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强国」王炳林：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王炳林：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教育强国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是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党史党建研究要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善于运用跨学科等研究方法。红色文化包含红色物质文化、红色行为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形态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文化形态，每种文化形态又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定位和功能。深入探讨各种红色文化形态在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的作用，对于实现红色文化研究与党史党建研究的良性互动、相互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红色文化；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建设；资政育人

作为新增设的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正处在构建体系、确立范式、拓展视野、提升内涵的重要阶段。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孕育形成的物质载体和精神标识的总和，生动阐释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因而红色文化研究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具有同源同向性。当然，作为不同的学科领域，红色文化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在研究对象、范畴边界、研究方法、功能定位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区别。红色文化研究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精神标识和多层次文化形态为主要对象，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精神属性。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党的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具有鲜明的政党属性、政治属性。准确认识和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使之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特别是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多维形态、实践价值融入党史党建研究，对于新设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现实需求，以红色文化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红色文化与党史党建研究的深度融合机制。这既关系到红色文化研究本身的范式转型，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高质量发展，构建兼具历史厚度、理论高度与育人效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需要。

一、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是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迫切要求

红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它所蕴含的价值立场、理想信念、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对于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提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丰厚资源

习近平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精神结晶和实践成果，是庞大的资料库和完善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丰厚资源，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实践经验和价值理念。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学科体系涵盖了党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多个研究领域，红色文化研究作为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丰富学科的内涵，拓展学科的研究视野，推动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一方面，红色文化研究能够补充和完善党史研究的内容体系。将红色文化的研究融入党史研究的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突破传统党史研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的局限，拓展到文化史、精神史、社会史等多个维度，让党史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研究能够推动党建研究的深化。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党的建设经验、优良作风、价值理念，是党建研究的重要素材。通过对红色文化的研究，能够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借鉴，并完善党建研究的内容体系。同时，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还能够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党史党建+红色文化+相关学科”的交叉学科体系，如红色文化与党史教育、红色文化与党的建设、红色文化与基层治理等，进一步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完善学科体系的结构，让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更加具有综合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红色文化与党的初心使命研究、红色精神的时代价值研究、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研究等密不可分，这些研究能够丰富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标识性概念，推进原创性理论研究，推动学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学术体系既需要整体性研究的“宏大叙事”，也需要“微观具象”的细致描述。红色文化的融入，能够丰富党史党建研究的内容体系，推动党史党建研究更好地把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将政治史、军事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精神史的研究有机结合，深化了党史党建研究的深度。红色文化研究注重实地调研、实物考证、口述史研究等，能够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推动学术体系的创新。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其蕴含的话语元素、价值理念，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能够挖掘红色文化中的话语资源，构建具有鲜明红色特质的党史党建话语体系，提升学科的话语影响力。通过将红色文化话语与时代话语相结合，创新话语表达形式，将红色话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扩大了党史党建学科话语的传播范围，提升了学科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彰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资政育人价值

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一门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高度统一的特色学科，其设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阐释党的建设规律，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学理支撑和人才保障。红色文化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通过深化红色文化研究、传承红色精神，能够强化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让其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从而筑牢党的执政根基，凝聚起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宝贵经验，为党员干部提高决策水平、应对复杂局面、推进国家治理水平提供了深刻启示。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能够推动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现红色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将红色文化的实践价值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实际成效，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实践应用提供重要支撑。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英雄事迹，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能够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具感染力和实效性。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严明纪律、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重要文化滋养。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能够跨越地域、阶层、年龄的界限，唤起人们的共同情感和价值追求，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三）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汇聚和壮大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研究力量

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如何让更多人才关注党史党建研究，红色文化研究无疑具有更大的辐射面。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能够吸引更多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投入其中，从而壮大从事党史党建的研究队伍。各地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各级党史方志部门的工作人员，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本地红色资源，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热爱红色文化的退休干部、退役军人、民间学者等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成为研究队伍的重要补充，形成了“专业引领、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的队伍格局。通过开展红色文化研究，能够让学科人才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学术能力，培养一批既懂党史党建、又懂红色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同时，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能够推动学科人才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合作研究、学术研讨等形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提升学科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

二、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应遵循正确原则，坚守科学方法，使红色文化研究与党史党建研究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一）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守正创新原则，筑牢红色文化研究的根基与活力。习近平指出：“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红色文化的理论源头，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准确把握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本质特征和时代价值。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蕴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必须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传承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就是要推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载体、研究成果转化的创新，增强红色文化研究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研究理念上，要树立开放、包容、多元的研究理念，打破学科壁垒，推动红色文化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借鉴现代学术研究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守正是红色文化研究的根基所在，创新是红色文化研究的活力源泉。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既要坚守红色文化的本质和方向，筑牢研究的根基，又要勇于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推动研究的创新发展，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增强红色文化研究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所谓问题导向，就是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党史党建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考验，运用红色文化中的智慧和经验，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一是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二是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传播问题，探索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传播的有效路径，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三是关注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问题，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红色文化研究的干扰，维护红色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和严肃性。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增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研究深度和广度的迫切要求。

第三，坚持系统性原则，增强红色文化研究的整体性。红色文化是涵盖不同历史阶段红色文化具体形态的综合性、集成性概念，其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研究内容方面，把握红色文化与党事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避免孤立地、碎片化地看问题。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研究力量方面，要统筹规划，整合力量。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明确要求：“整合文物、党史、军史、档案、地方志方面研究力量，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实物、文献、档案、史料、口述史的抢救、征集与研究，加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实物、藏品征集与研究，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蕴含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打造一批具有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的红色资源研究高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高端智库、革命文化学术交流重要平台、红色资源共建共享中心，能够使红色文化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同向发力，实现共赢。

第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增强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理论研究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让红色精神真正走进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激励人民群众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一方面，红色文化研究的理论源于红色实践，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从红色历史、红色资源、红色精神中提炼理论成果，构建科学的红色文化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红色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必须服务于新时代的实践需求，将红色文化的理论阐释、精神传承与现实发展相结合，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凝聚功能和引领功能，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随着新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实践载体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新媒体等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文化的实践形式也更加多样化，这就要求红色文化研究必须创新研究方法，适应实践发展的需求。

（二）主要方法

红色文化涵盖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具有多样性、具象性特点。红色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元的，善于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改变过去单纯强调文献研究法的倾向，逐步向多元综合研究转变，为党史党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重要契机，以提升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一是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整体性。结合社会学、文化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红色资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将红色资源与党史文献资料结合起来，通过文物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通过文献解读文物的历史背景和内涵价值，可以实现“实物佐证文献、文献解读实物”这一“二重证据法”的良性互动。通过研究战场遗址的文物遗存，结合战役史料，还原战役的真实过程，可以纠正文献记载中的偏差。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红色资源与当时社会环境、群众生活的关系，可以更深入地解读其社会价值。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可以深入地分析红色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精神特质。运用艺术学的方法，研究红色文物、红色建筑的艺术内涵和文学表达，能够丰富党史研究的文化维度。运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红色物质文化的传播路径和时代价值，能够推动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红色资源与经济学、旅游学的融合，能够深入研究红色旅游的发展模式、经济效应、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红色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因跨学科研究的难度较大，跨学科方法对研究者多学科的理论素养与研究能力具有较高要求。在运用跨学科研究法时，尤其需要找准跨学科融合的切入点，注重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有机整合，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二是运用案例研究法，提升研究的说服力。红色人物、红色故事是红色文化的生动体现，是党史研究的重要案例。对红色案例进行深入研究，能够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更生动具体地展现党的历史规律和精神内涵。例如，研究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奉献精神；研究长征中的具体战役、感人故事，能够更具体地阐释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和时代价值。案例研究法让党史研究从抽象的理论阐释变得有形可感，从而提升党史研究的感染力。

三是运用比较研究法，增强红色文化的深刻性。红色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地域性特征，不同革命时期、不同地域的红色文化，在形成背景、核心内涵、表现形式、传承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也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比较研究法强调“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运用比较研究法能够揭示红色行为文化异同、把握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要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红色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点和内在联系，比较不同地区红色文化的特点，挖掘地域红色文化的特色和价值，揭示红色行为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

四是运用实地调研和口述史研究方法，增强研究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实地调研法通过深入红色文化现场，实地考察红色遗址、访谈当地群众、收集实物资料，实现对红色文化的直观认知与深度挖掘，成为连接理论研究与实践现实的重要桥梁。在搜集官方档案、正史史料等核心文献的同时，也要搜集民间史料、口述记录、地方史志等补充文献，确保文献的全面性与多样性。红色文化研究者应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建立口述史资料库，系统记录红色行为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和讲述，为红色行为文化研究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以文献、口述材料进行互证，才能更全面、深入地揭示历史事实。

五是运用数字化研究法，增强文化研究的时代性。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承与研究成为必然趋势，也为党史党建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数字化研究法是运用数字技术对红色文化文献、实物、遗址等进行数字化采集、整理、分析与展示，实现红色文化研究的现代化、智能化发展。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红色革命文献进行关联分析，可梳理不同革命时期的政策主张、思想理念的演变脉络，为红色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三、深化红色物质文化研究，奠定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坚实基础

文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系统结构，“文化变迁可以分成很多层，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红色文化按其内涵则可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红色物质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创造、遗留、传承下来的具有红色基因和历史价值的物质形态载体，与红色行为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体系。

（一）红色物质文化的主要类型

红色物质文化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革命遗址遗迹，包括重要会议旧址、革命根据地、战场遗址、烈士陵园、纪念馆、故居旧址等，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会址、延安宝塔山、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红军长征经过地等。二是可移动红色文物，包括文献资料、革命文物、书信日记、照片影像、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这些文物是革命先辈奋斗历程的记录。三是红色纪念场馆和现代红色载体，包括红色主题雕塑、纪念塔、纪念碑、红色文化广场、红色研学基地和红色文化产业园等。这些载体连接着历史与现实，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平台。

（二）红色物质文化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的价值

习近平强调：“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挖掘红色物质文化的内涵价值，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提供坚实的实物支撑。每一件红色文物、每一处红色遗址、每一座红色建筑，都蕴含着鲜活的历史细节、深厚的精神内涵，都是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素材，其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可靠的实物佐证。红色物质文化具有不可篡改、直观真实的特点，能够印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留有文物的历史无可争议，红色物质文化正是党史研究最可靠的实证依据。二是让党史党建研究更加全面立体。党史党建研究不仅要关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党的理论政策，还要关注普通党员、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践历程和精神风貌。红色物质文化中，许多普通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书信日记，都记录着普通革命者、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内心世界，能够让党史党建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微观细节，从领袖视角延伸到群众视角。三是推动党史党建学科成果转化落地。红色物质文化作为直观的教育载体，能够将抽象的党史知识、革命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物场景，让党史学习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能够推动党史党建研究成果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三）运用红色物质文化深化党史党建研究的实践路径

运用红色物质文化深化党史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现存问题深化研究，需要立足红色物质文化的内涵价值，并采取切实举措使其在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是深化红色物质文化挖掘，丰富党史党建研究素材。挖掘是运用的基础，只有全面、深入地挖掘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才能为党史研究提供充足的素材支撑。其一，聚焦重点领域，深挖核心资源。重点挖掘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关键发展节点相关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党史故事、革命精神和时代意义。特别要围绕革命先辈、英雄模范的奋斗历程，挖掘其使用过的文物、居住过的旧址，解读其精神内涵，让党史研究更加鲜活生动。其二，关注民间资源，填补研究空白。要加强对民间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征集，鼓励群众主动捐赠手中的红色文物、文献资料，重点挖掘普通党员、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物和故事，填补党史研究中微观视角的空白，让党史研究更加全面、更接地气。其三，建立完善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数据库，详细记录资源的名称、年代、位置、现状、历史背景等信息，实现资源的规范化管理和动态更新，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二是加强交流合作，拓宽党史党建研究视野。党史党建研究是一项开放性的工作，要加强国内外、省内外的交流合作，分享研究经验，共享研究成果，拓宽研究视野，推动红色物质文化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不断深化。推动红色物质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合作，共同挖掘、研究、保护红色物质文化资源，联合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共同开展党史研究课题，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围绕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主题，推动沿线地区开展合作，共同挖掘长征遗址、抗战遗址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深化对相关历史时期和重大事件的研究。红色物质资源也是国际交流的重要载体。积极推动红色物质文化研究的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世界通过红色物质文化，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升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的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经验，推动中国红色物质文化研究和党史研究不断发展。

三是推动转化运用，增强党史党建研究活力。党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转化运用，要将红色物质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史宣传教育、红色文化传承、思政教育的实际内容，让研究成果走进群众、落地生根。依托红色遗址、纪念馆、故居旧址等红色物质文化资源，打造红色宣传教育阵地，生动解读红色物质文化背后的党史故事和革命精神。将红色物质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短视频、纪录片、情景剧等形式，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大传播力度，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让党史知识、革命精神深入人心，推动红色物质文化研究与红色旅游、文化产业、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实现以研促旅、以旅传史、以史育人的良性循环。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物质文化元素融入文创设计，让红色基因融入日常生活，将红色物质文化研究成果融入思政课程，丰富教育内容、提升教育效果。

四、深化红色行为文化研究，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提供具象化表达

与红色物质文化、红色精神文化不同，红色行为文化指体现党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的行为模式、行为规范、行为习惯，是“做出来”的文化。红色行为文化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是红色基因的具象化表达。

（一）红色行为文化的主体和内涵

从行为主体看，红色行为文化的建构者既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还包括王进喜、焦裕禄、雷锋、谷文昌、杨善洲等优秀共产党员，更包括千千万万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从行为内容看，红色行为文化既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集体行为，也包括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个体行动。红色行为文化主要体现为三种行为形态：一是在党的奋斗历程中的行动实践，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行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行为，包括革命先辈在革命斗争中冲锋陷阵、无私奉献等行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劳动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红色精神，形成独特的红色行为文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敢闯敢试的创业行为，都是红色行为文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担当作为、不懈奋斗的实践活动，都是红色行为文化的具体呈现。二是行为规范和行为习惯，即展现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意志、优良作风和崇高品格行为活动。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对党忠诚、舍生取义的崇高品格以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都体现在共产党人的具体行动中。三是红色教育实践活动。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是红色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例如，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活动，参观红色遗址、瞻仰革命先烈、传唱红色歌曲、观看红色影片等沉浸式体验教育等活动，能够让人们在实践中感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培养红色行为习惯，推动红色行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红色行为文化研究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的功能作用

与其他红色文化形态相比，红色行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具象性和传承性。红色行为文化源于实践、服务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的真实体现。红色行为文化通过具体的行为、具体的事例呈现出来，看得见、可践行，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重要视角、注入新的活力、开辟新的路径。一是红色行为文化是深化党史党建研究的素材。传统党史党建研究多侧重于文字史料的梳理和宏观历史的叙述，往往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事件、轻行为”的倾向。红色行为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价值抉择和实践担当的生动展现，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素材，更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二是红色行为文化是红色基因的实践载体。习近平强调：“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对红色行为文化的研究，能够更立体地展现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推动党的政治本色融入血脉、代代相传。三是红色行为文化是加强理论武装的生动教材。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梳理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筑牢思想根基、凝聚思想共识。研究红色行为文化让人们更直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实践伟力，其中蕴含的艰苦奋斗、勇于担当、忠诚为民、实事求是等精神，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对风险挑战、推进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三）深化红色行为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红色行为文化的重要性日益被学界和社会各界所认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红色行为文化，并将其运用到党史党建研究中。

运用红色行为文化深化党史党建研究，应立足其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在认知提升、内容挖掘、成果转化上用功发力。一是系统梳理红色行为文化资源，构建完备的资源库。挖掘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红色行为素材，涵盖革命先辈的个体言行、集体实践举措、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选择与实践；搜集整理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影像史料，丰富党史研究的素材。做好红色行为文化资源的分类整理工作，构建标准化、系统化、便于检索利用的红色行为文化资源库。二是提炼红色行为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要透过表象，深入剖析红色行为的精神实质、文化意蕴和历史意义，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启示，揭示红色行为文化与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及优良作风的内在关联。同时，需以历史发展的视野，梳理红色行为文化的发展脉络，分析其分阶段的特质、规律与内涵，揭示其与党史党建发展的内在关联，推动研究向更广维度、更深层次拓展。深入探究红色行为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贯通性，为党史党建研究注入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纵深感。三是聚焦党史党建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增强红色行为文化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依托红色行为文化素材，为党史党建研究的核心议题、重大问题、重点难点问题开辟新视角、提供新思路。聚焦脱贫攻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新时代重大实践，挖掘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动党史党建研究向新时代纵深拓展，增强党史党建研究的时代性和针对性。

五、深化红色制度文化研究，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提供权威支撑

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红色制度文化，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组织智慧、治理智慧、法治智慧，是党史党建研究中最厚重、最鲜活、最具持久力的资料宝库。红色制度文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涵盖党的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制度密码，是红色文化的刚性支撑。党史党建研究从事件叙事向规律阐释跃升的过程，必须有制度规范的权威支撑。

（一）红色制度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红色制度文化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实现政治目标、完成历史任务、凝聚革命力量、规范组织运行、保障人民权益而制定实施的章程条例、法律法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纪律规矩、优良传统与运行惯例的总称。它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根本领导制度文化。这是党实现组织领导、凝聚组织力量的根本保障，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党员管理等规章制度和蕴含的文化价值。二是政权与法治制度文化。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苏维埃宪法大纲、边区施政纲领、选举条例，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法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都延续了红色制度文化的基因，成为党史党建研究与法治研究融合的重要载体。三是党的建设的制度文化。这是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制度，包括请示报告制度、巡视制度、廉洁制度、学习制度、会议制度等等。还有把优良作风转化为稳定可遵循的制度规范，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作风制度，以及调查研究、艰苦奋斗等相关规范。四是红色资源传承制度文化。这是为保护、传承红色资源，弘扬红色基因而建立的制度规范，是红色制度文化的重要延伸，主要包括革命文物保护制度、红色教育基地建设制度、红色文化传播制度等。这四个层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从理念到规则、从组织到运行、从纪律到作风的完整制度文化体系，是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度根基。

与口述史料、文物史料、报刊史料相比，红色制度文化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是权威性强。制度文件多为党的正式决议、法令、条例、章程，是官方定型成果，能够准确反映党的意志与政策取向，是校正历史叙事、还原历史真相的第一依据。二是系统性强。制度建设具有连贯性、整体性，从局部探索到全国统一，从单项规定到体系构建，清晰呈现党史发展的逻辑脉络，便于把握历史规律。三是实践性强。每一项制度都源于实践、指导实践、检验实践，能够深刻揭示历史为什么这样走、事业为什么能成功，避免党史研究空泛化、情绪化。四是时代性。红色制度文化贯通历史与现实，既有优良传统的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修订完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性。

（二）红色制度文化在党史党建研究中的价值取向

红色制度文化是党史党建研究的宝贵财富和核心资源。把红色制度文化全面纳入党史党建研究视野，既是拓展党史研究广度深度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党史党建研究学术性、权威性、时代性的关键所在，对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以红色制度文化深化党的领导史研究，能够深刻揭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运用红色制度资料研究党史党建，能够清晰地回答党的领导如何从政治原则转化为组织制度，党的领导如何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党的领导如何通过制度实现长期稳定、有效有力，从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更是制度保证、制度支撑、制度优势。二是深化人民政权史研究，能够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源头与根脉。红色政权是从制度建设开始的。选举制度、基层自治、群众监督、政务公开等在革命战争年代已形成早期实践。把这些制度文献作为核心资料，充分彰显“人民当家作主”是在红色政权建设中逐步制度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深厚历史根基与实践根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从革命根据地民主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政治文明形态，让党史党建研究更具历史纵深感与制度说服力。三是以红色制度文化深化党的建设史研究，破解百年大党长盛不衰的制度密码。党的光辉历史，既是奋斗史，也是以制度强党、以制度治党、以制度兴党的历史。党章的历次修订，是党的建设制度化的总纲，从廉洁自律规定到纪律处分条例，从巡视制度到问责制度，从组织生活制度到干部管理制度，构成管党治党的制度链条。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根本在于形成了一整套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既靠思想引领，更靠制度保障、纪律约束、规矩养成，以制度视角研究党建史，能够把党史党建研究推向机理层面、机制层面、规律层面。四是以红色制度文化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实现精神传承与制度规范有机统一。革命精神是制度塑造、实践养成、文化浸润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背后都有制度支撑，把制度文化与精神谱系研究相结合，能够深刻阐明伟大精神如何转化为稳定制度，制度又如何巩固伟大精神，实现党史党建研究中关于思想、精神、制度、实践之间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完整链条，提升研究的整体性与学理性。

（三）以红色制度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随着红色文化热的兴起和党史党建研究的不断深入，运用红色制度文化深化党史党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在理论研究、实践应用、教育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其中，党中央制定的中央党内法规221部，中央纪委以及党中央有关部门制定的部委党内法规170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地方党内法规3327部。”这些新时代的制度成果，正是红色制度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学界围绕红色制度文化的界定、类型、历史演进、时代价值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其成果已在全面从严治党、基层党建、党性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需要把红色制度文化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挖掘为重点、研究为基础，构建资料体系和研究体系，推动党史党建研究高质量发展。一是系统抢救整理、构建红色制度文化史料库，对革命老区、根据地、苏区、解放区制度文献进行多方位搜集，建立红色制度文化资源目录，实现可检索、可比对、可分析、可共享，为研究提供便利支撑。收集口述史中的制度运行细节、惯例做法、执行故事，把纸面制度还原为实践制度，丰富史料层次。二是创新研究范式，提升党史党建研究学术品质。红色制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与党的历史同步推进的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强化运用制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把制度生成、制度演进、制度效能作为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主线，提炼其中蕴含的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制度智慧。三是推动多学科协同研究，形成研究合力。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解读红色制度文化的社会背景、历史影响，提升研究的理论高度和学术价值。红色制度文化资源分布广泛，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红色制度文化特色。推动区域协同，加强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红色制度文化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六、深化红色精神文化，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提供思想引领

红色文化体系是一个多元共生、有机统一的整体，其本质是精神文化的凝聚与升华。红色精神文化贯穿于红色文化的各个层面，是红色文化的灵魂，决定着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核心价值，是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根本标志。无论是红色物质文化中的革命旧址、文物典籍，还是红色行为文化中的革命实践、纪念活动，抑或是红色制度文化中的规章制度、行为准则，背后都蕴含着红色精神文化的内核。深入研究红色精神文化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的定位和价值。

（一）红色精神文化的基本内涵

红色精神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等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先进精神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结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红色精神文化的具象化呈现形式。

红色精神文化最根本的思想内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为红色精神文化提供了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使其区别于历史上任何一种精神文化形态。邓小平强调：“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理想信念是红色精神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坚守这一思想内核，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在迎接挑战中发展壮大。红色精神文化最鲜明的价值立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根本宗旨贯穿红色精神文化始终。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人民服务与实现民族复兴高度统一。红色精神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连。无论是革命年代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还是建设年代为人民艰苦奋斗，抑或是新时代为人民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红色精神文化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红色精神文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勇于斗争、开拓创新等精神特质。

（二）深化红色精神文化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的独特价值

红色精神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根基，在学科理论建构、深化问题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深化红色精神文化研究能够确保党史党建研究的正确方向。红色精神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始终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红色精神文化蕴含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格，为深化党史党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精神支撑。党史党建研究本质上是对红色精神文化的传承、解读与践行，唯有将红色精神文化融入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全过程、贯穿各方面，自觉把党史党建研究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才能确保党史研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红色精神文化能够增强党史党建研究的资政育人功能。党史党建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红色精神文化作为党的精神旗帜，其蕴含的价值理念、精神特质、实践经验，既是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资政育人价值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党史党建研究彰显价值、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红色精神文化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精神形态，其形成、发展与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密相连，其价值也必然体现在实践之中、彰显于实践之上。习近平指出：“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将红色精神文化融入党史党建研究，能够有效推动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让研究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实效，服务于党的建设实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提升能力素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奋进力量、投身伟大事业。

（三）以红色精神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目标指向

随着红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核心的红色精神文化研究在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以深化红色精神文化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需要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和创新思维，实现红色精神文化与党史党建研究的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一是强化战略思维，深刻领会红色精神文化在党史党建研究中的核心引领地位。“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要从战略高度正确处理红色精神文化与党史党建的互动关系。党史党建研究不仅是对党的历史进程、建设实践的梳理与总结，更是对红色精神文化的挖掘、阐释与弘扬。红色精神文化不是党史党建研究的附加内容，而是贯穿其中的精神脉络。党的奋斗历史，就是红色精神文化不断孕育、丰富、升华的历史。党的建设实践，就是红色精神文化不断落地、践行、发展的实践。深刻认识红色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明确红色精神文化是党史党建研究的精神根基，通过挖掘红色精神文化的时代价值，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精神滋养和实践指引。

二是强化历史思维，以研究红色精神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推动党史党建研究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要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思维是党史党建研究的核心思维方法，其根本是立足历史语境、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红色精神文化作为党的历史精神凝结，是锤炼历史思维、深化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梳理红色精神文化的孕育、形成、发展历程，能够清晰地把握党历史发展的主线和本质，促进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的进一步融合。既要梳理历史脉络，也要解读精神内涵，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红色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避免片面化、绝对化地解读，确保党史党建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三是强化创新思维，以深化红色精神文化研究推动党史党建研究方法与内容创新。习近平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推动党史党建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红色精神文化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实践素材，为强化创新思维、推动党史党建研究创新提供了重要抓手。通过创新红色精神文化的挖掘、解读和传播方式，能够推动党史党建研究的方法创新、内容创新和成果转化创新，让党史党建研究更具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综上所述，深化红色文化研究能够为探索党史党建研究的新范式提供重要契机，其意义在于突破传统党史党建研究的线性叙事框架，以结构化视角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红色物质文化夯实学科实证根基，红色行为文化彰显学科实践特质，红色制度文化构建学科规范体系，红色精神文化凝练学科价值内核。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视野下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将红色文化从历史资源、精神资源转化为学科资源，增强党史党建学科的历史纵深感、思想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积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创新化，使红色文化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在良性互动中结出丰硕成果，引领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从经验总结、现象描述向理论创新的范式跃迁，最终既能契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求，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践样本。（载于《长江文化研究》2026年第2期）

【 王炳林：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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