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原子弹是科学突破，还是制度运作的产物？

科学问题如何转化为一个必须完成的工程目标？

撰文 |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1943年，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一片尚未完全测量清楚的土地上，大规模工厂已经动工。问题在于这些工厂究竟能否真正运转，没有人知道。

负责整个项目的美国退役陆军中将莱斯利·格罗夫斯后来回忆，当时用于铀浓缩的几种技术路线，无论是气体扩散还是电磁分离都还停留在“可能有效”的阶段，却必须同时推进。换句话说，一个尚未被证明可行的技术体系，被当作“必然成功”的工程来建设。

按照通常的工程逻辑，这几乎不可接受。但在战争的时间压力下，它成为一种现实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个更深的问题浮现出来：原子弹的诞生，究竟是科学突破的结果，还是某种制度运作的产物？

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奥本海默》让我们记住了那个在黑板前踱步、充满道德焦虑的形象——他的犹疑与自省，连同费米的精确计算、玻尔的哲学思考一起，使得这段历史看起来像一场思想的戏剧。然而，这并非故事的全貌。在橡树岭这样的工地上，另一种历史正在展开：科学问题被压缩进时间表，转化为一个必须完成的工程目标。

也因此，重读格罗夫斯将军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新译本书名为《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诞生的故事》），或许需要换一个视角。书中记录的并不是科学如何“发现”，而是科学如何在制度压力下被组织、被推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被“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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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出来”的结果

《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诞生的故事》， [美]莱斯利·R.格罗夫斯著，钟庆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橡树岭那种“在不确定中先行建设”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整个曼哈顿计划的基本逻辑。

项目启动之初，几乎没有人能够回答最核心的问题：哪条技术路线可行？是否能在战争结束前完成？理论是否足以支撑工程规模的实现？

格罗夫斯没有等待答案，而是用制度去逼近答案。他让多条彼此竞争甚至相互重复的路径同时推进，并在获得充分验证之前，就将其转化为大规模工程。于是，科学研究不再是逐步逼近确定性的过程，而被嵌入一个以时间为刚性约束的运作框架。

换个角度看，这几乎是一种“反事实”的运作方式：在科学结论成立之前，制度先假定其已经成立，并据此调动资源与组织能力。换言之，决策并非建立在已知之上，而是在一个尚未被证明为真的世界中提前展开。

从传统工程理性出发，这样的安排近乎不可接受。但在战争条件下，它体现出另一种判断方式：与其在不确定中等待，不如通过资源投入，将可能性压缩为结果。原子弹，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在这种机制中被“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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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约束条件下的协作

如果说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不确定中推进”，那么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一个以自由探索为核心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嵌入一个以命令与等级为基础的军事体系。

格罗夫斯的关键作用，正体现在这里。

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坚持任命奥本海默担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负责人。当时安全部门对奥本海默的政治背景提出严重质疑，但格罗夫斯仍然明确表示，他“不可替代”。这一判断，并非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制度层面的考量：在高度不确定的科研体系中，真正稀缺的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个体，而是能够整合知识、组织协作的能力。

类似的安排还体现在日常运作之中。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方面被严格纳入军事管控体系，另一方面在内部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学术讨论空间。格罗夫斯既限制信息流动，又容忍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交流。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制度设计，使一个本质上反等级的学术共同体，得以暂时嵌入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国家机器之中。

因此，与其说他是管理者，不如说是在两种制度逻辑之间搭建桥梁的人。

这座桥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桥两端的人如何运作。

后来的叙事，常将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塑造成价值对立的两极：一方象征科学的自由与良知，另一方代表国家的权力与效率。但在曼哈顿计划的实际推进过程中，这种对立并未成为主导结构。更接近事实的，是一种在高度约束条件下形成的协作关系。

格罗夫斯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在关键问题上依赖奥本海默的判断。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权力让渡，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分工：在科学问题上，军事权威无法提供有效替代。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也并非完全自主。他依赖格罗夫斯提供的制度条件——稳定的资源供给、对外界干扰的隔离，以及一个可以集中工作的组织环境。

在这一结构中，双方都对各自原有的运作方式作出调整：科学家接受时间压力与组织约束，军事体系则暂时容忍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性。这种关系并不建立在价值认同之上，而是源于任务本身的不可替代性。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任务完成，这种协作便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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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制度边界的组织实验

如果只从军方与科学家的关系来理解曼哈顿计划，并不完整。格罗夫斯反复强调的，还有一个关键维度——工业体系的参与。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邦公司在汉福德钚生产工程中的角色。与学界不同，企业首先面对的不是科学可能性，而是技术风险、组织能力以及潜在责任。杜邦最初态度谨慎：缺乏经验，风险巨大，规模前所未有。

格罗夫斯的解决方式并非简单命令，而是制度重构。他通过合同机制，让主要风险由政府承担，同时限制企业利润。这一安排改变了企业的决策条件，使其能够在可控风险下参与原本难以承受的项目。

结果不仅是资源调配，更是一种能力重组：实验室中的“试管化学”被转化为可以持续运转的工业体系。国家的技术能力也由此突破自身机构边界，通过制度设计将市场体系中的工程能力整合进来。

因此，曼哈顿计划既非单纯的军事工程，也非纯粹的科学合作，而是一种跨越制度边界的组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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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如何吞噬自身

战争结束后，目标发生变化，但制度却以惯性延续。这种错位，使原本有效的安排逐渐产生张力。

奥本海默对氢弹计划表达保留意见，并主张引入核控制，试图把伦理与长期风险重新带回决策之中。然而，在既有制度逻辑下，这种立场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原先以速度与成果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并未自动转化为以责任与控制为中心的标准。

1954年的安全听证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听证过程中，格罗夫斯一方面肯定奥本海默的贡献，另一方面却支持撤销其安全许可。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则遵循同一逻辑：评价标准取决于个体是否仍然适配当前结构，而非其既往成就。

更广泛地看，这一事件揭示出制度运作的一个特征：一旦形成并被证明有效，它便倾向于自我维持，并通过筛选机制排除不再适配的因素。个体的命运，由此更多取决于其与结构的关系，而非其本身的能力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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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不可复制的桥

这个新译本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加上了在学界饱受争议的泰勒（Edward Teller）在1982年为该书撰写的序言。在序言中，他不仅回顾了历史，也提出了一个带有现实指向的问题：如果科学共同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被削弱，民主社会是否仍能在技术竞争中保持优势？

这一质疑深深嵌入冷战语境中的制度焦虑。对泰勒而言，曼哈顿计划代表的不仅是一次成功实践，更是一种值得延续的合作模式。因此，他的“怀念”，指向的是一种以效率和动员能力为核心的理想状态。

然而，这一立场本身也具有鲜明的历史条件。泰勒在氢弹问题上的态度，以及他在听证中的角色，使他的回顾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与时代的双重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序言并非置身历史之外的评论，而是冷战制度逻辑的一部分。

它所提供的，不只是对过去的解释，也是一条理解这种制度如何被持续辩护与再生产的线索。

从这个角度再回看格罗夫斯所做的工作，它不仅是一项工程任务，更是一种制度整合，即在极端条件下，将科学、工业与国家权力压缩至同一时间框架。

这种整合依赖于一组特殊前提：战争的紧迫性、权力的集中，以及对成本与风险的暂时搁置。一旦这些条件消失，这种模式便难以维持。

因此，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条可以被普遍复制的路径，而更像是一种战时制度的极端形态。它的效率，恰恰来自其临时性。

今天，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其他前沿技术领域，我们仍面临类似问题：如何在速度与反思之间取得平衡？在追求效率的同时，能否避免重演同样的制度逻辑？

历史已经可以说了，但问题仍在继续。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编辑：编辑许悦、韩扬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