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历史的夹缝”中的……厚重之书

《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李昕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版，422页，79.80元

阅读著名出版家、作家李昕的人物随笔集《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10月；2025年11月重印），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近距离观察和认识一群著名作家、出版家和文化人的机会；对于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书”是如何“做”出来的，更会获得许多从宏观到微观的新知。虽然今天已经进入AI时代，但是出版人与时代的根本关系仍然没有改变。“战斗正未有穷期”，李昕作为至今仍然活跃在前哨阵地的出版老兵，在书中讲述的这一圈人的出版理想和语境中的出版策略仍然是今天的出版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阎纲老先生的序言“书界无人不识君”写得真好，其中最打动我的有两句话。

第一句说李昕先生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享受所提供的平台，然而，仍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书”（序言，第1页）。这话如同一记落下来的重锤，溅起了耀眼的火花。如果要我选一句话放在这书的封面作广告语，我肯定会选“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书”这一句，放在封面上的副标题“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的下面就更有重量。第二句说“李昕倾其一生称颂恩格斯所盛赞的（启蒙运动时期）‘血写的人’……”（同上），这句话实际上与上面一句血脉相连——只有那些“血写的人”，才有可能自觉地在“历史的夹缝”里努力写书、编书、做书。

有了这两句话，我认为这无疑是一部厚重之书。李昕数十年在“历史的夹缝”中做书，做出很多分量很重之书；在做书的同时，他记录那些人与书、书与时代的故事，同样成为一本厚重之书。所谓厚重，无疑来自作者所写的那些“血写的人”和时代，来自在“历史的夹缝”中坚挺的文人风骨。由此想到必须写书评了，而且只能是用上面的这个题目。

从阎先生这两句话，我竟然想到了海德格尔反复引用的荷尔德林那句诗，“人充满劳绩，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 。这句诗所揭示的不是唯美的诗意，而是生存的本质——“烦”与“劳绩”，人只有在“劳绩”中才能本真地栖居的大地上。在“历史的夹缝”中做书的出版人也是这样，要面对的也是生存的本质，因时代而生的各种“烦”与“劳绩”，但是做书的努力就是“去蔽”，让世界向读者敞开。因此，或许可以说做书的出版人也是“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厚重的书就是通过诗性的语言，让人感受到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之中。或许有点牵强，但是在李昕和他的作者共同做书的过程中，我的确看到有一种因“去蔽”的“劳绩”而让世界敞开、让人本真地活着的诗意。

讲完李昕如何出版曾彦修的《平生六记》的故事之后，阎纲先生说，“我越读越激动，越琢磨越有感触：李昕如此推崇曾彦修，这不正好说明他自己也在追求这样的人生境界吗？”（同上，第6页）说得很对，书中谈到的那些人和事，真的都说明了作者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李昕在“后记”中说，老作家王鼎钧先生在美国一次作家聚会上勉励青年传记作家，“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他说以此语自勉，这两句话的确是巧妙地说出做人与写书的紧密联系以及必须追求的人生境界。在我看来，李昕笔下的诸君固然是“值得写的人”，他自己也是。最后阎先生以一句“李昕，书人，散文家，娓娓动听的评论家，先驱者的马前卒！”结束了这篇序言。用“先驱者的马前卒”来形容一位出版人，很有时代的动感和勇敢精神，只能说这样的出版家正是从“历史的夹缝”中冲杀出来的。

现在可以回头谈谈这本随笔集的书名，我感到的是朴实而温馨。“忆往”是对作者所经历的出版事业的回忆，如悼念蓝真先生的挽联所写，“独立香江，艰难创业，魂里梦里常忆往”（267页）；“思君”则是对结下深厚情谊的作者、出版界领导和同事的思念，追忆高贤均那篇的题目就是“二十年来常思君”。全书分为四辑，前三辑以学者、作家和出版人为中心，第四辑是以事写人，所谓“事”都是涉及笔墨官司或有争议的事件或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写了梁启超、王世襄、沈昌文和李敖，最后还是回到对人的认识和评价。“翻书忆往正思君”是非常贴切的书名。

无论写人还是写事，李昕都清醒地知道有些人与事在社会舆论中是有争议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因为普通读者对于他们缺乏了解所导致的。他举的例子是杨振宁和李敖，“他们本来都是‘大写的人’，应受到我们的社会和民众尊敬，然而时下有些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的人，却对他们颇多妄言。因为我对杨振宁先生和李敖先生有着诸多亲身观察和直接感知，便会在文章中写下自己的一得之见。这些年来，我甚至连续写过多篇文章，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评价辨诬”（415页）。在这里我看到了李昕的古道热肠，颇有任侠之气，以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挺身为他人辩诬。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恐怕很多人不愿意这么做，尤其是处在今天这个是非纷争完全失控的网暴时代。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2020）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在2013年1月由三联书店推出简中译本《邓小平时代》。在商量如何争得翻译和出版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过程中，李昕和他的同事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我们分析了作者的心理，觉得他目前最焦虑的问题，不是谁的印数多谁的印数少，而是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时会是什么面貌。”（67页）这就是知彼……

在做好、做足了功课之后，关键的一步是与傅高义在香港当面商议。傅高义讲到美国学术界对他的压力，他说这本书尽管他自己认为是力求客观的，但是仍然有一批右翼学者认为他讨好中国政府，所以如果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被片面删改，那么他在美国肯定会受到更多攻击。所以出还是不出，他要根据删改的情况作决定（71页）。这可是从冷战到今天的后冷战时代政治出版物译介中最真实的语境，删改以及由此而来的舆情反应总是要印刻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文本之中，傅高义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

李昕的回应是重点阐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部书一定要出大陆版，二是大陆版一定要三联来出。在我看来，这两个“一定”真是掷地有声，击中整件事情的关键之处。关于第一点，李昕强调了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特殊价值，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更令我有点动容的是他说：“我们做出版的人心目中有个理想，就是要用书参与推动历史进步……”（71-72页）我想起美国历史学家加里·凯茨（Gary Kates）的《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The Books that Made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A History in 12 Case Studies, 2022；杨春丽、郑启宁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1月）中的一句话：“启蒙运动的核心，或者它关键性的历史意义，正是用书籍普及政治思想……”（《书写启蒙》，12页）说的也正是要用书参与推动历史进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业，恐怕也只有李昕在这个有点特殊的对话语境中说的这句话最能精准地概括出版与那个时代的最真实和最重要的关系。想想我们在1978年的春天刚进入大学校园之后所面对的图书荒芜境况，然后猛然在八十年代出现井喷式的读书热潮：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这些著作不仅为我们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灵魂之窗，更是直接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思潮与改革事业的步伐。那是出版人的理想与时代进步的需求高度吻合的燃烧岁月，书籍的确有一种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力量。接下来李昕继续说：“要让这本书参与历史，只有在中国出版，而仅仅在海外出版是做不到的。”这也是实话，傅高义表示同意，说这正是他所期望的。虽然说“只有”有点绝对化了，因为“参与”的多种途径与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问题是“参与”和“影响”的时空差异的确会对影响力有很大影响，实际上这也是汉语写作界中的读者对象与出版文本之间某种真实的悖论。

李昕讲的第二点是为什么给三联出版是最合适的。“我们认为这本书既不适合安排在纯官方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声音），也不宜放在完全没有上层背景的出版社（容易被误认为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为此建议傅高义先生考虑三联书店。因为三联书店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级出版社，同时它的品牌又有一定独立性和民间色彩，被海内外读者广泛认同。同时我们认为，这本书放在三联出版，对于解决此书备案及出版后宣传推广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或疑难间题，应是大有益处的。”（72页）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而且是极为概括和精准地揭示了三联在业界的定位和形象，我想或许在三联的官宣叙事中也难以找到如此坦诚和真实的身份表述。射球！这是让傅高义再也难以抵挡的临门一脚，“未等我说完，傅先生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我的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书店出版。’”（73页）颇有意思的是，协商成功之后傅高义握着李昕的手说“我很欣赏你们的‘权术’”。李昕说知道这位汉学专家的措辞这回有些不准确，他想说的应该是“策略”（73页）。回头看前面所讲的知己知彼和两个“一定”，我认为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策略”，所对应的是阎纲先生所讲的那条“历史的夹缝”。

傅高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通常在开头就说三联尽可能地在书中保留了他的学术观点，他说“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在当前是不容易的”。他说整本书中没有一句话不是他说的，还说所有的改动都经过了他的认可（81页）。话虽简单，懂的人都知道不容易，起码表明了出版方和作者对于读者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所有的编辑出版行为的职业底线。

说到这里，很自然会想起英国著名女编辑和作家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1917-2019）的回忆录《未经删节》（STET: An Editor's Life，2000；曾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4年），在二战后阿西尔与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共同创立了英国知名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阿西尔以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杰出作家。关于《未经删节》这个书名，阿西尔自己的解释是：“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应该说，“未经删节”在这里的意涵超出了校对的专业用语，而是具有了更为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意涵——对于阿西尔来说，写下的是“未经删节”的编辑生涯；对于编辑来说，“未经删节”反映了独立的编辑立场；对于作者来说则是一种理解、信任与尊重；最后，放在读者面前的则是一部忠实于作者的读物。那么，对于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书的三联和傅高义来说，虽然无法做到“未经删节”，但是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是很难得的。

阿西尔在全书的开头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二十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出版业保留一些历史的记忆（第4页），我想这应该也是李昕写这本“忆往”“思君”之书的目的。我认为编辑这个职业群体除了肩负着通过出版物形塑人类文明的崇高使命之外，还有同样重要的伟大贡献，那就是保存了有关这项使命的珍贵记忆。把那些如何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书的经历写下来，无论是“曾经删节”还是“未经删节”，都是出版人这个崇高的职业群体交给历史和未来的独特答卷。

在书中所写的这批文化人中间，曾彦修的人格魅力可能是最为突出的，李昕在笔端流露出来的敬意也非同寻常。2014年，曾彦修的回忆录《平生六记》在三联旗下的生活书店出版，该书是从之前在香港出版的《微觉此生未整人》中抽出一些部分补充重写而成，因此李昕的文章就从《微觉此生未整人》谈起。曾彦修既是作家，也是出版家（曾两度担任人民出版社的掌门人），又是延安出身的老革命。李昕说他“一生曲折坎坷，然而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他的经历本身就是现代史上的重要史料，而他的人格更是在文化界备受推崇”（229页）。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思想斗争中，他多次处在挨整、被斗的境地；在自己没有被整的时候，则坚持守护着自己的良知，从不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整人。因此他的回忆录取名为《微觉此生未整人》。李昕说这个书名乍看以为有些平淡，后来越想越觉得它意味深长。它取自作者的《九十自励》诗句“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微觉”两字看起来似是不经意的感受，其实是对一生行为的凝重概括（同上）。在我看来，这个书名一看就很奇特。“整人”二字道尽那个极度扭曲的时代对政治与人性的贬损，成为时代与人生的特殊标识。

曾彦修把“未整人”看作自己人生最高的成就，实在是意味深长。为了做到不整人，必须付出被整的代价，这是那个时代的铁与火的逻辑。因此，在“反右”运动中，自己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他在上报“右派”名单时把自己作为第一号“右派”上报，并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如果他不是首先当了“右派”，就不可避免地要把那些他一向尊重的老同事打成“右派”，李昕说“那样他定会良心不安”（234页）。为了不以自己的手把别人推进地狱，自己先主动跳进地狱，这是“此生未整人”的最高、最极致的境界。曾先生自己说：“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上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232页）对此，李昕有两段话概括得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所有这些，都表明曾彦修先生不愧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道主义者，具有高尚的心灵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他善良正直，充满爱心，在畸形的政治环境中，他挺直腰杆，宁折不弯，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努力维护着心目中的公平和公正。”（235页）“……他在一次次维护别人尊严的同时，也一遍遍地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其实几十年来，他并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只是遵从自己良心的选择，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他所从事的事业。这使他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无愧无悔，令人钦羡！”（236页）说到面对自己和他人，我想到曾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面镜子，一面人格和良知的镜子，所有有权力去整人的人都应该来照一下。当然更应该指出的是，在赞颂曾先生的崇高人格的同时，更必须无情批判那个恐怖的“整人”时代，必须警惕的是“整人”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

李昕此文写于2015年，可以补充的是，文中谈到的《微觉此生未整人》（2011年）在2020年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简中版，书名是《曾彦修访谈录》。匆匆对照了一下，尚未看到删改之处。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陈早春也是像曾彦修那样的人，真的很值得写。李昕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就是在陈早春的领导下工作，给他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出版家自己也必须做学问。陈早春做学问有硬功夫，而且性格倔强，有一件事值得流传。在参加《鲁迅全集》的定稿时，陈早春考证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化名“杜荃”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人是郭沫若，解密了一件历史疑案。长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郭沫若本人不承认，冯乃超当面问他是否用过“杜荃”这个笔名，他以“记不清了”加以搪塞。陈早春要将这一考证写到《鲁迅全集》注释中，但是初稿送上去之后这一条注释被定稿组删去，第二、第三、第四稿他仍然这样写，都被划掉。他决定上书党中央，写了一篇四千字的报告，经胡乔木亲自批示同意将这条注释加在《鲁迅全集》第四卷中。以后人文社编辑《郭沫若全集》也名正言顺地将杜荃的两篇文章收入其中。杜荃就是郭沫若，成为历史定论（297页）。

话说回来，书中写的这么多文化名人，我认识和有过交往的只有沈昌文先生。李昕在评述沈公的书稿《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说，“沈公作为杰出的出版家，他的叙述可谓静水深流，表面上像谈闲话和聊天，讲的都是平淡故事，但其实词语含蓄，内里是‘既有风雨又有晴’的。……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窥见沈公如何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也可以洞察中国六十年来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变化。”（382页）说得真好，活脱脱就是一幅沈公的肖像图，也勾起我对沈公的怀念和敬意。

我从1988年开始陆续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些文章，1991年沈公来广州参加一个读书活动，他在座谈会开始就说：“与你们广州的李公明神交已久，不知今天来了没有？”令当时在座的我十分感动。1994年我和夫人李行远到北京找资料，下飞机后在城里找不到旅馆，只好到编辑部找沈公。他老人家亲自推着自行车，载着我们的行李，硬是把我们送到新闻出版署的招待所安顿下来。那时候的“《读书》服务日”是《读书》杂志联系读者、作者的重要而活泼的沟通与约稿方式，记忆中有几次我刚好在北京开会而有幸参与，听各界贤达谈文论学，获益匪浅。同时很令我感怀的是沈公、吴彬、赵丽雅诸位对我一个外地作者的殷切关照，至今回顾仍让我有一种情感上的萦怀。

另外不能不提到出自沈公笔下的“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阁楼人语”，这些精悍的文字时而直抒本期的编辑意向，或从读者反馈中看出舆情，时而对文章的旨趣、作者的言意之辩略作概括或提引，本身就是《读书》杂志最好的编辑读本。1993年第五期发表了我的《批评的沉沦》一文，《编辑室日志》说：“广东的李公明先生也在探寻这‘光’。他没说已否找到答案，只是表示：批评界目前处于‘沉沦’状态，文化界出现的种种，原因之一，是批评没有‘到场’，或者说批评自身的变质。那么，‘光’之来源，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批评。”是对拙文非常精简而更有高度的概括。

2008年6月我到北京开会，沈公如以往那样约见于三联中心二楼的小咖啡室，送我一册他新出版的口述自传《知道》（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座中还有于奇、陈冠中、吴彬，冠中兄也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文集《城市九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月）。在晚饭餐桌上沈公说，《知道》里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说，以后还会说。听得我一阵兴奋，以为打探到什么独家秘闻，但是我回到酒店后翻到《知道》第105页，明明白白就写道：“当时的这些事儿，我在回忆文章里不好写。不好写的事儿多着呢！以后会慢慢说。”这不是早就昭告天下了么？更妙的是，这篇口述自传的最后一行文字却是“我所知道的，就是上面说的这些了。”这话当然有文中的所指，但在我看来却像是在《知道》的与说出来的之间总有种种言外之意。沈公此书比起他前几本小书更像是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脉活流，其风云之变幻、波澜之起伏、人脉之沧桑，尽在把盏笑语间从容道来。有心的读者从中可以挖掘出无数有趣的史事，而学者更可以从中触发对研究课题的敏感：比如沈公说1954年到1958年是三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却被研究者忽略，是耶非耶，正是值得研究。

现在读李昕先生这本人物随笔集，更是想到了出版史叙事的范式转型问题。李昕在“后记”谈到一个问题很重要：“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请我为一本人物传记写序言，我在此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人物传记应该为人格而立，不为所谓的‘成功’而立。就是说，看起来成功的人士，有些或许不值得立传。这个观点，我坚持了几十年，在我做编辑时，成为我选择出版传记和回忆录的一个取稿标准。现在，我自己写这类回忆文章，虽并非人物传记，却也必然要遵循这一条。”（414页）把这里所讲的人物传记用于出版史研究与叙事范式，就是要写出一部部“在历史的夹缝里”做书的人物传记。

一部重要、出色的出版人传记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的重要侧面，折射出历史的精神生产的重要轨迹。多年前读过法国记者、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皮埃尔·阿苏里（Pierre Assouline）的《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Gaston Gallimard: Un demi-siècle d'édition française，胡小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很有感慨的是，从法国出版史上的加斯东·伽利玛（1881-1975）自然地想到的是：谁是中国的“角鲨”、中国的加斯东·伽利玛？在出版人的故事中既隐藏着他们个人的经历和性格，同时更隐藏着一个社会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出版史上，有过哪些必须写入历史的出版人，这应该是在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的时候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