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邓垦"词条、人民网邓小平纪念网、《广安日报》2016年8月31日专访报道、界面新闻2017年10月讣告原文、澎湃新闻2017年10月报道、重庆第一中学官网史料、广安区当代人物志、维基百科"邓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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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四川广安协兴乡，秋末的晨风从嘉陵江边吹过来，带着一丝湿润的凉意，掠过协兴乡的田垄和院落，钻进邓家那扇半掩着的木门。
就在那个秋天，邓家院子里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父亲邓绍昌给这个新来的孩子取名邓先修。
那一年，辛亥革命的炮声刚刚在武昌打响，满清王朝的末路已经到来，中国正站在一个旧时代彻底崩塌、新秩序尚未成形的历史转折口。
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刚刚降生在广安协兴乡的孩子，将在随后的106年里，以一个普通人的方式，见证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变迁。
从积贫积弱到逐步强大，从马车油灯到高铁互联网，从嘉陵江边的一声啼哭，到南海之滨的一缕青烟——他把这一切，用一双眼睛，看了个完整。
他的哥哥，那个比他年长七岁、当时名叫邓先圣的孩子，将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中国历史最深处。
而这个弟弟邓先修，后来改名邓垦，走的是另一条路——延安的窑洞、东北的冰雪、四川的山路、重庆的码头、武汉的长江、深圳的阳光，他把自己的一生，安静地铺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底色之上，不显山，不露水，在漫长的岁月里辗转前行。
两兄弟，同根同源，却在乱世和变革的浪潮里聚少离多，相互牵挂，却又各奔东西。
哥哥名震天下，弟弟沉默半生；哥哥1997年离世，骨灰按遗嘱撒入大海；弟弟在二十年后的2017年走完106年人生，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
【一】广安旧家，父子各有命途
要说邓垦的一生，就得先从广安协兴乡这个地方，以及邓家这个家庭说起。
广安邓家是当地有点根基的耕读之家，祖籍湖北麻城，经过几代人的迁徙落脚，到邓垦父亲这一代，已经在四川广安的协兴乡扎根多年。
父亲邓绍昌，是晚清时期在成都政法学校读出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能读完成都政法学校，已经算是难得的学历。
他回乡之后先在协兴乡教了几年书，后来做了乡团总和县团练局长，在当地颇有威望。
那是一个政局动荡、各方力量交替角力的时代。清末民初，四川境内风起云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09年到1911年间爆发的"保路运动"。
起因是清政府决定将民间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四川百姓群情激愤，"保路同志会"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省的大规模民众运动。
邓绍昌当时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在地方上颇具影响力，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来升任"掌旗大爷"。
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也投身其中，出任新兵训练营营长，在那段历史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这个父亲，按照邓垦日后在接受采访时的回忆，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
这评价，背后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语境：邓绍昌本质上是旧时代的乡绅出身，却对新思潮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开放态度，这种家风，深深影响了他的几个孩子。
邓家一共有四个孩子。大姐邓先烈，排行第一，年长哥哥邓先圣九岁；哥哥邓先圣，就是后来的邓小平，排行第二；邓先修，也就是后来的邓垦，排行第三，比哥哥邓先圣小七岁；还有小弟邓蜀平，排行第四，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七岁的年龄差距，在孩提时代几乎就是两代人的鸿沟。
邓垦还在广安的院子里跑来跑去、懵懵懂懂的时候，哥哥邓先圣已经在当地的学堂里读书，而且读得极好，是县里同龄孩子里少见的好苗子。
邓绍昌对这个长子颇为骄傲，一直坚持让他读书、求学，不因家境艰难而中途放弃。
家境方面，邓家虽然在协兴乡有一定的地位，但并不算真正宽裕。
邓绍昌在担任县团练局长期间，因为不愿与当地的地方势力妥协、同流合污，其职位很快遭到排挤和打压，团练局长的位子被撤掉。
为了躲避麻烦，邓绍昌不得不抛下家小，先行去往重庆"避祸"，留下母亲淡氏和几个孩子守着广安的院子过日子。
家里的顶梁柱一走，生活的压力自然更重了。但母亲淡氏是个有主见、有骨气的女人。
邓垦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我和哥哥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这句话，道出了这对兄弟身上一个共同的气质底色：不服输，不低头，再难的处境也撑得下去。
淡氏含辛茹苦把孩子们拉扯大，即使家里拮据，也坚持让孩子们读书识字。邓垦就在这样的家庭处境下，一点一点长大，在广安协兴乡的山水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那个年代的广安，并不是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嘉陵江从旁边流过，水路交通还算便利，四川各地的消息也能断断续续地传进来。邓垦从小耳濡目染，对外面世界的变化，并不陌生。
1920年夏天，协兴乡的那个夏天改变了邓家的轨迹。重庆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招募有志青年赴法国求学，采用半工半读的方式，学生自筹部分费用。
邓先圣听到这个消息，当机立断，想去法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他那时候16岁，成绩出众，符合招收标准，但母亲淡氏一开始坚决不同意，觉得万里之外、漂洋过海，太凶险，太远。
邓先圣意志坚决，据邓垦日后在采访中的回忆，面对母亲的阻拦，哥哥在房间里绝食抗议，一直到母亲心疼不过、含泪点头，这才作罢。
1920年夏天，16岁的邓先圣告别广安，告别了年仅九岁的弟弟邓垦，踏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这是一次寻常的出发，也是一段漫长分离的开始。此后几十年，这对兄弟之间的相聚，屈指可数，而别离，几乎是他们关系的主旋律。
哥哥走后，邓垦和母亲留在广安，继续着协兴乡的日子，而哥哥邓先圣，则在法国、苏联的岁月里，一步步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二】上海求学，半途而止的大学时光
1931年，邓垦20岁，只身来到上海，进入国立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就读。
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奋起抵抗。
上海，那时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既是半殖民地式的繁华窗口，也是各种政治思潮激烈碰撞的前沿阵地。租界里住着外国人，苏州河两岸是工厂和码头，里弄深处藏着秘密的组织和活动。
对于一个从广安来的年轻人，上海的一切，都是全新的。
邓垦就读的国立暨南大学，坐落在上海，是当时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专门招收海外华侨子弟及国内优秀学生。
根据维基百科和广安区人物志的相关记载，邓垦在暨南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就读期间，与后来同样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江上青是同窗。
江上青是安徽省一位重要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他的儿子江泽民日后成为中国的重要领导人。邓垦和江上青的同窗岁月，是那个年代历史交织中一个颇为微妙的细节。
那时候，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聘请了邓初民、李达、钱亦石等一批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教授任教，整个校园的学术氛围颇为活跃，进步思潮在学生当中快速传播。
历史社会学系的学生们，浸润在这样的环境里，接受着当时中国最前沿的社会科学教育。
然而，这段大学时光并没有走到毕业的那一天。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各地高校的进步学生展开清查，暨南大学一次性开除了超过100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同年冬天，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及一批进步教授全部驱逐出校。
整个历史社会学系，在教育部施加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改组为历史地理学系，将"社会学"这一在当时颇为敏感的字眼，从系名里彻底删去。
这场改组，不仅是一次院系调整，更是一次对进步学生和教授的系统性清洗。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邓垦与同窗江上青均未毕业，提前离开了暨南大学。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34年上学期，历史社会学系仅剩三名毕业生，其余的学生，有的在清查中被开除，有的像邓垦这样选择主动提前离校。
离开暨南大学之后，邓垦又进入上海政法大学短暂就读，同样没能拿到毕业文凭。
两所大学，两次未能走到终点的求学经历，是那个时代里无数进步青年共同命运的一个缩影——政治的风浪，往往比课堂上的学业，来得更急，也更猛。
在上海的这几年，邓垦没有拿到任何一张正式的大学文凭，但他在这片土地上接触到的思潮和氛围，在他内心深处埋下了走向另一条道路的种子。
他亲眼看见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中国：外国巡捕在租界里横行，工人在纱厂里被压榨，进步的学生和教授被驱逐和迫害，而整个国家在列强的阴影下，艰难地寻找出路。
离开上海之后，邓垦回到四川，在广安女子中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教学生读书识字，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能做到的最基本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尽一份力。
后来又在《民报》做记者和编辑，用文字记录时代，继续摸索着自己的方向。
1935年9月，邓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年他24岁。这个决定，不是偶然，而是从上海那几年的所见所闻积累沉淀下来的必然结果。
加入共青团之后，邓垦真正走上了一条和普通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道路。1937年5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26岁，全面抗战的烽火即将燃起。
【三】延安岁月，辗转东北
1939年9月，邓垦从四川出发，辗转抵达陕西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是他人生轨迹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延安抗大，是那个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最向往的地方之一。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员们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进行政治理论学习。
延安的物资极度匮乏，住的是黄土高原上凿出来的窑洞，吃的是小米饭，用的是煤油灯照明，衣服破旧了自己补，鞋子坏了自己修。
但整个延安的精神状态，却是昂扬向上的，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人聚集在这片黄土地上，带着各自的理想和信念，试图在战争年代找到一条出路。
邓垦在抗大度过了从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整整半年的学习时光。这段经历，让他系统地接受了军事政治教育，也让他在延安特有的氛围里，完成了思想上更深层次的磨砺与整合。
1940年3月，结束学习之后，邓垦留在延安工作，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干事。
抗大图书馆藏书虽然不算丰富，但对于一个从上海求学时代就喜欢在文字里寻找意义的人来说，这份工作并不陌生。
在那间窑洞里，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邓垦接触到了大量政治、历史、文学类的书籍，延续着他多年来与文字之间的关系。
1941年9月，邓垦调任延安《解放日报》，担任编辑。
《解放日报》是当时延安最重要的报纸，承担着对内宣传和对外传递声音的双重功能，编辑工作对文字能力和政治敏感性的要求都相当高。
邓垦有过在《民报》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这段履历在延安得到了延续和深化。
在延安的这段岁月里，邓垦和哥哥邓小平之间，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
彼时邓小平正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山一带）参与抗战的指挥工作，来延安的机会并不多。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兄弟二人在这段时期内有过短暂会面，但各有任务在身，相聚时间极为有限，见了面，话还没说完，就又各奔各的方向了。
1945年6月，随着抗战走向胜利的曙光越来越清晰，邓垦离开延安，奔赴东北。
抵达东北之后，邓垦先后担任吉林地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扎根在东北吉林一带开展工作，主要负责地方宣传动员工作的组织和推进。
这一时期，东北的形势十分复杂，国共双方均在争夺东北的控制权，地方工作随时都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推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被动。
1947年春，邓垦调任东北勃利县，出任县长。勃利县地处黑龙江省东部，当时已经是东北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垦在这里主持县一级的行政工作，管的是最基层的民生事务：粮食调配、地方秩序维护、百姓诉求处理……这些事情，繁琐而具体，但也正是在这种基层实践中，他积累了日后主政一座城市所需要的行政经验。
1948年春，邓垦再次调任，来到黑龙江省东部更大的城市——佳木斯，出任佳木斯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佳木斯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江交汇之地，地理位置战略意义重要，当时已经是东北解放区规模较大的城市之一。
主政佳木斯，是邓垦第一次以一座城市最高行政主官的身份全面负责城市工作，从城市运转到民生保障，各项事务都要统筹安排。
也是在佳木斯任职期间，邓垦与哥哥邓小平有了另一次短暂的重逢——他从佳木斯赴北京参加一次重要会议，兄弟二人在北京得以见面、短暂叙旧。
相聚的时间，依然不长。会议结束之后，邓垦返回佳木斯，邓小平则奔赴太行山，继续各自手上的工作。
聚了，又散。散了，再聚。这几乎是他们一生之间相处关系的高度概括。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邓垦南下四川，由此开始了他在西南大地的新一段旅程。
此后近三十年，他的足迹从四川泸州，到重庆，再到武汉，在中国内陆几座最重要的城市之间辗转，把自己的精力和岁月，一一铺在了那片土地之上。
1966年，一场来势汹涌的特殊时期骤然降临，邓垦的人生轨迹就此被迫中断。
那年8月，刚刚调任武汉市还不到两个月的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脱离了正常的工作岗位，在那片土地上沉默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而哥哥邓小平，在那段时期同样承受着更为猛烈的历史冲击，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做钳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音讯难通，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漫长的一次别离。
特殊时期结束之后，邓垦一步步重回工作岗位，从武汉到湖北省，把自己已经走过大半的人生，继续安安静静地往前走。
1997年2月，哥哥邓小平在北京辞世，骨灰撒入大海。
消息传来，已经86岁的邓垦，在深圳女儿家中的窗边，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把那本珍藏多年的《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画册，紧紧地抱在胸前。
二十年后，106岁的邓垦在同一座城市合上了双眼，家人展开了那份他早已留下的遗嘱，所有人都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