孟化鲤和徐养相。三人均属王学传人。尤时熙，字季美，号西川，河南洛阳人。早年即服膺王学；年四十，又师事王门高弟刘魁。《洛学编》称“其为说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归于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己”；“其立教平实易简，使学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虚见为实际，可谓有功文成矣”。缘此，汤斌给他以很高评价。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河南新安人。年十六七即往洛阳师事尤时熙，独信师说，以为“濂洛真传，其在于此”。其学“以无欲为宗，其教人则专以孝弟、忠信、慎独为要，不为高深悬冥之论”。其门人称他“仕以达道，学本无欲”。在此，《洛学编》揭示了他的学术渊源及特点。徐养相，字予存，号涵斋，河南睢州人。初宗濂洛之学，后官余姚令，转而表彰阳明之学。汤斌嘉其言行，谓：“先生孝友笃行，孚于门外。平生以讲学为事。余少，见乡之前辈传先生绪言，盖得阳明之心传者也。当令余姚，时去阳明卒未久，伪学之禁尚严。先生独聚诸生于讲院，阐明阳明之学。”可以说，《洛学编》对王学传人给以充分注意，既反映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又体现出汤斌调和程朱陆王的思想。

总之，汤斌在为洛学修史立传的同时，又能够突破程朱陆王的学术界限，历史地再现中州理学发展的全貌，力图将朱、王的传人合为一史，总结理学空谈的教训，从而使后学者避免因学派偏见所带来的学术弊端。

作者 | 王记录、许二凤

来源 |《历史文献研究》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