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一九八二年日本记者小俣行男写的《侵略》这本书，他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战后检察官，就是当年跟着日军进南京的随军记者，他在书里记下一句话“在南京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兵”，这话没有修饰也不带情绪，就是用白描手法写的，他当时就在现场看到整支军队都在做这种事不是少数人失控，这个证词特别重要因为它来自加害者内部比事后控诉更难被反驳。
施暴后马上枪杀受害者，小俣说这是常见做法，目的就是不留活口、消除痕迹，这并非失控发泄，而是像完成工作一样干脆利落，士兵们动作熟练得如同清点弹药、整理装备那般自然，这种暴力不是情绪宣泄，而是一套固定流程——先侵犯再灭口，形成完整链条，这和纳粹处理尸体的方式有些相似，但日军做得更日常化，没人认为这属于越界行为。
很多人都说士兵只是听命行事，被蒙蔽了眼睛，但小俣的记录显示，底层士兵根本不需要等命令，他们自己动手，成群结队地干，无论老人、孩子还是妇女都不放过。南京失守后秩序乱了，这给了机会，可真正的原因在于制度默许：1937年日本军队发的战地纪律手册里，对抢劫和性侵基本没有处罚规定，查过档案，那段时间基层部队没人因为这类事受罚，士兵们心里明白，干了也不会出事。
日军高层没有直接下达允许强奸的命令，他们却通过其他方式为暴行铺路，战前宣传把中国人说成低等人和可以抢掠的对象，打仗时让士兵靠抢夺物资来补给，这等于变相鼓励掠夺行为，战后还给那些立下功劳的人颁发奖状并提升职位，久而久之作恶变成尽责的表现，良心反而成了负担，这种情况跟越战时美军在美莱村的行动类似，但规模更大持续更久影响范围也更广。
当时设立的国际安全区本来应该成为避难场所，但程瑞芳的日记中记录到日本士兵照样闯进去，连教堂和医院都没有放过，张纯如后来查阅资料也证实了外国使馆周围都发生过强暴案件，所谓的安全其实只是个幌子，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日本参谋部在自己的战报中提到的治安整顿实际上就是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把那些可能说出真相的人全部清理掉。
最让人心里发凉的，不是那些暴力行为本身，而是施暴者的样子，他们不喊不叫，不出汗不喘气，干完就走，好像只是交个差，没人觉得自己在犯罪，只当是完成了战胜者该做的事，人性不是一下子变坏的，是在一天天重复里磨掉的，制度不惩罚恶行，反而给它发钱、颁奖章，人就慢慢觉得，这不算错，只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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