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之“尺”量出怎样的政绩观

评价是教育改革的指挥棒，也是县中振兴的风向标。当前，“分数至上”“升学唯一”的评价惯性仍在影响着县中的办学行为与育人生态。学习被简化为分数，学校被量化为升学率，教育的内在价值在“内卷”中不断被稀释。

县中振兴必须从重塑评价开始。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改革，更是教育价值观的回归。本期“名校长会客厅”聚焦“评价之尺”，邀请四位县中书记、校长，共同探讨如何构建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评价体系，让县中成为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多元赛道上绽放光彩、拥抱无限可能的好学校。

嘉宾：

冉静 重庆市忠县县委教育工委委员、忠县中学党委书记

袁勇 四川省宣汉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刘学飞 辽宁省昌图县实验高级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正高级教师

辛建民 陕西省神木市实验中学党支部副书记、执行校长兼北校区校长，北大培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让多元成长拥有无限可能

中国教师报：审视本校曾经或现行的学生评价体系时，您最感不安或最想改变的“单一尺度”是什么？这把“尺子”给学生的成长带来了哪些看不见的“副作用”？

刘学飞：作为县域高中的校长，最让我不安的是那把“分数尺子”——仅用文化科目的分数来衡量学生的价值与潜力。它的副作用是隐性的：高一选科时，学生按分数高低做选择，而非基于兴趣与潜能；中后段学生被贴上“学困生”标签，久而久之自我怀疑；非高考科目被边缘化，学习变得功利；坚韧、合作、责任等品格不在评价体系内，学生缺乏完整的人格滋养。

袁勇：令我深感不安的也是“以分数论英雄”的刚性排名机制。它把鲜活的生命成长简化为冷冰冰的数字，将教育异化为一场“军备竞赛”。这把尺子的最大隐患，是让学生在追逐分数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对知识的好奇、对生活的热情、对自我价值的多元探索，生命状态被窄化，学生变得“空心”——知道如何解题，却不知为何而学。教育的意义是唤醒生命，而非筛选标签。宣汉中学正努力让评价从“筛子”变成“镜子”，照见每一个独特的成长可能。

中国教师报：有观点认为，“分数内卷”的根源在于办学者的“政绩观”。您如何看待这一判断？如何理解并践行“正确政绩观”？

冉静：教育的政绩从来不是升学率榜单，而是学生健康成长、教师安心从教、学校可持续发展。我们坚持党建统领，不把升学指标下达到处室和年级，不以升学率考核教师；守住安全底线，保障学生睡眠、运动、心理健康，这些比分数更重要。同时学校以三大转变校准办学方向：德育从“管得住”转向“育得好”，教学从“讲过了”转向“学会了”，管理从“行政驱动”转向“多元驱动”。通过全员导师制、向课堂要实效、实施“微改革”创建等，让评价更多元，让每个学生都有成长空间。

辛建民：这个判断点出了关键，但“分数内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办学者的政绩观是我们可以主动把握、能够带动改变的重要一环。正确的教育政绩观不是简单地否定分数，而是明确“为了谁而追求分数”——出发点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政绩最终体现在学生日益健全的人格与可期的未来、教师持续涌动的热情与深耕的智慧、学校悄然优化的生态与厚积的底蕴上。这就是我们以“慢”功培育“远”见的战略定力所在。

县中评价改革的“卡点”在哪里

中国教师报：在您看来，县中评价改革面临的最大“卡点”是什么？是政策空间不足、社会观念压力，还是学校自身能力与资源限制？

袁勇：三者相互交织，但最根本的卡点是“评价体系与核心素养目标的结构性脱节”——现有评价工具、资源与素养导向的教学目标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改革易陷入“理念先进、落地困难”的困境。政策已明确方向，社会观念正在松动，学校也并非毫无作为，但如何将素养转化为可观测、可记录、可反馈的日常评价行为，仍是县中普遍面临的挑战。

刘学飞：作为农业大县、教育薄弱地区的县中，我认为最大的卡点是“资源匮乏”。国家课程的基础教学因师资、设备缺失而难以保证；家长是“唯分数论”的主体人群，他们把高考视为孩子出息的唯一通道；非高考科目几乎没有专业教师……资源跟不上，改革就难以真正落地。

辛建民：我认为真正的“卡点”是我们如何在升学压力与社会期待的现实夹缝中，找到一条既符合教育规律又能被家长社会认同的务实路径。分数这条“硬杠杠”还在，但你要去做那些“看不见却很重要”的事。我们坚持评价必须服务于成长而不是审判成长：把评价“做轻”——将课堂观察清单、作业反思记录等轻量化工具融入日常；把成长“做实”——通过选修课、社团、成长档案、增值评价，让每个孩子的闪光点被看见；把观念“做转”——通过“成长见证会”上学生的真实蝶变让家长放心；把教师“做研”——在教研中提升评价能力。县中评价改革没有标准答案，但必须真实可用、指向成长、温暖人心。

如何从“单一分数”走向“多元评价”

中国教师报：“多一把尺子量学生”，这把“尺子”在县中如何真正落地？学校在学业成绩之外还评价学生的哪些方面？

冉静：“多一把尺子”就是把评价从分数转向素养，把标准从统一转向多元，把主体从教师转向全员。我校构建了“品德+身心+学业+艺体+劳动+创新”六位一体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采用“日常记录+学期认定+毕业总评”的方式，依托智慧校园平台采集课堂表现、社团活动、劳动实践、志愿服务等数据，实行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点评、家长参评。

袁勇：在宣汉中学，这把“尺子”的刻度既丈量学生的全面素养，也衡量学校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的担当。学校构建了“一体双翼”立体框架：以五育并举为主体，一翼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育，一翼根植本土文化的实践与创新素养评价。在学业之外，重点评价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劳动实践、创新精神。当评价的“尺子”与“国家所需、家乡所有”紧密相连时，它量出的就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格局、情怀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辛建民：关键是评价不能搞成“花架子”。我们坚持“软硬结合”：硬在有制度、可操作、能闭环；软在营造文化、注重过程、激发内力。学业之外，我们从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劳动实践、创新实践、品德修养五个维度构建评价内容。实施上，搭建“校级—年级—班级”三级联动评价体系，校级定标准、配资源；年级细标准、抓进度；班级做观察、记录、反馈。通过三级联动，既避免了评价工作“上热下冷”，也减少了教师的额外负担，让多元评价真正融入日常教育教学，成为学生成长的长效助力。多元评价的落地，不是多几个指标，而是让它“有用”——用于看见学生、帮助学生、成就学生。

评价如何助推学生成长

中国教师报：除了应对高考，面对不同特长、不同兴趣、不同发展路径的学生，如何通过评价引导他们发现自我、规划未来？

冉静：评价不是为了“分层排队”，而是为了“识人引路”。我们通过艺体、科创、劳动、演讲等多元评价识别学生优势潜能，再开设美术、科创、云班等特色课程提供成长路径。依据成长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开展一对一生涯指导，帮助学生选科、择校。同时对接高校博士团、校友导师、企业实践基地，邀请高校招生处进校宣讲，组织学长建立专属微信群，搭建沟通桥梁，让学生在评价中认识自己，在选择中成就自己。

刘学飞：评价是“点亮”人生的过程。劳动实践评价能发现适合农林牧渔、机械维修的“实操型”人才；社会服务评价能发现适合市场营销、社区管理的“沟通型”人才；问题应对评价能发现应用本科“创新型”人才。县中的培养不是每个孩子都考上好大学，而是在考大学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可能走向哪里。不是用一把尺子量输赢，而是用多把尺子帮每个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袁勇：评价的终极价值是“诊断”与“改进”。宣汉中学构建了“画像—对话—规划”三位一体的发展性评价支持体系。评语方面，依托成长档案为每个学生描绘涵盖品格、体魄、学习力、审美力、实践力的个性化画像；指导方面，建立“成长树”动态模型，每个学生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每一次良好表现都会像新叶一样长出，教师据此开展靶向辅导；规划方面，通过对成长档案的系统分析，为学生提供基于数据的个性化成长建议，引导学生将兴趣、能力与未来方向连接，作出更自主的人生选择。

评价改革需要怎样的系统支撑

中国教师报：评价改革不只是学校的事，还涉及教师、家长、社会观念的转变。学校如何帮助教师建立“多元评价”的能力？如何引导家长跳出“唯分数”的焦虑？

刘学飞：关键是达成共识，让师生家长相信多元发展有用。我们提升教师能力，让他们会评、愿评、能评。引导家长方面，我们不用空话而是用数据说话：升学不只是看特控率，而是列出不同路径录取情况，邀请非纯分数路径升学的学生回校分享。用真实案例让家长看到，多元发展同样有出路。

冉静：教师必须会评、家长必须懂评、社会必须支持评。我们开展多元评价、综合素质评价专项培训，把评价能力纳入教师专业成长。对家长，通过开放日、家长会、成长档案展示，让他们看到孩子分数之外的闪光点，从“盯分数”转向“看成长”。同时，用五育并举典型案例和学生真实成长故事转变社会观念，让“多元成才”成为共识。

辛建民：评价改革是系统工程，要让教师会评、愿评，家长信评、认评。

教师方面我们坚持“放、扶、推”。“放”是放下包袱——开发轻量化工具，老师每天手机点选几个关键词、拍一张活动照片，系统自动生成记录，技术替人跑腿。“扶”是手把手教——每周教研做“评价微工作坊”，不搞理论灌输，就练三件事：写有温度的评语、捕捉学生闪光点、在成绩单旁加上“进步幅度”和“优势领域”。“推”是机制推动——设立“育人叙事奖”，鼓励教师写自己通过多元评价发现学生潜能的故事，写得好的全校分享、绩效倾斜。

家长方面我们用“纵向对比”化解“横向焦虑”。家长会上请考上大学的学长现身说法；每学期给每个家庭推送《综合素质成长报告》，不排名次，只展示孩子的闪光点；常态化开展“家长驻校日”，请家长进课堂听课、看社团活动、参与艺术节评分。一位曾质疑“搞活动耽误时间”的家长，看到自己内向的孩子在戏剧课上当上主角后泪流满面，从此成为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

袁勇：评价改革要成功，必须从学校“独角戏”转变为教师、家长、社会协同参与的“交响乐”。其中，赋能教师我们做了三件事：一是系统研训——成立“评价改革教研共同体”，围绕“表现性评价任务设计”“成长档案袋创建”等主题开展实操培训，鼓励教师开发校本化评价工具；二是改革教师评价——将参与评价改革、开发多元工具、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纳入绩效考核，设立“育人创新奖”；三是技术减负——用信息化平台记录过程性数据，让教师从繁重的纸质记录中解放出来。

理想的“评价生态”是怎样的

中国教师报：评价改革如何为县中“特色办学”松绑、赋能？

冉静：单一评价困住特色，多元评价解放办学。我们做了三个转变：评价标准从“只看清北”转向“看见成长”，不只看出口分数，更看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进步幅度和对家乡的情感；教师评价从“分数导游”转向“成长导师”，大幅度提高特色课程开发、学生特长培养的权重；学生成长从“一试定终身”转向“过程即评价”，将个性社团、志愿服务、科创探究纳入电子档案。

袁勇：评价改革是县中特色办学最关键的催化剂。当我们把服务国家战略、根植地方文化的成效提升到与学业成绩同等地位时，学校就有了探索特色的底气。

我们在考核中同等重视国防教育成效，设立“国防科技之星”“红色传承标兵”等专项荣誉，将学生参与军事训练、红色研学的表现纳入综合素质档案。指挥棒一变，资源迅速汇聚，我们开发了校本读本，与军队院校共建，组织“行走的思政课”，为有志国防的学生配备成长导师……如此赋能了多元路径，让特色办学从“点缀”变成了“底色”。

中国教师报：县中要真正走向“多元成长、无限可能”的办学新生态，您有什么好建议？

刘学飞：县中大多经济欠发达、留守儿童多、观念相对滞后。“多元”不是照搬城市的“全面素养”，而是在有限的资源下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出口——一种脚踏实地、带着泥土气息的多元。

辛建民：我有四点建议。首先，评价改革必须率先转向——以成长增值为核心，看进步幅度和特长发展。这把尺子一变，教师从追分数中解放出来，学生也在各自赛道上被看见。其次，本土资源是“活教材”，深耕地方文化、产业基础，开发乡土研学、职业体验等课程，让“多元成长”看得见摸得着。再次，教师赋能是关键，要减负增效——提供简便易行的评价工具，反对形式主义，把时间还给教师，让他们专注育人。最后，家校协同要用事实说话，开放校园，请家长参与活动、查阅成长档案，让他们看见孩子的真实变化，从质疑者变为支持者。

县中振兴不是复制别人，而是发现自己、成就自己。以评价破局、以特色立身、以师资强基、以家校同心，让每个孩子相信：在这里，我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 下期主题：铸就“文化之魂”

《中国教师报》2026年05月27日第5版

作者：记者 韩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