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文：教育经济学应长期扎根中国实践，走在人工智能前面

【编者按】

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当下中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深度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向纵深推进，数智化浪潮也正在全方位重塑教育的形态与内核。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而言，如何让教育投入精准匹配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双重需求，如何构建契合中国教育实践的教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关乎发展全局的关键课题。

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教育的经济价值，又该如何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落地“投资于人”的时代命题？3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对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军文进行了访谈。他长期深耕教育经济学、高校创新能力、高校人才政策、科学计量与科研评价等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核心领域，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始终聚焦中国教育发展的宏大实践，推动教育经济研究的科学化与本土化，目前正牵头建设全国首个以“教育经济实验室”命名的研究机构，致力于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完整、连续、基于证据的科学依据。

“要彻底转变研究观念，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站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聚焦中国的宏大实践，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形成专注精深的研究特长，建立对问题变化趋势的长期跟踪研究方法，扎根发展着的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朱军文表示，面对学术研究的短期功利化倾向、数智化变革带来的根本性挑战，教育经济学研究必须彻底跳出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扎根中国丰富的教育发展实践，坚持长期主义，聚焦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才能真正打破“发展奇迹”与“学术失语”的反差，构建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

朱军文始终坚信，教育经济学的生命力，永远根植于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人口结构变化下的教育资源系统性重构，到技术变革中的教育形态全方位重塑，唯有始终锚定“培养人、发展人”的本质，才能让教育真正成为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坚实基石，在教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持续释放出学科研究的真正价值与澎湃动能。

聚焦中国教育实践，以长周期建构教育经济学自主理论体系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教育经济学核心议题是什么？目前，中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并提出“投资于人”的战略举措，教育经济学能从哪些角度回应这些问题？

朱军文：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就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如何配置才能更好地提升个体和家庭的收益，以及更好地服务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这里的收益，包括货币的收益和非货币的收益。加强教育经济学研究，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

目前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恰恰就是教育经济学需要大有作为的方面。人口红利对应的是传统以人的数量作为优势的产业；而人才红利的关键，是如何提升人口质量，提升人的素质能力，提升个体的劳动生产率。这正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要实现的目标，与“投资于人”的战略举措、教育强国建设高度契合。

从这个角度出发，教育经济学能回应的现实问题非常多。比如高等教育层面，国家教育资源重点投向、投入方式，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的社会适配度；再比如基础教育层面，我们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如何实现优质均衡，出生人口下降背景下小规模学校的撤并、大班额向小班额的转型，师资队伍的配置优化，这些都是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这里还要厘清一个概念，即对“投资于人”的理解，不能仅认为提高工资水平、提升农村社保水平就是投资于人，这些很重要，但投资于人的核心，是当下的投入能在未来产生新的经济收益，既为个体带来长期收入增长，也为国家发展创造新动能，实际上应该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大教育强国建设的投入力度，提升全社会的受教育水平。

澎湃新闻：西方的教育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其中有哪些可供我们参考的经验，同时是否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

朱军文：西方教育经济学的溯源，可以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说起，劳动分工提升专业性，其中就包含了对工人的培训教育，在马克思的早期理论中也能找到相关溯源。但教育经济学真正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以舒尔茨、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为标志，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分支。

人力资本理论之后，又有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教育社会化理论、过度教育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发展，提醒我们不能把教育资源投入单纯聚焦于学历扩张，否则必然会出现过度教育、学历贬值等问题。而西方教育经济学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研究方法上的持续创新，比如大规模的自然实验、随机对照实验，近几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与教育经济相关的研究，关键就是方法上的突破，通过长期、大范围的跟踪研究，验证教育举措的实际效果，这是我们目前非常欠缺的。

至于“水土不服”，基本的一点是西方教育经济学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价值最大化为基础的分析逻辑，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国家富强、教育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中国的教育发展始终坚持社会整体最优，兼顾个体差异，有着鲜明的举国体制特征。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我国存在“发展奇迹”与教育经济学“学术失语”的反差，取得了显著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成就，却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理论，您认为加强教育经济学研究应如何推动这种失衡的改变？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难点在哪里？

朱军文：不仅仅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些年来，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努力打破桎梏。

一是彻底转变研究观念，站在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聚焦中国的宏大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立对问题变化趋势的长期跟踪研究方法，扎根发展着的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提炼出有价值的规律。

二是摒弃短期化、功利化、碎片化的学术浮躁情绪和“五唯”评价的导向，倡导潜心研究，形成专注精深的研究特长。现在很多学者的研究选题跟着热点走，哪里热门就在哪里发论文，成为“发论文专业户”，却没有长期聚焦的研究领域，没有系统连贯地深入研究，这样的研究不可能形成有生命力的理论。教育经济学研究，尤其要坚持长期主义，持续跟踪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创新，用完整、连续的证据链支撑理论的建构和生长。

科学配置教育资源、衡量教育目标，培育真正创新型人才

澎湃新闻：您长期从事高校创新能力与科研评价的研究。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看，面对有限的科研经费和巨大的教育投入，我们如何科学地衡量高校的“创新效率”？

朱军文：衡量高校的创新效率，首先要契合高校这个组织的根本性质。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是高校创新效率的基本目标，是提升人才培养的创新力，是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因此，投入到高校的科研经费，本质上应该属于教育经费，具有鲜明的教育属性——所有在高校开展的科学研究投入，也应该服务于人才培养，为培养出更具创新能力的人提供支撑。这是高校与科研院所最重要的区别。

如果脱离了人才培养这个根本任务，单纯用科研成果、经费转化来衡量高校的创新效率，就完全偏离了高校的本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整体观，把高校的科研经费投入与生均教育经费投入，统一纳入“投资于人”的教育投入范畴，最终的产出，既要看到科研成果，更要看到高校输送的人才的创新能力，看到这些人未来在个人职业发展中的收益提升，以及他们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

想要避免评价中“为了计量而计量”现象，重点还是要持续深化“破五唯”改革，久久为功。科研活动需要论文、著作、咨询报告等成果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不能把成果发表当作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要回到研究问题本身，把是否解决了真问题、是否深化了对教育规律的理解，作为评价的标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应该充分发挥其优势，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实现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澎湃新闻：目前高校在人才引进和资源配置方面，是否存在需要优化改进的方面？教育经济学研究能为优化这一人才市场的配置效率提供怎样的学理支撑？

朱军文：目前高校在人才引进和资源配置方面，需要优化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比较关注的还是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的人才评价问题。比如人才引进与资源配置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表现、轻教学能力”的倾向。我们常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人才是学校发展的第一资源，而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学校的人才引进首先应该是服务于学生的培养。但在当前的人才引进中，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往往把人才的科研表现、论文成果作为关键标准，较少关注这个人能不能站好讲台、有没有热情投身教学。

另外，我也比较关注高校的薪酬体系与资源配置结构。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薪酬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当前高校教师的收入基本上是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基本工资跟着职级走，相对固定，绩效工资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且因学科、院系不同出现较大差距。这里，如何评价高校教师的“劳动”，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是教师所在的学科属性离市场远近、所在单位的多元筹资能力强弱决定教师收入，还是教师的劳动付出及其价值本身决定其收入。这是教育经济学值得持续深入研究的议题。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厘清新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教师薪酬高低的影响因素，教师流动的内在规律等，进而推动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

澎湃新闻：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参与决策咨询研究，结合实践经验，加强教育经济学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如教育投入优化、义务教育均衡、生育支持与教育协同等）能提供哪些具体的理论与实证支撑？

朱军文：教育经济学研究对教育发展的科学决策，对重大政策研制的智力支撑很重要。通过前期的战略研究、调查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基于完整、系统、连续证据的决策依据，本身也是决策科学化的需要。

其中有个经典的案例，即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规模及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政策决策与实施，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两个增长”，即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到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确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的目标，再到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决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为什么是4%，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带领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团队通过扎实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决策支持。

我们成立教育经济实验室，初衷就是聚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通过研究方法手段的丰富发展，专注于教育服务共同富裕、教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等丰富的中国实践，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抓住数智化发展机遇，做走在人工智能前面的人

澎湃新闻：数智化发展正在重塑教育形态，也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产生深远影响，教育经济学研究应如何回应数智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助力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教育公平水平？

朱军文：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是革命性的，它正在重塑整个社会形态，也必然会对教育形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首先，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投资于人”的内涵。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改变未来社会的职业结构与技能需求。我们的教育经费应该投向哪些方面？我们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技能？这些都需要教育经济学研究者予以回应。现在各个高校都在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推动跨学科人才培养，这些是很好的努力，但也只是短期的即时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变革带来的影响持续而深入，人在其中如何应对变化，应对生活变化和职业变化，什么样的教育投入才算是对人的长期投资，仍然有待揭示和验证。

同时，人工智能彻底打破了教师对知识的垄断。过去教师的优势是掌握了更多的知识，而现在人工智能的知识储备，远远超过任何一位教师个体，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直接挑战了学校的组织形态、教师的角色定位，甚至学校本身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都成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教育经济学必须回应这些根本性的变革，研究教育资源的组织方式、配置逻辑应该如何调整，才能适配全新的教育形态。

当然，数智化发展也为教育公平带来了重要机遇。借助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技术，我们可以把优质的教育资源精准输送到中西部地区、乡村地区，缩小区域间的教育信息差，这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实践。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群体接触、使用人工智能的机会与能力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教育鸿沟，这也是教育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澎湃新闻：结合您多年的研究积累，青年学者在投身教育经济学研究、助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时，应重点关注哪些研究方向，规避哪些认知误区？

朱军文：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教育经济学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范式革命了，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重大的机遇。

青年学者投身教育经济学研究，首先要牢牢扎根中国的教育实践。未来几年有两个大的变量，一是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基础教育阶段迎来了实现优质均衡的最好契机，高等教育也将在2032-2035年迎来入学高峰，之后面临适龄人口大幅下降的挑战。教育资源的投入有着极高的重置成本，如何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在人口变动的趋势下实现优质基础上的教育公平，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重大议题。

二是技术的颠覆性变革。人工智能正在快速改变社会形态与职业结构，教育如何适配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传统的教育资源配置逻辑、教育公平的实现路径，都将发生改变。如何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培养出适配未来社会的人，同时持续提升教育的效率与公平，是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

由于学术劳动力市场供给持续增加，青年学者职业发展面临的竞争比以前大。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要返璞归真，规避短期主义、功利主义的认知误区。很多青年学者把学术研究当成谋生的手段，逐渐丧失了对学术职业的志趣，少了一份学术从容和学术定力，更奢谈原创性学术贡献。

人工智能对人才培养的挑战、对科学研究的挑战，已经引起广泛的争论。对此，既不应回避，也不应畏惧。我们要做走在人工智能前面的人，从人工智能能替代的工作内容中尽快脱身。人工智能所有的语料、分析框架、推演逻辑，都来自我们的学术研究，我们要做的，是为人工智能提供更底层的逻辑、更优质的语料，做那些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的、原创性的、扎根中国实践的基础研究，走在丰富的多样的社会发展的现实场景里。只有坚持长期主义，聚焦中国的真问题，以理论原创为目标，才能真正投身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