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廖承志"词条·《廖承志传》《廖承志与日本》《红四方面军战史》《周恩来董必武致信孙科援救廖承志》《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史》《廖承志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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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北京的天蓝得透亮，秋风一阵一阵地从西北方向吹过来，把城里城外那些刚挂上去的红旗和标语扯得猎猎作响，整座城市带着一种从长久憋屈里骤然舒展开来的劲儿。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一连十天，代表们在里面讨论国家叫什么名字、国旗长什么样、国歌怎么定——这些细节，放在今天看着理所当然，可在那一年那些人眼里，每一件都是等了几十年才等来的大事。
最后，会议还定下了一件让全北京城都沸腾起来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
四面八方赶来北京的人，打着各自的历史走进了这一刻。
有的人从战场上直接下来，硝烟味还没散尽；有的人从牢房里出来，又辗转了多年才找到路；有的人在海外飘了十几年，脚下每一步都是逆流走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叫廖承志的中年男人，那一年41岁，已经悄悄住进了北京城，却始终没有去敲响某扇他本来完全有资格敲响的门。
没人知道他在等什么，或许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十四年前套在他手腕上的那副铁铐，早就摘了，连印记都淡了，可那段历史压在心里的重量，还是没有散。
开国大典前夕，那个人从旁人口中得知廖承志已在北京，专程让人把他找来，当面问出那一句话的时候，廖承志整整沉默了很久，眼眶慢慢红了，憋在胸口足足十四年的那口气，终于有了出口……
【一】那声枪响，从广州打到了东京
要把廖承志的故事讲明白，必须先从他父亲开始说。
廖仲恺，1877年生于广东惠阳，祖籍广东，早年随父赴美求学，学成后赴日本与孙中山先生汇合，从此长期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是国民党内坚定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核心人物，也是党内左派的旗帜性面孔。
在国民党内部，他与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右翼力量长期正面对立，双方的裂痕越来越深，积怨越来越重，矛盾激化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
1925年8月20日，星期四，上午，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
廖仲恺乘车抵达，刚踏上门口的台阶，几名事先埋伏好的枪手突然从侧面开火，数颗子弹打来，廖仲恺当场中弹，随行人员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当天抢救无效，不治身亡，时年47岁。
案发之后，主犯朱卓文等人被查获，幕后牵涉国民党右翼方面人物。
这起刺杀，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权力角力激化到极点之后，爆出来的一声枪响，震动了整个广州，也震动了国共两党，更震动了一个正在东京读书的17岁少年。
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父亲廖仲恺，母亲何香凝。
他出生在东京，不是巧合，是廖仲恺早年旅日求学时与何香凝在日本组建了家庭。
廖承志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整整11年在日本度过，他后来多次提到，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这话听起来颇有些拧巴，考虑到日本后来对中国做的那些事，就更拧巴了，但他说这话，说的是那段普通少年的成长记忆，和政治无关。
父亲廖仲恺常年投身革命，能陪伴家人的时间有限。
廖承志记忆里的父亲，不是日常生活里朝夕相处的形象，更多是廖仲恺在狱中写下那首诀别诗里的那句话："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这几个字，在廖承志很小的时候就刻进去了，后来那段戴着铁铐走长征的岁月里，压在最深处撑着他不垮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字。
母亲何香凝，没有被廖仲恺遇刺这件事击垮。
这个女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少数能同时在政治和艺术两个领域都留下名字的人——她擅国画，尤以画虎著称，画出来的老虎不怒自威，和她这个人的性格一个样。
廖仲恺走后，她一手把子女带大，继续参与政治活动，在此后数十年间，每一次儿子遭遇危险，她都以各种方式出手，这是后话。
1928年夏，廖承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就读期间，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
这是他一生里的第一次被关押。回到国内之后，他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
同年11月，他被组织派往德国，在汉堡国际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9年更是组织领导了一次中国海员罢工，最终取得胜利。
他掌握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多门外语，这几门语言在他此后漫长的革命生涯里一样没有闲置。
1930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随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有一个同班同学兼室友，叫蒋经国， 两个人一起吃饭、一起上课，关系极为要好。
这段莫斯科同窗情谊，在五十多年后以一种令很多人大吃一惊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依旧是后话。
1931年，廖承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组织海员"五一"大游行，被关进拘留所，随即被"永远驱逐出荷兰"；转赴德国后再次被捕，三个月后又被"永远驱逐出德国"，只好去了苏联。
1933年回国到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7月在公共租界再次被拘，何香凝联络宋庆龄请来最好的律师团辩护，经多方斡旋才得以释放，但被要求只能留在家中，不得外出。
在家待了没多久，他就悄悄又动了。
【二】一支队伍里，刮起了一场能把人卷进去的旋风
1933年8月，廖承志接到指示，启程前往川陕苏区。
他乔装成码头工人，悄悄登上赴重庆的客轮，辗转抵达四川，再从四川进入川陕苏区。
因为不会说四川方言，进苏区之前在成都的一所医院里藏了整整三个星期，等接头关系接上才离开。
进入苏区后，他化名"何柳华"，先任中共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长，1934年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那年他25岁，多才多艺，通晓多门外语，漫画画得极好，幽默风趣，很受周围战士的欢迎。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一场大祸悄悄朝他卷过来了。
红四方面军是那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之一，鼎盛时期兵力超过八万人，长期活动于四川、陕西交界地带，战斗力相当强悍。
然而，这支队伍在那段时间里，正在经历一场规模极大、代价极为惨重的运动。
初衷是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和敌对分子，出发点并非毫无道理，可在实际执行中，认定标准混乱，株连范围极广，许多久经考验的干部战士，在没有经过任何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扣上"反革命"或"特务"的帽子，遭到审讯、关押乃至处决。
后来多份研究红四方面军历史的专著，对这段史实均有明确记载，被错误处置的干部战士人数，是那段历史里一笔沉甸甸的账。
廖承志，在这场清洗里出了事。
1934年12月，他被以"来自白区，被捕过，是否叛变被释，有待审查"的罪名，遭到逮捕、开除党籍、关押，并被内定枪决。
这个罪名，说出来有点叫人哭笑不得——他之所以被捕过，是因为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是革命留下的代价；他父亲廖仲恺在国民党任过要职，母亲何香凝在国共两党都有广泛渊源，这些本是革命家庭的历史积淀，放在那场清洗的逻辑里，全成了"来路可疑、身份复杂"的嫌疑依据。
没有充分的调查，没有充分的申辩，手铐直接套上了。
1935年5月，廖承志戴着手铐，正式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之路。
同年12月，张国焘更进一步，正式宣布"何柳华（即廖承志）永远开除党籍"。
就这样，一个在上海入党、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训练、用多门外语翻译了无数份电文的干部，变成了一个戴着铐子跟着大队人马走路的"囚犯"。
【三】那副铁铐，整整跟了他将近两年
铁铐套上手腕的那一刻，不过是片刻的事。可这副铐子，从1934年底套上，到1936年10月才正式摘下，跟了廖承志将近两年。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和中央红军走的那条截然不同，里程更长，地形更复杂，遭遇的考验也更多。
1935年至1936年间，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穿越松潘草地，多次翻越岷山、夹金山等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雪山，辗转于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地区）、甘肃之间，总里程超过两万里，沿途的自然条件之恶劣，是那段历史里有案可查的极端样本之一。
对一个双手自由的正常战士来说，这段路已经难到了极限。廖承志要在此基础上，再扛一副铁铐的重量和限制。
两手铐在一起，意味着每一个需要双手配合的动作都变成了加倍的难题。
吃饭得靠人帮着端碗；翻越雪山时，铁铐的金属在极度低温里把手腕处冻得青紫发肿，手指失去知觉，正常人尚可拼命搓手对抗，他无能为力；过草地更是险象环生——松潘草地绵延数百公里，沼泽密布，地表看着是草，踩下去可能就是一个越陷越深的泥坑，正常人可以双手撑地挣扎，铐着手的廖承志，遇到险处只能靠边上的战士伸手拉他。
然而，廖承志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干了几件让所有人都深刻记住他的事。
他戴着铁铐，一幅一幅地画马克思的像，给连队张贴；他戴着铁铐，教战士们唱《国际歌》；他把自己本就不多的口粮，一部分一部分地省下来，分给走不动路的伤员，自己饿着肚子继续赶路。
周围的战士，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敬意看着这位特殊的"囚犯"，渐渐地，大家开始和他一起唱着歌走路。
有一幕，廖承志说是这辈子都忘不掉的。
噶曲河边，一位刚刚分娩的女红军战士，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悄悄把刚出生的孩子抱到河边，扔进了水里，然后起身，归队，继续走。
廖承志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后来多次想把它画出来，可每次画到关键那一笔，手就开始颤抖，泪水模糊了视线，那幅画始终没有完成。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廖承志觉得，自己那点委屈，真的排不上号。
行军途中，廖承志遇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得知他的情况之后，走过来问他犯了什么罪。廖承志如实说了被扣上"特务"帽子的经过。
朱德听完，沉了一下，说："你父亲廖仲恺是革命烈士，你母亲何香凝是女中豪杰，坚强一些，乌云总会过去的，党需要你。"
这几句话，廖承志后来提起，说是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照进来的一束光。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行进至黄河边一带，周恩来下部队视察，途中看见了戴着铐子的廖承志，什么都没说，走上前去，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随即上马走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着在场众人的面，声色俱厉地斥问他是否认识了错误、是否愿意改正。
这是周恩来使出的一套机智策略——用"批评廖承志"的外壳，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同时逼着他当场松口，下令不再处决廖承志。策略奏效了。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三大主力长征宣告结束。
周恩来正式出面，廖承志获释。
1936年12月，张国焘在预旺堡举行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错误的"，使他们"受了委屈和冤枉"，宣布恢复廖承志的党籍。
同月，廖承志抵达陕北保安，重新开始正常工作。
从1934年底被铐上，到1936年10月终于摘下，那副铁铐在他手腕上留下的印记，后来一点点淡了；可两年时间里爬过的那些雪山、蹚过的那些草地、分出去的那些口粮，和噶曲河边那个永远没能画完的画面，印在心里的，一点没有淡。
党籍恢复、铁铐摘下，"何柳华"这个化名也从"永远开除"的那份文件里彻底划掉了。
廖承志抵达陕北保安，做翻译、写文章、参与筹备刊物，看起来，那段最难熬的岁月终于翻篇了。
然而历史这个东西，从来不按人的意愿行事。
铁铐摘下之后的十几年里，廖承志还有几段比走长征更险的路要走——香港的暗夜、广东的枪声、江西泰和的铁窗、重庆歌乐山上那场他一个字都没松动的劝降……每一段，单独拿出来，都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传奇。
而在这一切全部走完之后，1949年的北京等着他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考验，一种比铁铐更难开口的沉默。
那段铁铐的岁月，最终在北京城里某扇门打开的那一刻，以廖承志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彻底走向了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