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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超级周期,中国半导体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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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追赶,千亿级投入。

记者丨张赛男

编辑丨李新江 张伟贤

一根DDR5内存芯片,价格一年涨了414%。这不是炒作,这是AI算力掀起的存储“超级周期”,全球市场为之疯狂。

这一次,牌桌上不只三星、海力士和美光,中国存储产业坐到了他们对面。

长鑫科技一个季度狂赚247亿元,直接填平两年亏损;长江存储全球份额飙升,或首次逼近全球前三。

在两大存储大厂的带动下,设备、材料、封测整条产业链集体爆发,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从晶圆到模组的全链路自主能力。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答案不在“超级周期”的风口,而在风口到来之前那些年无人看见的冷板凳上。

从1975年北大实验室里第一块1024位MOS DRAM开始,中国存储用近半个世纪的追赶、近十年的巨额亏损和数千亿元投入,换来了今天的“一鸣惊人”。

这场“超级周期”,正带给存储产业的巨变和机遇。

1

迂回突围,

关键狠人的押注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WSTS),将集成电路分成四大类: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微处理器、模拟芯片。

结合WSTS多年数据来看,存储芯片具有强周期属性,上行期占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可超过30%,成为半导体最大品类;下行期可跌至23%以下。

强周期性的特点,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王阳元、朱一明等“关键先生”,则助推了这一进程

1975年,由北京大学王阳元带领的团队,在没有图纸、资料和设备的情况下,研制出第一块1024位MOS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存储产业有过零星尝试,屡败屡战,未形成体系化布局。

2004年,在硅谷半导体公司工作的朱一明,敏锐地察觉到,存储行业曾从美国转移至日本,再转移至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同样有机会诞生“中国版三星”。

他作了一个足以影响中国存储行业的决定,放弃硅谷工作,于2005年回国创办“芯技佳易”(兆易创新前身),专注于存储芯片领域。

一开始,芯技佳易专注SRAM领域,后又转攻巨头们战略性放弃的NOR Flash利基市场,慢慢站稳脚跟。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要避免一开始就与‘强敌’正面竞争。”朱一明如此解释。


长鑫科技董事长朱一明

2016年,决定性的转折真正到来。

朱一明与合肥政府达成协议,双方联合创立长鑫科技,全力攻坚技术壁垒极高的DRAM制造。彼时,“三巨头”已拿下全球90%以上份额,技术、资金、专利三重高墙把中国挡在门外。

2018年,在长鑫存储即将量产的关键节点,朱一明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职务,全身心投入长鑫,并立下军令状:在项目盈利之前,不领取任何薪酬和奖金

第二年7月,长鑫实现8Gb DDR4工程样品试产,中国不能制造DRAM的历史被终结了。

真正让长鑫突破巨头封锁的,是朱一明最为关键的战略决策:跳代研发。


他放弃常规追赶路线,直接跳过成熟但落后的DDR4产品,全力攻坚DDR5、LPDDR5高端存储芯片。2024年底,长鑫果断全面停产DDR4,将全部产能转向AI高端算力赛道。

即便在行业低谷期,朱一明也始终坚持逆周期布局:

2023年全球DRAM价格暴跌40%,巨头纷纷收缩战线,他带领长鑫逆势扩产,将月产能从9万片提升至15万片。

跳代研发+逆势扩产,长鑫由此精准踩中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

2

政府托底,

保持战略定力

长鑫科技的故事里站着一位孤注一掷的英雄,而长江存储崛起的背后,则是一座城市长达20多年的“静默陪跑”。

2000年起,作为中心城市的武汉,期待引入集成电路这样的新兴产业,先后寻找10多家国内外知名芯片厂合作。

最终,他们偶然邀请到中芯国际高层到武汉考察,双方决定在2006年成立武汉新芯,启动中部地区第一条12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

武汉新芯的发展并不顺利,为了活下去,曾为美国闪存厂飞索代工,飞索随后破产。此时,台积电、美光等看中武汉新芯,准备收购。


武汉政府坚持了下来,决定自主发展武汉新芯。2013年中芯国际退出新芯,武汉力邀原中芯国际首席运营官杨士宁加入,自主开拓市场。

他们幸运地迎来转机。

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决定了首个主攻对象为存储芯片;同年9月设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武汉新芯受到政策的青睐和扶持。

2016年3月,总投资1600亿元的国家存储器基地落地武汉光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最大的单体投资高科技产业项目”。

当时,专家就表示:“这绝不是今年投钱、明年赚钱的项目,而是5到10年的长期投入。”

同年7月,长江存储在武汉新芯基础上整合成立,一、二期联合出资方涵盖国家大基金、紫光集团、湖北地方国资等。


与长鑫存储主攻DRAM不同,长江存储瞄准的是NAND闪存领域

那时,中国在NAND闪存领域几乎没有技术积累,长江存储下定决心绕开海外厂商的2D NAND专利壁垒,直接切入3D NAND赛道。

2018年,长江存储量产第一代32层3D NAND Flash芯片,中国首次在NAND闪存领域实现“从0到1”的关键跨越,其后,在堆叠层数上追赶国际主流水平,64层、128层相继量产。

2022年,其正式推出基于Xtacking 3.0架构的232层闪存,首次在堆叠层数上比肩国际对手。

到2025年,第五代QLC 3D NAND X4-6080发布,晶栈Xtacking 4.0架构正式投用,长江存储成为全球NAND领域不可忽视的玩家。

3

两存崛起,

“新型举国体制”的胜利

十年冷板凳坐穿,只为等待一个爆发窗口。

2025年下半年起,存储芯片出现结构性供需缺口,涨价潮随之席卷全球。

此时,长鑫科技已完成一轮全面的技术升级,产能集中转向DDR5及LPDDR5/5X等高端产品,其全球份额,在2025年第四季度增至7.67%

长江存储也迎来质变时刻:

2025年第四季度,其全球NAND市场份额已达11%,位列全球第六,部分机构预测其最新份额已逼近全球第三。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低谷期扩张产能,高峰期兑现价值,避开正面拼技术代差,在产业节奏上找胜算。这是中国存储用十年冷板凳坐出来的战略判断。

回看来时路,中国存储芯片的起步,是一次在棋盘几乎已定局时强行落子的“极限突围”,这场突围需要的技术、资本、人才、政策,缺一不可。

首先,一群半导体人才,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与担当,赌上个人职业生涯全力创业,以20多年深耕打破国外垄断。

例如,长鑫除了朱一明,前中芯国际CEO王宁国也贡献良多。

技术则是勇于站在巨人的肩膀。


王宁国

长鑫最初的技术,主要来自德国DRAM厂商奇梦达(Qimonda,已破产)的沉淀与专利许可,再通过自主研发、国际合作快速迭代。

“我们坚持‘知识产权来源干净,研发流程正确,研发活动合法合规’,形成了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团队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朱一明表示。

政府的托底更是不可或缺。

长鑫成立之初,就是合肥国资直接下场,以144亿元包揽项目八成出资,用超常规的速度推进产线建设,接下来是长达数年的持续投入。

仅2022年至2024年,长鑫科技累计亏损就超过318亿元,各级国资承受的压力可见一斑。


在武汉,当湖北决定举全省之力投资千亿存储器项目时,亦被视为一场“豪赌”。

2014年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大基金”),则以资本力量扮演着战略引导与杠杆放大的角色。

从一期基金约1387亿元规模,到三期高达3440亿元的资金规模,累计撬动社会资本的规模达到数万亿元

其投资重点也从早期的制造环节,逐渐转向设备、材料、EDA等“卡脖子”环节与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等前沿领域,以真金白银支持关键技术突破。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

“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在存储产业,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迎来阶段性胜利,正是各方的托举,两家存储原厂才在“超级周期”中坐上牌桌,两家的加速证券化,则形成资本反哺产业的良性互动。

4

积极扩产,

抢占全球产业高地

在“两存”的带动下,整条产业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跑。

长江存储正在进行“史诗级扩产”:三期工厂设备安装已启动,预计2026年底投产,届时有望超越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成为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据估算,三期计划将带动上下游200家企业聚集,形成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长鑫存储2026年二季度正式开启招投标,全年计划扩产5万至6万片晶圆。其将带动设备采购需求达50亿-60亿美元,订单也会加速向国内设备商倾斜。


两大存储龙头同步扩产,直接为国内设备、材料、封测企业创造宝贵的“入场验证”和“批量供货”机会,这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从“备选”走向“必选”的关键一跃。

“在AI的带动下,订单正一个接一个地来。”一家半导体装备企业内部人士对21记者表示。

封测环节是扩产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日前,A股封测龙头长电科技大幅上调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重点投向先进封装产线建设;通富微电、华天科技、太极实业等封测企业也在积极扩充先进产能。

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已开始承接全球订单。


中芯国际联合CEO赵海军表示,当前全球产能紧张,AI相关需求旺盛且利润较高,原本在海外代工的手机、电脑、IoT及网通类产品难以继续生产,大量海外客户订单正转移至国内制造。

中国本土产能建设快、规模大,有能力承接大量回流的订单

扩产的终局,不是产能的简单叠加,而是产业链话语权的根本转移。

当中国存储企业从“替补”变成“主力”,当“两存”扩产的订单持续灌溉设备、材料、封测等各个环节,整条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正经历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

5

攻坚HBM,

下一场硬仗

当前,SK海力士、三星、美光三大存储原厂,正将先进制程产能向HBM倾斜。

HBM是一种新型的存储芯片技术,通过将多个存储芯片堆叠在一起后和GPU封装,实现大容量和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产业已迭代出HBM2、HBM3、HBM4等多个版本,产能主要由三巨头把持。

市场在售的HBM产品主要是HBM3


公开数据显示,一颗HBM3的价格,从2025年第二季度的低点约180至220美元,飙涨至2026年第二季度(现货价)的700至850美元,涨幅超3倍。

这一涨幅,是同期普通DRAM、NAND的近4倍。

HBM的技术难点,主要包括TSV(硅通孔)工艺、电镀、测试、键合等环节。

其中TSV是核心工艺,对设备和技术精度要求极高;电镀、测试、键合等同需要高精度设备与工艺,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长鑫科技也坦言,工艺技术水平等与三巨头仍有一定差距,产品结构处于持续优化状态,其并未将HBM作为主要产品纳入招股书。

据市场消息,长鑫存储正在进行HBM3送样,预计2026年底前后小批量试产。


在配套端,长电科技、通富微电均参与HBM先进封装的技术研发;华海诚科的高端材料GMC(高性能环氧塑封料)已通过客户验证,而GMC是HBM的必备材料。

长电科技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重点投向2.5D/3D晶圆级封装,精准卡位HBM带来的先进封装需求。

在这一轮,中国拥有了全链路自主供给能力——从晶圆制造、设备材料到封测模组,从DRAM到NAND,并有望在未来延伸至HBM。


周期终有退潮的一天,当价格回归理性时,中国半导体产业靠什么继续立足?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答案就在周期赋予的窗口里——用今天涨价赚来的利润,去攻克明天的技术壁垒

站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变迁的宏观坐标上,“超级周期”的意义,远不止于财务业绩的短期爆发,它也让全球产业界重新审视中国半导体的战略价值:

当长鑫科技、长江存储从追赶者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玩家”,当设备、材料、封测的国产力量从备选变为必选,中国半导体正经历产业发展的关键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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