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吧？鲁迅瞿秋白钱玄同傅斯年曾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估计，如今的人们做梦也都不会想到，我们现在几乎人人会用的汉语拼音，曾几何时，差点大有取代汉字之势！

而推动这一历史车轮为之转动者，恰恰就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那时的知识精英们，这其中，也多是如雷贯耳的先贤大咖，甚至还包括了伟人们！

一言以蔽之，这些先贤当时的观点，可以大略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年他们是如何说的吧：

其一、钱玄同在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题为《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中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汉文为根本解决。”

其二、 鲁迅在1934年发表的《关于新文字》中称：“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其三、陈独秀在1919年回复钱玄同的信中言：“唯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其四、瞿秋白曾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对于相对应的拉丁文字，他则言：“这个是抽水马桶，代表现代文明”。

其五、伟人“教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不过，在1953年5月22日，伟人也明确批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

其六、胡适说过：“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

其七、刘半农作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他曾称：“汉字不灭，则中国新文化无望”。

其八、陶行知在1935年发表的《新文字创造之商榷》，开篇即言：“我们干普及教育的人，遇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汉字难认、难记、难写”。

其九、傅斯年1919年发表的文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称：“总而言之，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它以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

“等到这器具取得了，精力也消耗大半了，读书的时期也过去了，如何再求知识上的进取？”

其十、民国元老吴稚晖在1908年3月《新世纪》第四十号上发文称：“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同一时期他还说过：“汉字之奇状诡态，千变万殊，辨认之困难，无论改易何状，总不能免。此乃关于根本上之拙劣。所以我辈亦认为迟早必废也。”

“汉字不惟无音，而且不便于排印，不便于检字，为文明传布，庶事整理上之大梗。”

“中国文字是野蛮文字”。

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这些话，是不是会惊爆眼球？可为何这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精英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将救亡图存的矛头，指向了承载中华数千年文化重要传承的工具——汉字呢？

首先，当然与汉字这一象形表意文字的结构、组成复杂；认读和理解难度大；书写较为困难—— 因而普及难度较大，造成普通民众在普及教育、提升文化水平上不易，因而不利于当时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时代窠臼有关。

所以，就像当时这些先贤们要抛弃文言文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汉字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繁难特征，造成了统治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成为国家陷入贫弱的一大因素。

因此，汉字被视为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大载体，其与文言文、旧礼教被一同绑定，成为新文化运动中要求改革的一大对象。

于是乎，在对比了国外的字母文字后，先贤们认为走拼音化道路，是快速开启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捷径”。

这显然也能在某种层面上可以理解：它是当时救亡图存焦虑下，一种饥不择食的文化激进选择。

不过，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官方显然消解了其中的激进冲动——虽然仍引用了确实对于汉字相当有用的拼音，但拼音并没有取代汉字，而是成了辅助汉字的工具而已。

后来，进入到计算机时代，仍一度有人担心：汉字要在信息化时代再度被抛弃！

但没想到的是，随着计算机汉字输入法、激光照排技术的出现，不仅解决了汉字信息处理的效率问题，汉字反而在数字化时代里展现出很多独特的优势。

其实想一想，在那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里，历史的机遇若稍有不慎，真如这些先贤们当时批判汉字那样“除之而后快”，几乎可以说，这很有可能是“灭掉了汉字，也毁了中华文化”！

汉字，显然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具有历史赋予的无可更改性，也决定了其某种意义上的唯一性——即它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符号，如果废除了“同文”的这一重要载体，也就意味着割裂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根脉，中华民族甚至会因此早早地走向了四分五裂！

当然，我们重提历史上这一段显得过于激进的精英集体之论，并非要批判他们的“过错”。

毕竟，当时为寻找国家救亡之道，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开始真正想到了底层的广大民众，想到了要让老百姓人人识字、受教育，而不再让文言文、繁体字这样的“工具之累”，成为客观上压迫广大民众的手段和武器，其在“初心”上的正义性，仍值得我们后人为之尊重！

客观事实是，数千年来，既有社会发展阶段下囿于条件的原因，也同时确实有着汉字之繁复及文言文之难理解的因素，显然统治阶级不言自明有一种将文字作为统治工具的暗许之意。

为什么自汉字出现以来，中国封建和皇朝的历朝历代里，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汉字简化改革？或许，正跟文字、语言成为了统治的一种工具有关。

现在，汉字已经得以简化——虽然此中亦是有利有弊，但仍不得不说，在普及文字和普及教育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工具性要求上，现在的汉字作为工具本身，已基本上脱掉了“统治工具”的属性！

现在的汉字，已基本上达到了普及化的程度，人与人之间已无“识字人”与“文盲”的区别，这就为中国人真正走向沟通、教育与认知的平等，提供了最基础性的一大前提。

当然，汉字自身的间架结构、组成合意与字意指向等，早已基本上有了历史定义和定论，不过，由汉字组合而成的词汇、语句表达的语意、内涵——特别是不断加入的新词、新句，却显然都是由语言的定义者来解释，这种文字的权力仍非个人可以任意左右。

“语言即世界”——汉字的作用很大，但由汉字组成的语言才最具决定性和影响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最近的网络热词中，像“躺平”一度极为流行，但“国家队”的媒体与官方机构最后出手，将其定义于“贬义词”中——OK，“躺平”一词，从此完蛋了！

还有一个例子，近日“基本盘、盘盘”一词频繁出现，开始大多数人多以之为羞，但很快，像浙江宣传这样的官媒大笔一挥，瞬间为之平反，立马这一网络词汇就成了高大上的正能量好词！

可以说，在我们这儿，汉语言的组合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有了决定性的解释权、定义权，天下归属就会一目了然，它甚至会左右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与未来！

当然，文字的力量，不仅只在于定义权、垄断权、解释权，还更在于其于工具性承载性之上，有着一种直击人类灵魂的冲击力，有着直达精神G点的思想震撼力、变革力。

所以，在一个文字、教育几乎普及的时代，在一个人类历史上信息最为开放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也不应只成为文字的旁观者和工具人——文字在手、语言在心的每个个体，也都能成为自我存世的一种独立意义和独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