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爱国主义有什么问题？

How Problematic Is Patriotism?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落千丈。我们还有必要努力挽回吗？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6 月 1 日《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My Country ’Tis of Thee.” 作者：亚瑟·克里斯特尔著有《临别前的一两句话：昔日与今日随笔》和《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等书。他于1998年开始为《纽约客》撰稿。

六十年前，美国政府为了换取体面的和平，不惜牺牲无数美国年轻人的生命。那时我本该扪心自问：一个人可以身为爱国者，却并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只是单纯庆幸这个国家存在吗？（插画： David Plunkert）

我从小到大从未萌生过热爱美国的念头——并非因为我认为这个国家不值得被爱，而是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件事。于我而言，美国就是效忠誓词与《星条旗永不落》，是电影《壮志凌云》和《神枪小霸王》，是埃德·沙利文秀、高中舞会，还有造型浮夸的大型轿车。它是冷饮店、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街头棍球游戏，是福吉谷与乔治·华盛顿。彼时的美国，主体是白人、以男性为主，牢牢扎根于中产阶级群体。对于种族、阶级以及诸多社会问题，我几乎从未多想。

出身不同，眼中的美国也截然不同。它可以是康涅狄格州诺斯菲尔德的夜空，也可以是得克萨斯州恩尼斯漫山遍野的蓝帽花。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在纽约的少年来说，美国当时看起来无比美好。它曾将世界从法西斯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米奇·曼托是英雄，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对手。我的记忆或许有所偏差，但我想不起身边有谁曾直言热爱美国——至少在我二十五岁迁居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之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话语。

那是1973年的冬天，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六十八岁的布鲁克林本地人，名叫威廉·麦基萨克·查普曼。比尔身形高瘦，头发花白僵硬，留着淡淡的灰色胡须。他曾任职于早已停刊的《布鲁克林鹰报》，后来担任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辑，也是《体育画报》的创办人之一。一战爆发时他年纪尚幼，未能参战，二战期间却远赴欧洲担任战地记者。1945年在巴黎，他曾与欧内斯特·海明威把酒畅谈，在他眼里，海明威不过是个夸夸其谈之辈。将近三十年后，在国王街30号那栋雅致却略显陈旧的宅邸里，他谈起当时占据各大新闻版面的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沉默片刻后，他放下酒杯，语气怅然却又坚定地说道：“天啊，我爱这个国家。”

这句话让我大为震惊。比尔是位老派人士，从不轻易流露内心情感，我由此明白，他对美国的这份热爱，与我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我曾经把国家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但那时起，我再也无法如此。民权运动、美国政府对待原住民与华裔的种种行径、麦卡锡主义与黑名单制度，还有那场愚蠢又致命的越南战争，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立场强硬的爱国者们高声呐喊“爱它就留下，不爱就离开”，至少六万名年轻人为躲避征兵，逃往加拿大或欧洲。

越南战争，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爱国主义。年少时，服兵役从未进入过我的生活，但1969年前往征兵委员会报到的经历，深深触动了我。我有可能会为这个国家献出生命。一瞬间，身为美国人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伴随着实实在在的代价，我也自然而然地心生犹豫。这并非珍珠港事件那样的保家卫国之战，一切始于北部湾事件。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我对越南毫无敌意。难道这就意味着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美国人、一个不爱国的人吗？所幸，我在征兵抽签中抽到了高顺位号码，不必远赴八千英里之外的战场。即便如此，想到同辈许多人都将在战场上经历一段塑造人生的岁月，而我却得以置身事外，心底还是掠过一丝愧疚。

比尔坦言热爱美国的同时，也道出了他对这个国家的失望。两年前曝光的五角大楼文件显示，早在1965年，军方就清楚这场战争注定无法取胜，可政府却始终在撒谎。1972年爆发的水门事件，对比尔那一代人造成的伤害，远甚于我们这一辈。事实证明，理查德·尼克松是个骗子，而我也渐渐认为，亨利·基辛格为了帮助尼克松连任，刻意延长了战争时长。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时，又有数万名美军士兵，以及不计其数的越南、柬埔寨平民丧生。所谓“体面的和平”，不过是粉饰死伤与伤残的空洞说辞，掩盖了所有血淋淋的真相。我内心坦然，毫无愧疚可言，一丝一毫都不必自责。

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即便当时尚未出现这一词汇），大约诞生于公元前八世纪古希腊城邦形成时期。在柏拉图创作于公元前399年左右的《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蒙冤被判死刑，却决意不反抗判决。他认为，既然自愿生活在城邦社会中，就理应恪守城邦法律，这是为人的本分。他的友人克里托并不同意：倘若法律本身有失公允，人们便有权拒绝遵守。他劝苏格拉底重新考虑，逃离雅典。我也认同克里托的想法。

“爱国主义”一词源自古希腊语中的“祖国、故土”，在接连不断的政治与宗教纷争中传入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法国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从不将彼此视作同胞。事实上，“爱国者”一词直到1750年前后，才由圣西蒙公爵赋予现代含义。彼时，支撑这一词汇的思想体系也已逐步成型。约翰·洛克1689年的《政府论两篇》、伏尔泰1756年的《风俗论》，以及多年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提出的“民族精神”理念，都让人们认为，民族自豪感源于共同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与语言，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

自那以后，无数文人学者撰文探讨爱国主义。马克·吐温、H.L.门肯、萧伯纳以及厄休拉·K.勒奎恩都对其心存戒备。塞缪尔·约翰逊称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列夫·托尔斯泰则将它比作奴役。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起初认为，“爱国主义催生的幻象无穷无尽”，他还援引普鲁塔克的观点，嘲讽那些宣称“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更美”的人。多年后，或许是内心倍感迷茫，博尔赫斯祈求神明为他的生活带来慰藉。他写道：“神明应允了，而这份慰藉，就是我的祖国。”

乔治·奥威尔的看法相对温和。他写道，爱国主义是“对一方水土、一种生活方式的眷恋，人们坚信这是世间最好的模样，却无意将其强加于人”。而民族主义则截然不同，他认为民族主义“永远与权力欲望纠缠不清”。不过，二者的界限向来模糊。对一片土地的眷恋，很容易演变成孤立主义、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伏尔泰曾感慨：“可悲的是，一个人若想成为坚定的爱国者，往往就要与全人类为敌。”近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为爱国主义据理力争，而玛莎·努斯鲍姆则始终主张对其加以约束。

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门则另辟视角，他在1991年提出，美国的爱国主义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被刻意忽视的议题”。他的鸿篇巨著《记忆的神秘和弦》，并非单纯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而是为罗伯特·佩恩·沃伦的观点佐证：身为美国人，无关血脉，而关乎一种理念——历史，便是这一理念的具象写照。倘若历史学家是一个国家的记录者，难免裹挟个人偏见与情感，那么“统一的美国”这一概念便会瞬间崩塌。一个国家有其整体历史，也必然存在多元的群体记忆。举个例子，昔日在梅森-迪克森线以南广为流传的教材，通篇美化南北战争，将其描绘成一场捍卫传统生活的英勇抗争，谎称黑奴在仁慈的白人奴隶主手下安居乐业。

当然，标榜绝对客观，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还原真相。大量著作都在探讨美国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割裂，但这类作品仅仅因为揭露了主流历史刻意回避的问题，就值得全然信服吗？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与保罗·约翰逊的《美利坚民族史》，就勾勒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前者直指国家的弊病与缺陷，后者则一味赞颂光辉功绩。卡门总结道：“我们固然可以谈论美国的爱国主义传统，但这份传统向来起伏不定，时强时弱。”

如今，我们正处在这份情感的低谷期。盖洛普民调显示，过去十二年间，自称“极度为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的民众比例下滑了十六个百分点。哈里斯近期一项调查发现，大约四成美国人曾考虑移居海外，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尤为强烈。去年五月，《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基调消沉的文章，标题为《双重国籍缘何成为新一代美国梦》。部分评论者将这一趋势归结为经济考量，但这种想法早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时便已萌芽。

爱国主义如今早已不再受人追捧。觉醒运动合理地揭露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与性别不公，这让左翼群体对国家的好感度大幅降温；而该运动中一些过激行为——动辄抵制封杀、指责文化挪用、无休止地道德说教，又将中间派推向保守阵营。可以说，爱国主义并未消亡，只是换了一副模样。维京头盔、印满星纹的服饰、军旅风格夹克，再加上“让美国再次伟大”标语帽，成了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爱国装扮。如今的爱国主义更像一种潮流标签，而非精神信念，让行事低调的人难以与之相融。

当然，但凡对一方土地心怀忠诚，人人都可以谈及爱国主义。埃米·沃森在新作《革命前的爱国者：1714-1763年英属大西洋地区政党政治的兴起》中写道，英国一众主张改革的政客将“爱国者”当作口号，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宽容、更公平的帝国：让殖民地议会与法院拥有更大话语权，让大西洋两岸的民众享有更充分的宪法自由。沃森提出一个合理的设想：倘若当时英国的“爱国者”能在帝国政治中占据主导，北美或许永远不会脱离大英帝国。

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之时，美利坚合众国尚未诞生，没有邦联条例，没有国玺、国旗与法定货币。彼时只有心怀不满的殖民地民众，各自高举旗帜，部分旗帜上绘有响尾蛇图案，配着标语“别惹我”。从佐治亚到新英格兰，这片绵延千里的土地还算不上一个国家。人们奔赴战场之际，心中尚且没有一个可以为之效忠的祖国。内森·黑尔那句“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仅有一次生命可以献给祖国”，真的有人亲耳听到吗？事实上，不少殖民地民众听到这番话都会心生怯意。据估算，当时支持独立的民众仅占四成，约两成人依旧效忠英国王室，其余人则摇摆不定。开国先贤们也常常借助“爱国主义”，向犹豫不决的民众宣扬自由的理念。

1831年，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到访美国，他发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敏感易怒”，容不得旁人批评这个新生的国家。但这份情感并非源于与生俱来的家国热爱，因为美国当时极度缺乏积淀已久的风俗与传统。联邦的主权是后天构建的，而各州的主权根植于民众内心，因此人们的情感自然倾向于身边的故土：小镇、地区与所在州。1860年，年轻的亨利·亚当斯参观美国国会大厦时感慨，南北分裂“似乎轻而易举，因为联邦本就根基薄弱，人们对它只剩一丝情怀，仅此而已”。不久之后，南方邦联军队炮击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这句话便得到了印证。

和比尔·查普曼交谈过后，我很少再去思考爱国主义，就像不会特意琢磨干果一般。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深究爱国主义的细枝末节。当政客的空洞说辞、评论员的陈词滥调，以及超级碗赛事上热闹喧嚣落幕之后，爱国主义就如同背景音一般，默默存在。可有些时候，它又会被推到所有人面前。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庆典，纽约港千帆竞发，便是这样一个时刻。而如今，又一个重要节点即将到来：美国建国二百五十周年。据美国二百五十周年庆典官网介绍，这场纪念活动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周年庆典”。最终能否超越二百周年庆典尚且未知，但结合现任白宫主人的行事风格，我预料这场庆典必将充斥着过度的浮夸与闹剧。我只希望，能说服西尔维斯特·史泰龙来演唱国歌。

我并非认为爱国的表达毫无意义，只是更偏爱低调、非军事化的爱国方式。世贸双塔遇袭十天后，纽约大都会队在谢伊球场对阵亚特兰大勇士队。和绝大多数纽约民众一样，我守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比赛。如今在油管上依旧能找到这段影像，你会发现，国歌奏毕后，两队的球员与教练纷纷走到本垒与投手丘之间，互相拥抱、握手，这样的场面实属难得。多年后，亚特兰大勇士队的内场替补球员马克·德罗萨回忆道：“从我九岁打球开始，这是唯一一场我输了也心甘情愿的比赛。”朋友，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而2021年1月6日，大批民众冲击美国国会大厦、阻挠国会认证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径，即便被贴上爱国的标签，在我看来也绝非真正的爱国。这场事件固然恶劣，但它更像是一群肆意破坏、哗众取宠的暴民作乱，而非武装叛乱。那些闹事者仿佛刻意在镜头前、在彼此面前卖弄姿态。许多人手举美国国旗，可仅凭一面国旗就称其为爱国者，就好比拿着一条面包，便能自诩面包师一般荒谬。当他们闯入国会大厦大肆劫掠时，我的感受，就如同有人在自家墙壁上肆意涂鸦污言秽语。

令人痛心的讽刺在于，这些自诩的爱国者，所作所为完全背离美国精神。他们阻挠权力和平交接，肆意践踏宪法。1977年，美国纳粹党争取在伊利诺伊州斯科基市游行的权利，还曾走上法庭维权。相较之下，这群受特朗普煽动、将国家权力中心变成犯罪现场的暴民，反倒不如当年的纳粹党人遵循美国规则。人们本应清楚，冲击国会绝非可以逃脱罪责的借口，可特朗普在开启第二个任期的首日，便赦免了一千五百余名涉案或已定罪的闹事者，还为另外十四人减免刑罚。

两百三十五年前，托马斯·潘恩就曾警示世人：“一群不受任何人约束的人，绝不能被任何人信任。”对比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尼克松和他的党羽反倒像是小打小闹之辈。在特朗普营造的舆论里，美国饱受非议，可长年以来，抹黑这个国家的人恰恰是特朗普本人。今年三月，他签署行政令，声称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企图篡改美国历史，将美国“在自由、个人权利与人类福祉领域无可比拟的发展成就”，歪曲成一个“天生充斥种族歧视、性别压迫、处处腐朽的国度”。

总统先生，此言差矣。美国的历史本就错综复杂，种族问题更是让这段历史布满曲折。早在1619年首批非洲黑奴抵达北美大陆之前，这片土地上就生活着近五百个原住民部落——而这一年，距离清教徒登陆还早了一年。重建时期、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黑人大迁徙、黑人的愤怒、黑人的幽默与黑人文化，通通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并非所谓的“觉醒思潮”，而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特朗普口中的美国简单粗暴：历史从不存在分裂，没有效忠派与爱国者的对立，没有原住民与移民的矛盾，也没有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纷争。劳工冲突、不公的监禁、白人至上主义暗流，都被他视而不见。在他眼里，承认缺陷就是失败者的表现，而美国永远是强者。昔日的美国必然无比辉煌，否则他又何谈“让美国再次伟大”？重返白宫后，他迅速重启“1776委员会”，计划推行一系列“爱国教育举措”，肃清校园内“反美思想”，培养民众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崇敬之心。而这套举措的本质，就是让人选择性遗忘历史。

2024年，两党联合组成的公民硬币咨询委员会，提议发行三款建国二百五十周年纪念25美分硬币，分别纪念废奴运动、女性选举权运动与民权运动，最终却被财政部长否决。结局可想而知。特朗普一直在塑造一个经过美化的虚幻美国，将历史中不堪的篇章删减、遮蔽。倘若任由其行事，一百年前那种歪曲史实、粉饰太平的教材必将卷土重来，而那些为国奋战的黑人美国人，将再度从历史中消失。

对于黑人群体而言，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沉重又矛盾的话题。1770年波士顿惨案中，自由黑人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是第一位遇难者，可乔治·华盛顿将军起初却坚决拒绝征召黑人士兵。不少殖民地民众不愿看到黑奴拿起武器，还有人担心自己的“私有财产”会受损或走失。直到华盛顿得知英国承诺给参战黑奴自由之身，他才改变立场。独立战争期间，约七千至九千名黑人加入大陆军与大陆海军，而投靠英军的黑人数量却是其三倍。战争结束后，一部分黑人大陆军士兵得以恢复自由身，还有许多人依旧深陷奴役。

黑人族群如何看待美国独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发表的著名演说《对于奴隶而言，七月四日意味着什么？》给出了答案：

于奴隶而言，你们的庆典是一场骗局；你们大肆吹嘘的自由，是放纵无忌的特权；你们标榜的国家伟大，是膨胀的虚荣；你们欢庆的喧嚣，空洞又冷漠；你们痛斥暴君的言辞，是厚颜无耻的傲慢；你们高呼自由与平等的呐喊，是彻头彻尾的嘲弄。你们的祈祷与圣歌、布道与感恩，连同所有宗教仪式与庄严典礼，在他眼中，不过是浮夸的空谈、虚伪的欺骗、不敬的伪善。

九年后，道格拉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奔赴战场。南北战争中，北方联邦与南方邦联都宣称自己是爱国者。那些参军的自由黑人与黑奴，心中又作何感想？彼时，他们根本不被视作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明确，有色人种不属于当年宣告独立的“民众”，因此无权成为公民，也无法向政府申诉争取自由。但南北战争结束时，已有十七万九千名黑人加入联邦陆军，一万九千人加入联邦海军。白人联邦士兵每月军饷为十三美元，而黑人士兵直到1864年6月，每月仅能领到七美元。

长久以来，参军既能获得收入，也能找到人生方向。重建时期及之后，黑人青年不断入伍，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只是军队依旧实行种族隔离。他们参军，是出于爱国之心吗？在南方各州，以及马里兰、密苏里、特拉华等边境州，吉姆·克劳种族隔离制度大行其道，南方腹地私刑泛滥，施暴者却极少受到惩处。许多黑人选择从军，多半是希望凭借服役改变自身与整个族群的命运。这种对国家复杂纠结的心态，也贯穿于所有黑人文学作品之中。

牙买加裔哈莱姆诗人克劳德·麦凯1921年创作的诗歌《美国》，通篇未提及种族，可字里行间都浸透了这份心绪：

纵然你予我苦涩食粮，

利齿将我咽喉咬伤，

夺走我生命的气息，我仍要坦言，

我爱这磨砺我青春的文明炼狱。

你的生命力如潮水涌入我的血脉，

赐我力量，直面你的敌意。

十五年后，兰斯顿·休斯在《让美国重归本真》一诗中坦言：“于我而言，美国从未真正成为理想中的模样。”他口中的“我”，是“身负奴隶制伤疤的黑人……被驱逐故土的原住民……怀揣同样希望的移民，

却只看到亘古不变的残酷法则：弱肉强食，强者欺凌弱者。”休斯有这样的感触实属必然。山姆大叔从未真正接纳他们。正是这个“掌权者”，剥夺黑人的投票权，又将他们送往越南战场。穆罕默德·阿里本不必借宗教理由申请免服兵役，历史早已为他道出了缘由。

1855年，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州，本身就是一部最伟大的诗篇。”三十三年后，在惠特曼眼中，这部“诗篇”化作一位“宏伟、沉稳、伟岸、端坐的母亲”。但除却开国先贤、阿拉莫战役、葛底斯堡演说、卡斯特最后的阵地与西进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们去热爱、去效忠？这个问题绝非无稽之谈。人们热爱国家，多半是因为眷恋自己生长的故土。地方民谣、本土报纸、老式银版照片，还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马克·吐温、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作品相继问世，但如今那些象征“美国精神”的歌曲、故事与经典意象，在当年大多还未出现。《美丽的亚美利加》由一位女权主义女诗人填词、新泽西州一位管风琴师谱曲，1910年后广为流传；而美国国歌，直到1931年才正式确立法定地位。

直到电影与广播兴起，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凝聚力才真正形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典美式金曲时代尚未到来，但全美民众都能听到叮砰巷的流行乐曲；1933年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也通过电波传遍千家万户。好莱坞同样推波助澜，接连推出《青年林肯》《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约翰·多伊》等影片，将美国渲染成满是荣光的国度。

或许，家国情怀便是这样融入血脉的：不靠法律条文与宣言口号，而是依托旋律与一幕幕生活图景。倘若1969年有人问我，为何愿意为国家远赴他乡、与素不相识的人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想起《权利法案》。浮现在脑海中的，会是桑顿·怀尔德舞台剧改编电影《我们的小镇》里的场景，是B-17轰炸机上嬉笑打闹的机组人员，或是电影《生活多美好》中的高中舞会。罗伯特·佩恩·沃伦说，身为美国人，关乎一种理念，而围绕这份理念不断演变的种种意象，便是这份情怀的载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泳者》中也诠释了这一点。小说主人公望着渐行渐远的美国海岸，发出一番感慨，言语虽有失偏颇，却耐人寻味：

法国是一方土地，英国是一群人民，而美国始终萦绕着理想的光晕，难以言说。它是夏洛战场上的座座墓碑，是伟人疲惫憔悴、神色紧绷的脸庞，是乡村少年在阿登森林为一句空洞口号葬身沙场。它是发自内心的热忱与坚守。

如今，我的年纪已经超过当年的比尔·查普曼。当年的他，因五角大楼文件与水门事件心潮难平，说出那句“天啊，我爱这个国家”。我也想坦然说出这句话，却始终难以开口。但我依旧认为，美国有其独特之处，有高尚与美好的一面。可当“美国例外论”与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捆绑在一起，含义便彻底变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一心想要重塑“纯粹的美国”，追捧一个虚构的旧日图景——在平权法案、女权运动、多元文化与外来移民“搅乱”一切之前的美国。并非所有追随者都追求种族单一的美国，但他们真心认定特朗普有益于这个国家，而批评者都是国家的敌人。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看清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即便他偶尔做出正确决策，其立场也不值得认同。

汉娜·阿伦特早已洞悉这一点。麦卡锡主义肆虐的1953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身处的这个共和国、这套民主制度，从来都不完美，也永远无法臻于完美，因为完美本就不适用于它……倘若一心想要‘让美国变得更美国’，最终只会亲手摧毁它。而你所使用的手段，终究只会沦为强权手段，仅此而已。”

将近六十年前，我的政府愿意让我为国献出生命。并非因为北越威胁到缅因州的渔民或是印第安纳州的农夫，而是总统与国会议员们为了谋求所谓体面的和平，甘愿牺牲年轻人的性命。那时我本该追问自己：一个人可以身为爱国者，却并不热爱祖国，只是庆幸这个国家存在吗？我愿意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样的心态不够赤诚，甚至心怀怨怼。但就像一段感情中，偏执的爱意会扭曲彼此的亲密关系，过度膨胀的民族自豪感，也会玷污人们一心想要守护的国家。

为国挺身而出的热忱，应当与号召背后的正义性、紧迫性相匹配。仅仅因为总统下令，就要赌上性命，这真的合理吗？1973年起，美国开始实行志愿兵役制，出兵阿富汗、伊拉克，都成了个人良知与自主选择的结果。诚然，爱国主义是国防力量的根基，但它绝不能蒙蔽我们的双眼，无视战争带来的人间惨剧。一战结束前一周阵亡的英国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深切体会过战争的残酷。他的诗作《为国捐躯》，让人们直面战场触目惊心的惨状。倘若人们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嗅到、亲手触到战争对人体的摧残，便不会再兴致勃勃地向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宣扬那句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甘美而光荣。

为国赴死从来都谈不上美好，但有时确有其必要。倘若你选择为国家而战，就必须清楚自己为何而战。挥舞旗帜的爱国者们或许不认同这一点，但我们被美化的过往，本就不像传言中那般光鲜，从来都是如此。历史学家戴维·洛温塔尔提醒我们，美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在刻意修饰历史档案。大陆会议长期秘书查尔斯·汤姆森曾受邀整理并出版数千页工作笔记，他起初应允，最终却将所有手稿付之一炬。据传，他曾这样解释：“我不愿打破后人的美好想象。道出真相，必然会招致非议。就让世人继续敬仰我们的先贤与英雄吧。他们被赋予的才干与美德，终将守护爱国主义的信念。”

美国第一位史官，以销毁史料的方式践行了他眼中的爱国使命，刻意构建出一套流传后世的叙事，全然不顾是否符合史实。或许我们的首任总统，并非世人称颂的“战时第一，和平第一，人民心中第一”，但在汤姆森看来，华盛顿必须被塑造成这般模样。抛开种种是非，初代爱国者们制定的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正当法律程序、宗教自由与新闻自由，这份功绩无可否认。

人们不必对美国抱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遗忘历史，就会轻易被利用无知博取支持的人操控。这部宪法真的完美无缺吗？远远不是。开篇的“我们人民”，最初仅指代宪法签署者，妇女、穷人、未受教育者、黑奴，全都被排除在外。1788年，拥有政治权利的几乎只有拥有财产、财富或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即便如此，受限于所处的时代，开国先贤们依旧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他们搭建起一套国家框架，立志“缔造更为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筹建共同防务，促进全民福祉，并且为我们及子孙后代，守护自由的福祉”。暂且放下“爱国主义”这个词汇，静下心多读几遍制宪先贤的文字，感念他们创下的基业能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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