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清实录·高宗实录》《清史稿·张广泗传》《清史稿·讷亲传》《金川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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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北京城入了深冬，天色阴沉，寒风从西北方向刮来，把宫墙上的积雪吹得四散飘落。
瀛台坐落在太液池的南海之上，四面环水，冬日里水面结了厚厚的冰，整座岛屿被冰封的湖面与灰白的天空夹在中间，透着一股无处可逃的逼仄。
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老人跪在地砖上，铁链加身，衣衫褴褛，已经在这里跪了很长时间。
他不是寻常囚犯。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坐镇一方的川陕总督，统领西南军务，手握数十万兵马的调遣之权。
他在贵州苗疆打了十几年的仗，在西北跟着大军出征过准噶尔，在川西高原上和金川的碉楼死磕了将近两年。
他替大清出生入死，走遍了西南、西北最险峻的山地，打下了旁人不敢接手的硬仗。
可眼下，他跪在瀛台的地砖上，面前坐着的是乾隆皇帝，身边站着的是手持刑具的行刑官。
乾隆问他可知罪，他抬起头，说了四个字——臣无罪。
乾隆当庭命人用刑，拷打过后，他的说辞和进来时一模一样，一字未改。
乾隆当天向军机大臣发问，当天得到答复，当天下令执行。
这个人叫张广泗，死在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脑袋落在了午门外的地上，替大清征战三十年，最后连生年都没有留在史书里。
【1】从贵州思州出发，一个监生是怎么走到封疆大吏这条路上的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出身。
监生这个身份，在清朝的官场里是个很尴尬的起点。
科举出身的进士、举人，走的是正途，从翰林院、各部司务开始，一步步升迁，背后有座师、同年的人脉网络托着，仕途上有人照应，出了事有人说话。
监生不同，监生是国子监的学生，有一部分是靠捐纳得来的入学资格，说白了就是花钱买的出身，不是凭真才实学考出来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起点低人一等，升迁之路走得格外艰难，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更多的力气。
清朝的官场体系里，出身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进士出身的官员，哪怕从最基层的县令做起，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晋升路径，有相应的资历积累方式。
监生出身的官员，不在这套体系的核心序列里，要获得上头的赏识，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切实的政绩和能力，让人无法忽视。
康熙六十一年，张广泗被分到贵州思州做知府。
思州府，今天的贵州岑巩县一带，地处黔东，山高谷深，民情复杂，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上的土司势力根深蒂固，历来是西南改土归流推进最艰难的地区之一。
被派到这样的地方做知府，既不是什么肥缺，也不是什么美差，但张广泗就是从这里开始，一点一点把自己的名声打出来的。
贵州在那个年代，对于大多数外来官员来说，是一个能躲就躲的地方。
黔地山高水险，气候潮湿，瘴气横行，民风彪悍，各族部落之间的恩怨历史错综复杂，土司势力盘根错节，地方上的实际控制权很多时候掌握在土司手里，流官的政令往往出不了衙门的门槛。
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不仅辛苦，而且风险极大，随时可能因为处置失当引发民变，丢官还是轻的，丢命都有可能。
但张广泗在思州的这段时间，做了一件让上头注意到他的事——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摸清了当地苗寨的分布情况、部落头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各寨子之间积累了多少年的恩怨历史，以及哪些地方的土司有归顺意愿、哪些地方的土司态度强硬。
这件事听起来不起眼，但在那个年代，能把贵州苗疆的人情地理真正摸透的汉族官员，少之又少。
大多数外来官员到了贵州，面对复杂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带，要么依赖当地土司做中间人，凡事通过土司传达，要么干脆敷衍了事，能维持表面稳定就算交差。
能真正深入进去、把底层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的人，凤毛麟角。
张广泗偏偏就做了这件苦差事，而且做得认真。
他在思州的数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对贵州苗疆人情地理的了解，在此后的仕途里一次又一次地派上了用场，成为他区别于其他官员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开始在西南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简单说就是把原本由世袭土司管辖的地方，改为由朝廷委派流官进行管理，收回土司的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纳入国家统一管辖体系。
这件事推行的难度极大，因为土司们在各自的地盘上经营了几代甚至十几代，地方上的百姓认土司不认朝廷，改土归流等于直接动了土司们的根基，必然遭到强烈抵制，甚至武装对抗。
西南各省的土司势力在那个年代仍然相当强大，尤其是贵州、云南、广西一带，土司对地方的控制程度远超内地省份。
有些土司统辖的地盘，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自行征税、自行司法、自行调兵，朝廷的政令名义上覆盖，实际上形同虚设。
改土归流要打破这种格局，就必须动真格——对于愿意配合的土司，给予经济补偿和名誉安置；对于武装抵抗的，则调兵征讨，不惜动用武力。
这种方式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了解当地民情的得力干将在前线操刀。
张广泗在思州积累的那些年对苗疆的了解，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鄂尔泰把他调入自己麾下，开始参与改土归流的军事行动。
两人的配合在史料里留下了相当具体的记录，鄂尔泰负责战略层面的部署，张广泗承担大量实际的战场指挥工作。
张广泗在这一时期的打法，史料记载相对清晰。
他不是那种喜欢硬打硬冲的将领，打仗之前先做功课，摸清各部落之间的利益关系，找到可以分化瓦解的切入点，能招抚的先招抚，实在不配合的再动兵。
这种方式在对付苗疆各部落时效果显著，既减少了正面交锋的伤亡，又加快了平定进度，还为此后的地方治理留下了相对稳定的民心基础。
雍正六年，他出兵都匀、黎平、镇远、清平一带，攻克大小丹江及各处苗寨，上下九股、清水江、古州各部先后归顺，这一带长期以来的武装割据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一系列行动的推进速度和成效，在当时的西南战场上是有目共睹的。
鄂尔泰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里，专门提到了张广泗，对他的评价相当具体，说他熟谙苗情，善用山地，非寻常文吏可比。
这句话在当时的分量很重，因为鄂尔泰本人是雍正朝最倚重的地方大员之一，他向皇帝的保举意见，雍正是认真看待的。
贵州按察使的位置，就这么落到了张广泗头上。
从思州知府到贵州按察使，这一步的跨度不小，但张广泗没有就此停下来。
此后的仕途进展，在《清史稿》里有逐一记载。
雍正七年，他升任贵州巡抚，成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雍正十年，准噶尔进扰哈密，清廷调兵西北应对，张广泗以副将军身份随岳钟琪出征，参与了西北方向的军事行动。
那一仗结束后，他回来授正红旗汉军都统，已经是旗人体系里相当重要的角色。
乾隆继位后，贵州九股苗再度出现叛乱迹象，乾隆把张广泗调回贵州，这次给他的头衔是经略，自将军以下皆听他节制，三路分兵进讨，苗乱平定。
他在贵州治理这些年，开垦屯田超过七万亩，开渠通航，在苗疆地带设学立厅，做的不只是打仗，行政这块也拿出了切实的成绩。
贵州苗疆的屯田数字，在当时的西南治理史上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意味着大量原本处于荒废或争议状态的土地被纳入正常的农业生产体系，对当地的经济和民生都产生了实际影响。
从康熙六十一年在贵州思州做一个监生出身的知府开始，到乾隆年间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衔，张广泗走了将近三十年。
这条路没有显赫的家世在背后撑着，没有科举正途的光环，靠的是一仗一仗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地里打出来的战功，以及那份在苗疆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下来的实际经验。
他的仕途轨迹，在清朝汉军旗人官员里属于相当不寻常的一种——从最基层的地方知府做起，靠军功和行政实绩一步步爬到封疆大吏的位置，走的每一步都有具体的战功和政绩支撑，没有靠关系走捷径的痕迹。
乾隆十一年，他接到了金川的差事，走上了那条让他再也回不来的路。
【2】金川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清军在那里寸步难行
金川，今天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一带，地处大渡河上游，是大渡河及其支流小金川河的发源地附近区域，四周被高山峻岭环绕，海拔落差极大，山谷深切，地形极为复杂。
大渡河上游的山地地形，是一种极端不利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环境。
河谷深切，两岸山壁陡峭，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往往只有几十米到一两百米的宽度，而海拔却可以从谷底的两三千米迅速上升到周围山顶的四五千米甚至更高。
这种极端的地形落差，决定了在金川打仗，进攻方每前进一步都要面对来自高处的打击，而防守方居高临下，处于绝对的地理优势。
在清朝的行政版图里，金川属于川西土司区，由大金川和小金川两个土司分别管辖。
这一带的土司制度由来已久，当地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在高山峡谷间世代聚居，对地形的熟悉程度是外来军队无论如何都无法比拟的。
他们知道哪条山路在雨季会被泥石流淹没，知道哪处山脊在不同季节的风向如何，知道哪块谷地冬天会积雪封路，这些细节上的知识积累，在山地战里可以抵得上数倍的兵力差距。
乾隆十一年三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采取了一个让清廷措手不及的行动。
他率部劫持了小金川土司泽旺，夺走了泽旺的土司印信，随后出兵攻打明正土司（今四川省康定市一带），动静越来越大，周边多个土司受到波及，整个川西土司区的局势开始动荡。
清廷接到报告后，乾隆决定出兵干预，不能让莎罗奔这样的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张广泗以川陕总督的身份接手金川军务，加太子太保衔，全权负责。
战事开始阶段，局面看起来还算稳当。
小金川土司泽旺手下的良尔吉率部投诚，张广泗以这批熟悉当地地形的土兵作为前驱，向莎罗奔控制的区域推进，北京方向陆续收到了捷报，乾隆那边暂时松了口气。
但金川真正的难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川西高原的地形决定了这里的战争面貌和中原、平原地带完全不同。
山谷深切，道路极窄，往往只有一两丈宽的羊肠小道蜿蜒在峭壁和深谷之间，大队人马别说展开阵型，就连行军都困难重重，辎重更是几乎无法通过。
清军擅长的骑兵冲击、炮兵集群在这样的地形下完全施展不开，兵力优势无从发挥。
更让清军头疼的，是金川当地特有的碉楼防御体系。
金川的碉楼，是当地藏羌民众几百年来在高山峡谷里发展出来的一种建筑形式，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工事。
这些碉楼用当地出产的石料堆砌而成，墙厚通常在数尺以上，有的地方墙厚超过一米，整体结构极为坚固，比中原地区常见的夯土城墙要坚硬得多，普通的炮击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其摧毁。
碉楼外壁几乎没有明显的开口，只在墙体的不同高度留有细长的射击孔，守备人员可以从射击孔向外发射弓弩和火枪，而外面的攻击方完全无法有效还击。
射击孔的角度设计极为精巧，可以覆盖碉楼周围相当大范围的区域，形成密集的火力网。
进攻方如果想靠近碉楼，必须暴露在射击孔的火力覆盖范围内，伤亡极为惨重；如果想在远处用火炮压制，炮弹打在厚实的石墙上效果有限，打不穿，也轰不塌。
碉楼的位置选择也极为讲究，通常建在山坡的制高点上，或者扼守山谷通道的关键节点，彼此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网，一座碉楼被攻击时，附近的碉楼可以提供侧翼支援。
清军要推进，必须逐一拔除这些碉楼，而拔除每一座碉楼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碉楼的修复速度同样让清军感到头疼。
石砌碉楼如果被炮火击碎了局部，当地的守备人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备好的石料完成修补，白天被打烂的碉楼，当天夜里就能恢复到基本可用的状态。
这意味着清军每一天的炮击，在第二天又要从头开始，进攻的效果无法累积，耗费的弹药和人命却是实实在在地消耗掉了。
经过实战摸索，清军得出的结论是：摧毁一座金川碉楼，大约需要30门劈山炮集中轰击。
而金川境内大大小小的碉楼，数量在几千座以上。
这个数字，让所有参与过金川战事的将领都意识到，这场仗远比最初预计的要难打得多。
傅恒后来在奏折里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攻碉之法，枪炮所及，惟是坚壁，守碉之贼，并未伤损，而我师当其矢石，伤亡实多。
这句话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清军在碉楼外发射火炮，打的是石头，碉楼里的守备人员毫发无损；反过来，碉楼里的守备人员从射击孔往外打，每一发都是冲着人去的，清军在开阔地上毫无遮蔽，伤亡极为惨重。
这种极度不对称的战损比，是金川战事迟迟无法推进的根本原因之一。
除了碉楼本身的问题，金川战场的后勤补给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川西高原的山地地形，让粮草和弹药的运输成本极高。
从内地运来的物资，需要经过漫长的山路转运，消耗在路上的比实际送到前线的还要多。
冬天山路封冻，雨季山路泥泞，每年能够正常运转的运输时间窗口极为有限，前线的部队经常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
在后勤补给本就困难的情况下，每一次无效的进攻都是对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
张广泗在金川打了将近两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战线僵在那里，军饷和粮草持续消耗，伤亡不断积累，北京城那边等待的耐心越来越薄。
乾隆十三年四月，一道旨意到了前线，大学士讷亲被任命为经略，奉命赴川西前线坐镇督师，同时起用岳钟琪随行效力。
这个安排，让金川前线的局面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3】乾隆十三年，金川前线发生了什么
讷亲的到来，让金川前线的指挥体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讷亲，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氏，祖父是康熙朝顾命大臣遏必隆。
他以外戚勋贵的出身进入官场，在朝廷中枢历任要职，担任过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核心职位，乾隆对他的信任程度相当深，视其为倚重的中枢重臣之一。
乾隆任命他担任经略，是寄望于他的权威能够整合前线的各方力量，扭转久攻不下的僵局。
但讷亲从未有过带兵打仗的经历，对于山地战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金川碉楼这种他此前从未遭遇过的防御体系更是毫无经验。
他到达金川前线之后，对当地地形和碉楼防御体系缺乏深入了解，没有花时间去实地勘察战场、听取前线将领的作战经验，在没有充分侦察和准备的情况下，下达了强攻噶尔崖的命令，要求在极短时间内拿下这处险要阵地。
噶尔崖是金川地区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势险峻，依托山地和碉楼构筑了严密的防御体系，是莎罗奔控制川西腹地的关键支撑点之一。
乾隆十三年六月，清军奉命从昔岭方向集中兵力发动强攻。
这次进攻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署总兵任举在昔岭战斗中阵亡，参将买国良在战斗中阵亡，副将唐开中身负重伤，清军在昔岭一带伤亡惨重，被迫退兵。
这场惨败让前线士气遭受了严重打击，也让清军在金川已经相当困难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昔岭之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乾隆的案头开始出现两份措辞截然不同的战报——讷亲和张广泗各自上折，各说各的，对于战败的原因各执一词，互相推卸责任。
讷亲的折子把进攻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将领执行不力、前线部队士气涣散；张广泗的折子则陈述了碉楼防御的实际困难、进攻条件的不成熟，以及他此前提出的不同作战方案未被采纳的情况。
两份折子同时摆在乾隆面前，加上前线惨败的既成事实，让乾隆对金川战事的判断趋于严峻。
就在这一时期，岳钟琪以随军效力人员的身份，向朝廷单独密报，列举张广泗在军务上的诸多问题。
密报的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指挥失误、延误军机、以及其他方面的指控。
这份密报的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岳钟琪此前就是在西北战场上与张广泗共事过的人，他的指控具有一定的背景，并非全无凭据可说，但其中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出入，已经无从通过张广泗本人来核实了。
朝廷这边同时收到了互相矛盾的报告，又叠加着岳钟琪的密报，乾隆对金川前线局面和张广泗本人的判断趋于明确。
乾隆十三年九月，张广泗被以"玩兵养寇、贻误军机"的罪名革职，下令从金川前线押解回京。
从乾隆十一年三月接手金川军务，到乾隆十三年九月被革职押解，张广泗在金川前后经历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
这两年半里，他面对的是金川几千座碉楼、极端不利的地形、持续短缺的后勤补给，以及此后讷亲到来带来的指挥体系混乱，在这种多重困难叠加的情况下，战线始终没有实质性突破。
他被铁链锁住，从川西高原一路向东，途经成都，再从成都向北，一路押往北京。
这段路程漫长，从金川到北京，跨越了整个中国西南和华北地区，走完这段路需要数月时间。
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走完这段路的，而就在两年多前，他还是这一带地方上说一不二的封疆大吏。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张广泗抵达北京，押解至瀛台，由乾隆亲自主持审问。
审讯过程中，张广泗陈述了金川碉楼的防御实情，说明了进攻的实际困难，提到了他曾多次请求调配专门的重型炮械以对付碉楼，但迟迟未能得到落实，也提到了前线指挥体系在讷亲到来之后出现的混乱，以及讷亲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令发动进攻导致昔岭惨败的经过。
他的陈述是具体的，不是泛泛的抱怨，每一点都有实际的战场经历作为依据。
乾隆命人对他用刑，施以严刑拷打。
拷打之后，他的陈述内容没有改变，态度没有改变，说辞和进来时一模一样。
乾隆当天向军机大臣问询处置意见，得到"按律应斩"的答复，当天下令执行，命德保勒尔森担任监刑官，将张广泗押出午门斩首，当日执行。
从押解回京，到审讯，到行刑，整个过程在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内完成，前后极为迅速，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反应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