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斯文在兹”的重新诠释

明代“斯文”以科举八股与道学为核心，二者的兴盛使得“斯文在兹”的内涵需要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传统斯文的沦丧，另一方面是士大夫业余精神勃兴、工匠地位提升、士商互动加强、商贾知识人崛起促成的“新型斯文”的日渐成形。

“斯文在兹”的重新诠释

文：陈宝良

科举八股之学与道学是明代“斯文”的两大重心。随着科举之学与道学的兴盛，明代斯文有趋于鄙俗化的倾向。随之而来者，则是“斯文在兹”得以重新诠释。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儒之鄙俗化。对此，明人谢肇淛已有敏锐的观察。经他的考察可知，明代的儒者已经开始分化为三类：一是有些儒者为贫贱所驱迫，才发愤读书，目的在于获取科第，借此“以明得意”。二是有些儒者一旦获取科第，志愿已毕，自揣难以超越他人，于是倡导道学之说，或提倡“良知”，或主张“止修”，学说固然有异，但终究不过是拾纸上之唾余而加以刻画妆饰，自以为奇，借此欺世盗名。三是流为“老学究”，有些儒者自童年时学习经义八股，到白发时尚孜孜不已。名义上获取了生员（俗称秀才）的身份，以便与普通民众有所区别，实则不过是一群妄意求福的愚庸之人而已，对于儒家之道，甚至并无“仿佛梦见”。

明人李乐之说，可以作为谢肇淛说法的佐证。按照传统的观念，就学问而言，唯有通天、地、人之学，方可称为“儒”；就行为实践而言，只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辈，方不负儒者的称号。

事实却是，正如孔子所言，儒者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辨。所谓“小人儒”，当然不是寻常之人，但终究难以割断利名念头。李乐认为，秦始皇之“坑儒”，所坑者并不全是泛泛读书之人，恰好是这些“小人儒”。他们非议先王之道，诋毁朝廷之政，自以为高论，借此惊世骇俗。

按照李乐的看法，到了明代，诸如秀才、医生、卜筮之人，尽管头戴儒冠，动辄自称“贫儒”“寒儒”，鄙薄他人为“腐儒”“迂儒”“俗儒”，实则已经失去了儒者的本性与风采，属于秦始皇“不屑坑”之人。

其二，科举盛行的结果，致使读书人不学无术，最终导致“斯文”不“文”。明代的官员大多属于科举出身。这些凭借科举出身而出仕的官员，即使是占据高位的官员，亦不乏不学无术之辈。

如内阁大学士郑以伟喜欢读书，然“票拟”非其所长。一次，他看到奏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于是，奏疏票拟旨意道：“何况着按抚提问！”为此，遭到崇祯帝的驳改。又一日，当票拟旨意时，悬笔良久，不能下笔，遭致大学士周延儒等人的哂笑。郑以伟叹道：“吾富于万卷，而窘于数行，致为后生所藐。”无奈，只得挂冠而去。

崇祯十年（1637），安庆生员蒋臣向崇祯帝进呈《皇明荐举考》，给事中张绍先亦有《荐举考》，均有“《宝训》诸书采集成帙，事系陈言”等语。语中所谓“陈言”云云，指的是“条陈”之“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不解其义，轻率道：“《宝训》称系陈言，殊欠敬慎，张绍先等着议处。”可见，将“陈言”误解为“陈腐”之“陈”，导致“传者笑之”。

此外，崇祯年间，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上疏，请求封于谦后人为伯。这份奏疏由御史黄澍起草。疏中有“与寿亭侯比烈”，又有“都城隍之号空悬”之说。殊不知，上面两说，大有误解：一则关羽封号“汉寿亭侯”，其中之“汉寿”为封邑，而“亭侯”才是封爵，“寿亭侯”明显属于误称；二则所谓“都城隍之号空悬”云云，不过是齐东野语而已，岂可见于上告之奏疏？黄澍亦曾替左良玉起草奏疏，其中有“改谥思宗，是以先帝为不足思”之语。其实，黄澍根本不知“思宗”之“思”，乃谥号之义，而非“思不思”的意思。

大臣不学无术如此。至于下层官员之无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嘉靖年间，有一位新进士，出任推官一职。此人性格极其执拗。一次，将贾岛“推敲”一词念成“吹敲”。有人纠正道：“‘推敲’之‘推’，应念‘颓’字音。”这位进士道：“这等说，我做的是‘颓官’。”又有一位县丞，不识字，凡是买一物，即在簿子上画上此物之形。一次，知县过来，正值县丞不在，展簿视之，责怪其所为，于是每行用朱笔直接抹去。县丞回来后，见此怒道：“你衙内买红烛，如何也记在我簿上。”

官员之不学无术，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在“官可卖”的制度安排下，有些官员并非全是科举出身，而是借助于钱财买入，一旦输粟塞下，所获的官位可以高至“列卿”。即使是科举出身的官员，也多抱着一种“悠哉游哉，可以卒岁”的想法，仅通章句，即可出仕，无须“邃学”。出仕之后，只要能在文书上署名，“苟积岁月，可以致贵”。

其三，斯文日趋沦丧。众多的史料记载显示，明代的士人之志，不再是“闻道”，而是追求富贵。

有一则笑谈记载，有四人各言其志。一人道：“吾愿腰缠万贯。”一人道：“愿为扬州刺史。”一人道：“愿跨鹤仙游。”最后一人道：“吾志亦与诸君不殊，但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耳。”在这则笑谈后面，冯梦龙评论道：“余观今人口谭贤圣，耽耽窥权要之津；手握牙筹，沾沾博慷慨之誉。”由此可见，明代谈圣贤之学的学者，内心所求，仍然不脱名、利二字。

更有意思的是，历代相传的《劝学诗》云：“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诗中所言，在于劝诫读书士子，只要勤学、读书，自可立身，甚至获取富贵。然明代成化年间御史冯徽因事而谪戍，导致他不得不改易《劝学诗》，道：“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辽东三万卫，尽是读书人。”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言，但也足以说明如下事实：文章同样可以“误了身”。在辽东三万卫地界上，尽是遭受谪戍的“读书人”。在专制皇权时代，为官同样也有诸多风险。这就导致一些官员不得不追求奉迎于上的巧术，“巧宦”随之应运而生。

明代斯文的堕落，可以从士大夫的“名利心”加以考察。首先，就“名心”而论，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功名心太重。

贾继春与钱谦益堪称功名心太重的典型。贾继春此人，功名念头甚重。早年，因上疏请求优待李选侍，而为东林人士所斥。其后，悔而求用，更是反复无常，忽而支持浙党，忽而又替东林说话，茫无定向，一切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作为出发点。

至于钱谦益，同样功名念头很重，尤其是入阁一事，更是成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心结。在弘光朝时，马、阮当政，阮大铖允诺钱氏入阁，但前提是必须上疏纠劾复社人士侯峒曾、夏允彝。为了入阁，作为东林人士的钱谦益，不惜答允阮大铖，写就纠劾侯、夏的疏稿，只是很快弘光朝覆亡，疏纠一事最终未成。

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晋升有望，有些官员甚至不惜向权监献媚，士风随之澜倒。如成化年间，吏部尚书尹旻，曾向太监汪直下跪。更为甚者，官员求见汪直，趋走唯诺，叩头半跪，一如仆隶。当时谚语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正德年间，有一位大臣谒见权监刘瑾，投刺时，自称“门下小厮”。

其次，就“利心”而论，在明代官场，贪墨成风。嘉靖年间，严嵩父子，聚贿渔猎，被京师之人戏称为“钱痨”。正如赵山人所云，官场墨吏的行为一如“娼家”一般，从最初的“存些廉耻，掩房避人”，直至“径在大路上，青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见”。贪墨之极，更是取人不遗锱铢，而己之所有，分毫不舍。古称：“一介不与，圣人之道也。”对于那些贪墨之吏来说，尽管自小读圣贤之书，但最多学会“半边圣人”而已。

进入仕途的官员如此，至于那些尚未入仕的国子监监生、府州县学校的生员，同样也是如此。“儒蠹”一称的出现，即为最好的例证。所谓“儒蠹”，实则属于“貌儒心非”或“言儒行异”之人。按照儒家的传统与明朝立国之初的规矩，“士不可得而卖”。这无疑是为了保持作为统治精英的“士”阶层的纯洁性。自明代中期以后，纳粟入监的出现，导致国子监监生的来源日趋混杂。

正如史料所揭示：“市侩富而列胄齿者，佩觹而翱翔；身为徒隶罪人也，网疏而钱通，盘辟雅步而为上舍耳。”换言之，奸徒从容身于“狱市”，转而变为容身于“太学”。这显然是一大斯文转向。市侩、徒隶罪人大量涌入监生队伍，势必会对国子监的学风、士风造成诸多不良的影响：游闲之人，“饬而首，纵博塞，招摇而驰骛”；有心计之人，“废居居邑”；乖巧之人，“游公卿之门，关说为权利”。随之而来者，则是“儒滥于下”，成为天下的大蠹。

换言之，地方府州县学校的生员，不再是那些“国之秀民”，即使是“奴仆下材，胥商贱质”，同样得以侥幸进入地方学校，头戴儒冠，滥竽充数于士人之列，进而成为不农、不工、不贾的“惰民”。正如史料所言：“古之游民，大半皆驵猾；今之游民，大半皆儒生。”

传统斯文的沦丧，预示着一种新的斯文行将来临。揆诸明代社会史的演进，无疑出现了两大转向：一是“缙绅余技”之风的盛行、士大夫业余精神的勃兴，以及“技即道”之论的兴盛。随之而来者，则是工匠职业精神的崛起，以及工匠地位的提升，甚至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二是“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之风的流行，士人与商人之间出现了一种互动的迹象。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广泛出现。

工匠、商贾原本属于职业人士，位列“四民”之末。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工匠、商贾日趋职业化，其职业精神受到传统士大夫的首肯；另一方面，工匠、商贾的业余精神日趋活跃，借助于丰富的儒家经典知识与娴熟的诗文技巧，主动与文人士大夫交游。

换言之，工匠、商贾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知识人力量而活跃于晚明的历史舞台。进而言之，在士大夫与普通知识人之间，逐渐开始角色转换。士大夫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通过业余知识的学习，从而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普通知识人同样具有一种业余精神，试图借助儒家经典知识与诗文技能的学习，从而获得与士大夫交往的机会。这种各自角色的转换，实则是为了在知识话语体系中取得一种平衡，进而使传统的士大夫与职业的知识人之间，具有一种知识与话语对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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