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许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在校园主干道左侧围墙最北边的角落里有一间小屋，十余平方米的面积，灰砖青瓦，是一间标准的陋室，也是我那时的栖身之所。
小屋的门前还是一块未被利用的空地，各种野草在其间自由生长着。石块铺成的幽幽小径从小屋门口一直延伸到校园的主干道。小屋坐北向南，屋子北面的墙体就是校园北侧的一段围墙。墙外是一片青青竹林，一年四季，竹枝都伸过围墙遮住大半个屋顶，从瓦缝里落下参差斑驳的竹影。
在这间小屋里，我重新捧起大学时因功利心而“囫囵吞枣”的文学名著。在秋雨敲打竹叶的夜晚，杜甫的沉郁顿挫，一字一句渗入心间；在冬日炭火盆边，《红楼梦》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凉，伴着毕剥声才真正感到彻骨寒意。文学世界里磅礴的家国生死、细腻的爱恨情仇，不再是纸上的符号，它们与屋外的风声雨声、与我初涉人海的茫然与激情交织在一起，一次次掀起心海的涟漪。
乡村闭塞，信息迟滞，这间小屋却通过一本本杂志、一册册书籍，为我打开了一扇望向广阔语文世界的天窗。我倾尽微薄的薪水，订阅《语文教学通讯》《语文学习》《教师博览》……那些陌生的名字——钱梦龙、魏书生、于漪、余映潮，从铅字后面缓缓走出，成为我未曾谋面的导师。我从模仿他们的教案开始，笨拙地尝试“导读”，学习“艺术”。我寻来民国大师夏丏尊的《文章作法》、叶圣陶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那些朴素如泥土的文字，将语文最本真的道理讲得通透。我啃读晦涩的文章学、阅读学、课程论，一本本专著像一块块坚硬的砖石，垒砌我认知的根基。
高高的书柜被这些书籍填满，它们也以同样的密度填充着我原本贫瘠的大脑。我时而因领悟某种思想而欣喜，时而又因见识了语文天地的纷繁与博大，而感到自身如井底之蛙般的浅薄与惶恐。这小屋的“陋”，与精神上对“丰盈”近乎贪婪的渴求，形成一种巨大的、鞭策我前行的张力。小屋夜读不再是苦行，而是在与古今中外睿智的灵魂无声对话。灯光漂白了四壁，也似乎将那些虚浮的欲望，一并漂得沉静而坚实。
那时读《红楼梦》，至贾政视察大观园，见潇湘馆窗前也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又有芭蕉数本，便感慨：“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读至此处，我竟在灯下会心一笑。这位整日周旋于官场俗务的贾老爷，心力交瘁，他这一声感叹，倒是出自肺腑的真切。他所羡慕的不正是我正享有的吗？这“月夜窗下，幽静脱俗”的读书之境，于我并非刻意追寻的风雅，而只是命运偶然的馈赠——在这喧腾世界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我与这小屋，与这满架书籍，与窗外无心的竹林，结成了一段静默而深厚的缘分。
然而，缘分总有尽时。学校要修建新的学生宿舍楼，我那偏居一隅的小屋，因在建筑规划的范围之内，被判定为必须移除的“障碍”。学校让我搬进了两室一厅的套房，我因此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窗明几净的书房。后来，我放弃了到县中任教，“阴差阳错”离开了那所乡村中学，辗转到省城工作。居所几经变迁，一次比一次宽敞，书房里也有了更大气的书桌、更舒适的椅子、更明亮的灯光，藏书也越来越多。
可是，在城市的繁华深处，在恒温的空调房里，我却再也找不到夜读的“乐趣”了。那种“乐趣”，并非单纯的愉悦，而是一种沉浸的、带着体温与呼吸的“存在感”，是手指摩挲纸张的触感，是鼻尖萦绕的旧书特有的气息，是耳中同时听到虫鸣、竹响与心跳的和弦，是目光从字句间抬起，便能撞见一片泼洒在墙上的、清寂的月光。城里的夜读，更像是一种知识摄取的程序；而小屋的夜读，是灵魂在寂静中的沐浴与生长。在那段物质极度简朴、精神却无限丰盈的时光里，未来尚远，梦想还新，一切都充满毛茸茸的、粗拙的希望。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石室双楠实验学校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5月29日 第04版
作者：李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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