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比较现代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工业史书写

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张玉法教授的《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初稿完成于1979年1月，本为系列研究论文，于上世纪90年代综合成书，在台湾地区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6年再版此书，可谓嘉惠学林。张玉法教授此书原为“中国现代化专题研究计划”的成果之一，整本书也堪称以现代化范式来书写近代中国工业史的典范。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与史学界，标准意义的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末便已沉寂。但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这一概念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回社会与学界视野，在此背景下重读《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比对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风格，或不失为某种返本开新式学术史回顾。

严格来说，《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书写的是晚清民初的中国工业史，其时间下限定在1916年，与“中国现代化专题研究计划”这一大项目是保持一致的。全书共6章，实际上就是6篇长论文。该书首尾两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视野，中间诸章则体现了爬梳统计数据的扎实学风。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在比较现代化视野下写就的近代中国工业史专著。

一、全球视角下的晚清民初工业史

工业史的重要性或如张玉法教授在《自序》中开宗明义所言：“百余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初以工业化为核心。”实际上，不仅是中国，整个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都以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为其肇端。因此，研究工业史，既是现代化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构成现代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也是《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最大的价值所在。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是在一种全球视角下来审视晚清民初工业史的，这一点主要体现于第一章《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背景》。在这一章里，作者没有明确运用经济学理论，但处处显示出对经济学、经济史相关理论的借鉴，搭建了一个基本分析框架。作者首先探讨的是外国工业技术对中国工业的刺激，这就点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后发性这一基本特点：“中国是后工业化国家，先工业化国家的工业技术直接影响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而外国商品及外资工业引起国人的争胜意念，尤促使中国新式工业的开创。”也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后发性，才能对中国的工业化特点有更深刻的认知。

在认识到中国工业化后发性的前提下，作者首先对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状况作一鸟瞰就顺理成章了。不了解先发国家的历史，就既无法思考后发国家所可能学习的经验与吸取的教训，也难以理解后发国家开始发展时面对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对后发国家的发展总会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全球视角在研究中作为一种工具，其基本价值不过如此。很显然，张玉法教授对世界各国工业化状况的梳理，就意在分析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基本条件与特点，从而形成一种参照系，为后续对中国工业化的分析做准备。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通常以国家更强烈的干预为其特点，作者亦将“政府的倡导与奖励”作为专节进行讨论，其时段聚焦于清末新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世界各国工业化状况的介绍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铺陈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外因与内因。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清末民初中国发展工业的条件。作者从先发国家的经验出发，列举了11种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再逐一对标讨论。该书的结论是：“从工业发展的条件上来检讨，政府角色、市场、原料、劳力等方面大体是有利的，但资本、机器、动力、技术、运输、关税保护、经营方式等方面则很弱。”尽管作者注释所引理论文献不多，但看得出来该书的分析框架是存在基本理论基础的。从这一结论出发，该书实际上对清末新政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在外资与进口压力稍减之际即能迅速发展，与前此的奠基工作不无关系。”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已属寻常，但对于深入研究张之洞与工业化的关系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性。

在2026年读张玉法教授此书，会心一笑的是，该书写道：“在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中，对工业化有启导作用的是从事知识更新工作。”202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将知识探索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源头。尽管莫基尔建立了一种更加抽象的知识论，但其“工业启蒙”理论所涉及的具体知识及其传播方式，与张玉法教授此处所说的“知识更新”，具有很大的重合性。从这个角度看，具有全球视野与理论思维的研究，确实能抓住工业史的某些关键问题。

二、以统计数据呈现晚清民初工业史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的主体部分是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讨论了近代中国的外资工业、官办工业、官督商办工业与民营工业。这种分类，主要是基于工业企业创办的主体与资本属性。在这些章里，张玉法教授运用第一章所列举的工业发展的要素与条件，对每一种类型的工业进行分析，讨论其发展的绩效，可见前文所述理论思维对于建立研究框架的重要性。不过，该书最为精彩之处或许在于，作者对每一种类型的工业进行了数量分析，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呈现了晚清民初工业史的样貌。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经济史与数据的密切关系，可谓常识，本不必专门引申讨论。然而，历史数据获取不易，也使得经济史研究很难如对当代经济问题的研究那样进行可靠的计量实证，乃至于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也经常成为奢望。就此而论，基本的统计数据的搜集与整理，实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张玉法教授自制统计表，具有很大的难度，也需要细致的工作。这种难度，首先表现为原始统计数据的缺乏，如作者在统计民营工业企业数量时所言：“民营工业较外资工业、官办工业和官督商办工业为普及，在经营方式上，从手工业，到半手工业，到机器工业都有。许多规模较小的工业，缺乏记录，欲作全面统计，殆无可能。不过，资本较大和经营较久的工业，仍有许多资料可资利用，使量化分析成为可能。”因此，该书对晚清民初中国工业的量化分析，并无现成统计数据可用，而须作者自己去广泛搜罗各种资料，制成统计表。尽管这一统计表不可能精确与完善，但亦难能可贵，足资其他学者参考利用。其次，近代中国币制复杂，在进行数据搜集时，须注意不同单位之间的区别与换算，这是一项极为繁琐的工作，恰如作者所言：“官办工业投资之银两，应以库平为准，但各省区银两又有不同计算单位，如江、浙等省通用的漕平，每百两较库平少二两，而上海一地通用的规平，每百两较漕平少五两五钱。为统一计算单位，本章之银两折元，概以关平为准。”张玉法教授完成了这种繁琐的工作，可谓具有开拓性，为后人之深入研究晚清民初工业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的经济史研究，在历史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内形成了不同的风气与研究方法，对“量化”与“数据”的理解与运用则因人而异。张玉法教授此书并无花哨的计量分析以及过于“颠覆性”的结论，只是运用了最为基本的统计方法去判断晚清民初中国工业的发展成效与发展趋势。但这种质朴的数据统计与运用，或许反而因其基础性和对其他学者拿去进行更为复杂处理的可用性，而具有更长久的学术生命力。

三、在比较中审视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

在讨论完不同类型的工业后，《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的第六章《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使该书构成一个逻辑闭环的整体。也是在这一章中，作者再次回到理论，并对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的审视。

第六章首先引述了一名经济史学者胡斯（Jonathan Hughes）对工业化的界定，称工业化“是使专门技术和劳力分工普遍伸入经济生活领域，此专门技术和劳力分工是以科学知识为核心，并以此科学知识，利用有系统的知识，以及机械的、化学的、思考的和动力的帮助，来促进生产”。胡斯的这一界定未必是最为标准和普适的工业化定义，但也触及工业化的基本内涵。张玉法教授根据这一定义来检讨1860—1916年间中国的工业化，得出的结论是：“其成就虽然有限，但工业化确在广泛地进行。”这一结论的得出，仍然显示出理论思维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在更为具体的展开部分，该书从工厂制度的建立与动力机器的使用、工业投资的递增这两个方面进行论证，其论据则主要为前文所述之统计数据的变化。故而第六章确实为全书在理论与史料两方面综合分析后的总结。

不过，第六章更有新意的部分或许为第四节《日本经验和中国经验的比较》。比较研究在当代史学界较不受欢迎，因其牵涉到“可比性”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然而，在受到现代化理论等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影响的20世纪后期，比较研究可谓大行其道。中国与日本同为东亚国家，具有某些看起来相近的社会、文化特点，但其近代工业化的绩效迥异，自然会引发学者进行比较的兴趣。张玉法教授从丝织业、棉纺织业、造船业、矿业等轻工业与重工业不同的产业出发，比较中日两国同一种产业创办的时间及其发展状况，再分析两国工业发展出现差异的原因。他认为：“虽然在工业发展初期，中日两国有些相似，但后来日本工业能不断快速成长，而中国工业则挫折丛生。研究其原因，不能不从中国方面的弱点来检讨。”至于中国的弱点，他总结了7个方面：（1）中国地区广大，交通不便，新观念与工业产品均无法快速传播；（2）中国新式工业在创立之初受到了家庭工业也就是传统手工业的抵制，延缓了发展速度；（3）政府态度消极，不能迅速改良工业发展的环境；（4）中国受不平等条约束缚无法保护国内市场，又因为缺乏国际贸易知识而无法开拓国外市场；（5）银行等新式金融业不发达，无法为工商业提供足够贷款，政府和民间的资本均感不足，无法持续从事技术引进；（6）中国传统制度如商人地位低、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政府控制大型经济活动、官吏敲诈勒索等，均阻碍工业发展；（7）中国人缺乏组织企业的能力。这7种因素，在今天看来，有些仍然成立，有些则不乏可商榷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作者的比较分析体现了明确的归因意识，而对历史进行归因，是历史研究最古老的诉求。通过比较中的审视，张玉法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在前述各种阻力之下，中国在1860至1916年间虽有工厂制度的建立，动力机器开始使用，工业投资不断增加，工业生产也不断增加，但中国原有的工业结构，并没有改变太多。大体来说，手工业仍为中国工业的主体。”此外，中国新式工业的发展也没有显著改变中国的外贸状况。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在今天看来，中国作为一个洲级大国，是否适合与日本比较，首先就存在问题。实际上，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也主要依赖国内市场，制造业出口并不显著，将日本这种中等强国的发展模式作为中国的参照系甚至潜在的榜样，或许并不合适。更何况，拉长视角来看，日本的工业化也相当依赖国内市场，与后来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只是存在表面的相似性，这一点，对于1970年代“四小龙”地区的学者来说，或许是容易忽视的。至于手工业与工业化的关系，近年来也有不少修正传统观点的学说。仍以日本来说，其工业化“二元结构”中的小型产业部分，亦不乏手工业的某些影子。这当然并不是要对本书吹毛求疵。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在“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独立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当下，对中国工业史的研究与书写，只有继续深化与拓展，才真正称得上继承了张玉法教授等前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