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永贵传》（李锦著，工人出版社）；《大寨红旗的兴衰》；新华社1986年3月26日讣告全文；《人民日报·人物》2009年11月陈永贵专题；中共中央中发〔1980〕83号文件；搜狐历史频道《陈永贵退休后，拿着〈人民日报〉找李先念》；激流网《陈永贵传》连载系列；知乎《陈永贵——一位不拿工资、挣工分的副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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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30日，一份批准文件安静地走完了全部手续。
五届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从他1975年1月就任算起，这个位置他在了五年零八个月。
批准当天，北京没有任何特别的仪式，也没有人专程告知他这件事的全部意味。
他头上扎着白毛巾，穿着多年不变的粗布衫子，就这样从那个位置上走了出来。
走出去的姿势，和当年走进去的姿势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方向反了过来。
退下来之后的头两年，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没有职务，没有公务，每天靠着那份按行政级别发放的工资打发日子。
这种日子对于一个种了一辈子地、开了几十年会的人来说，比什么都难熬。
直到有一天，他拿着一张《人民日报》，专程去找老朋友李先念。
那份报纸上有一篇批评大寨的文章，他气得把报纸往桌上一拍，说了一通话。
李先念耐心地劝了他，陈永贵起身走了。
李先念送走他之后，把自己的秘书叫来，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改变了陈永贵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一】太行山沟里走出来的人
大寨村在山西省昔阳县太行山腹地，地形用当地话说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全村耕地零散挂在山坡和沟壑之间，土层薄，石头多，根本谈不上连片，雨季一来，山洪把表土连带着庄稼冲走，农民辛苦一季，秋天可能颗粒无收。
这样的地方，几百年来就没有出过什么名堂，也没有人指望从这片地里刨出什么前途来。
1914年，陈永贵生在这里。
他的起点比一般穷苦农民的孩子还要低。
父亲带着他逃荒到大寨，落脚没几年，家里实在撑不下去，父亲自缢身亡，就这样走了，留下他一个孤儿，寄居在别人家，靠放羊、砍柴、给地主扛活讨口饭吃。
学堂的门他从没跨进去，认字靠自己慢慢摸索，到成年也只是勉强脱盲。
抗日战争年间，日本人占了昔阳，强迫各村建立维持会，陈永贵被乡亲们稀里糊涂推成了大寨村维持会的代表。
等他反应过来这活儿的性质，已经骑虎难下。
1943年，他因此被关进留置场整整一年，差点丢了性命，出来之后便彻底划清了关系。
战争后期，他开始真正投入到为部队传递情报的工作里，1948年正式入党，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
1952年，大寨村原书记贾进才主动让贤，陈永贵接过了党支部书记的担子。
他上任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无从下手的烂摊子：土地碎、产量低、村民心散，合作社的账面上没什么积累，每年只能看天吃饭。
他的破局方式只有一个——从土地本身入手，把那些不能种地的坡面和沟壑，用人力硬生生改造成耕地。
最难啃的一块叫狼窝掌，是村子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道大沟，当地人给它起了"绝户沟"的外号。
陈永贵带人前后三次去治这道沟。
头两次修坝，一场山洪下来就冲垮了，连带着把人的信心也冲了大半。
第三次，他重新研究，把坝型从平直形改成拱形，用拱形结构分散水的冲击力，又在坝基上加固了石料，重新夯土。
这次的坝扛住了。
狼窝掌后来种出了麦子。这段故事后来被称为"三战狼窝掌"，成了讲述大寨精神时绕不开的一个章节。
1963年是改变陈永贵命运的那一年。
那年的灾不是一场，是接连几场，洪水、风灾、雹灾、霜冻轮番来，当地人叫它"七灾八难年"。
光那场洪水就把大队里百分之七十的窑洞房屋冲垮，几十亩梯田全毁，土层随山洪流进了沟里。
山西省委准备下拨救济粮和救济款，陈永贵和支部商量之后，婉言谢绝了，提出"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向国家缴售的粮食不减少、社员口粮不减少、社员收入不减少。
当年秋天，大寨亩产七百零四斤，总产五十六万斤，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了，社员全部搬进了新修的石窑房。
这个结果让省里、地委都吃了一惊。
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19日，他头裹白毛巾，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首都各界逾万名代表，开口讲了四个小时，全程不看稿子，台下掌声不断。
作家赵树理听完，跑去找省委书记陶鲁笳，说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说他没讲一处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
1964年12月，时任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将大寨精神正式写入，号召全国农业向大寨学习。
一个太行山腹地的穷山沟，就此成了全国农业的旗帜。
【二】农民坐进国务院，五年零八个月
大寨出名之后，陈永贵的政治轨迹就不再由他自己掌控了。
特殊时期的政治生态里，他的名字和大寨的符号牢牢绑在一起，被一路推上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进入省委，1973年中共十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被正式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工作。
这一年他六十一岁。
从来没上过学的农民坐进了国务院会议室，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荒诞色彩。
他有一套别人学不来的工作方法：批阅文件由秘书挑关键内容单独念给他听，同意了就画圈不签名；开大会的讲话稿用专门印制的大号字稿纸誊写，每页只有百余字；农业生产的汇报他从不用稿，开口就来，逻辑清晰，细节扎实，凡涉及种地治水的问题，他比许多科班出身的官员更有底气。
在工作安排上，他坚持一年"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处理公务，三分之一下到全国各地调研。
工资按大寨工分算，额外只拿少量补贴，烟抽的是几分钱一包的旱烟，钱都攒着。
在副总理任内，他三次出国访问：1975年访问墨西哥，1977年访问柬埔寨，更早在1966年，以劳动模范代表团身份访问过阿尔巴尼亚。
每次出国，他穿中山装，举手投足间那股太行山人的气息始终没有变过。
然而，"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推广的过程里，已经在他本人视野之外走出了一条他没有完全预见到的轨迹。
从1970年代初起，各省各地为了政治上达标，不管地形土壤，强行推进大寨式的农田基本建设，大量移山填沟，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问题最深的是粮食产量的虚报——大寨作为全国样板，产量在政治上不能减，各地便层层注水。
昔阳县本地留下了最为明确的历史记录：1973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一亿三千九百万斤，层层上报之后调整为两亿三千九百万斤，一年就虚报了一亿斤。
从1973年到1977年的五年，昔阳累计虚报产量两亿七千多万斤，约占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四。
这些超出实际产量的数字，以征购的形式从农民口中转走，造成了基层的实际困难。
1976年，伟人辞世，政治格局进入新的变动期。
1978年之后，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起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基层蔓延，与大寨代表的集体化路线形成了正面张力。
批评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报纸上，措辞一轮比一轮直接。
陈永贵感知到了这种压力，却没有找到应对它的方式。
【三】三年闲居，和那封请求工作的信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头一次公开批评昔阳的水利工程劳民伤财，这是省级媒体向"农业学大寨"发出的第一道公开质疑。
消息传到在北京的陈永贵耳朵里，他的反应很激烈。
1979年12月17日，昔阳县委常委扩大会在县革委大楼二楼召开，晋中地委宣读晋中地干字136号文件，内容是经山西省委常委讨论同意，免去陈永贵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会议从上午十点开始，不到两个小时散会，陈永贵在会上表态，说十多年的问题都可以推到他身上，随后起身走出了门。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职，其中纪登奎和陈锡联是他在北京来往最密切的几个人。
1980年9月，五届三次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他辞去副总理职务，退出中央政治局。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83号文件转发山西省委的检查报告，明确指出大寨和昔阳在执行左倾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陈永贵负主要责任。
他接受了这个历史评价，只说了一句：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退休之后的安排，是耀邦同志亲自过问的。
耀邦同志的意思是，陈永贵年纪大了，留在北京医疗条件好，就不必回山西了。
按行政十三级发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的配置，本人和夫人宋玉林、小儿子陈明亮的户口一并转为北京户籍——这也是他在北京工作多年之后，头一次在正式户籍上成为北京市民。
他住进北京的部长楼，开始了退休生活。
这段闲居的日子，比他想象的难熬得多。
他没有职务，没有会要开，没有汇报要听，时间一下子空出来，把人闷得快喘不过气。
1982年冬，他找组织上的人谈话，提出了一个让对方哭笑不得的请求："给点活干吧，哪怕下地锄草也成。"
中央随后着手给他安排，1983年，北京东郊农场递来邀请，请他担任农业顾问。
他接到消息的那天，是这段闲居岁月里难得的高兴时刻。
但在那个高兴时刻到来之前，他经历了一段让周围所有人都头疼的日子——那段日子的起点，是一份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