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一螺坐敦敦，二螺走脚皮……——《给阿嬷的情书》中的童谣

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一首几乎已经淡出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传统童谣，重又火了起来。在《给阿嬷的情书中》中，郑木生正在船上喝着酒，邻船的孩子唱起了潮汕童谣《螺纹歌》：

一螺坐敦敦，

二螺走脚皮，

三螺有米煮，

四螺无米炊，

五螺五田庄，

六螺掰心肠，

七螺七益益，

八螺做乞食，

九螺九安安，

十螺做大官。

稚声的童谣，不仅为我们找回了乡愁的声音，也预示着主人公的人生宿命。这首曾经流行全国，无人不知的童谣，听起来却是如此的遥远而令人惆怅。

走脚皮的郑木生

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绝不会有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所以，古人曾经把指纹当“图章”来使用，现代人则可以将指纹制作成二维码，什么信息都往里放。但在儿童时期的我们看来，指纹非常简单，看来看去也就两种，一种叫螺，一种叫箕。

两种指纹类型，螺和箕

螺是指螺旋状的涡纹，箕是指簸箕状的开口纹。张爱玲在《谈看书》中提到：十只手指上，螺越多越好，聚得住钱；对于男人来说，簸箕也好，会赚钱，能够把钱铲回家；女人则是螺好，会积钱，手上没螺，拿东西不牢。

张爱玲的螺纹说过于简单。我小时候知道的比这复杂，也更有趣一些，我们客家人有一首螺纹歌：“一螺穷，二螺富，三螺牵猪牯，四螺蒸酒卖豆腐，五螺骑马应圩，六螺打死人，七螺做中人，八螺驮锁链，九螺解下院，十螺十足，层箩列谷，瓮子盛足。冇螺穿笃篓（没有螺就像穿底的竹篓，什么都留不住）。”

现在如果还有螺纹歌的话，估计得换换名堂。比如“牵猪古”这个行当，即便在偏远的农村也已绝迹多年。我在江西石城长大，在那个边远的小县城，小时候常常踫见那些被称作“猪牯佬”的光棍汉，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裤衩，赶着一头步履蹒跚的老公猪，走村串户去给别人的母猪配种，收取极少的几毛猪牯钱。现在“抖音”上有时会看到一些搞笑视频，一个年轻男子坐在一头大公猪身上，大公猪走得屁股一扭一扭的。这种视频纯属娱乐，真正的“猪牯佬”是极其爱惜大公猪的，因为那是他的身家性命。大公猪一天交配十数次，身子疲惫不堪，总是一边走，一边不停哼哼，别说驮人，驮只鸡都费劲。

螺纹歌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不再流行，是因为螺纹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已经跟现代社会基本脱节。螺纹歌的时代，就是猪牯佬的时代，一个渐行渐远的，留在传说中的时代。

螺纹歌的流布地图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从1918年开始面向全国征集歌谣，然后分批刊印，我印象中没有发表过这首螺纹歌。而在一些书商出版的童谣集中却载录了大量的螺纹歌，如商务印书馆《各省童谣集》第一集（1923年）就收录了三首，分别采自安徽休宁、浙江杭县、浙江新昌；上海世界书局《绘图童谣大观》（1924年）也收录了三首，分别采自江苏的吴县、无锡和江都；1932年的《民间月刊》发表的螺纹歌中，仅浙江富阳一地就有六首。可在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螺纹歌就再没有被大陆的正式出版物收录过。我相信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民间文学采风运动肯定采录到了这首风行全国的著名童谣，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公开发表。

1923年《各省童谣集》的编者说：“看螺纹定一生贫富贵贱，各省都有这种事，但所说各不相同，可见这事不足深信。”这话听起来，好像如果各地所说一致，就可以深信似的。这首曾经被打入“封建迷信”另册的趣味童谣，正因为异文众多，不足为信，才会给我们的童年生活带来许多相互打趣的快乐。

一位妈妈正在教孩子唱“拇指歌”。图/Isaac Taylor Headland，1900年

我曾陆续搜集了119首大同小异的螺纹歌，却发现它们只出现在13个省市，并非“各省都有”。以其流行区域统计，得出排序表如下：广东24首、浙江21首、江苏14首、福建11首、安徽8首、江西6首、上海6首、湖北5首、湖南3首、台湾2首、北京1首、海南1首、广西1首、云南1首，另有不知流行区域者15首。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抽样统计。广东最多，那只是因为我手头的广东文献最丰富，并不意味着螺纹歌在广东最盛行。

但这份统计表多少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拿出中国地图看一下，螺纹歌似乎主要流行在东南沿海地区，从海南沿海路向东北方一路向上，广东、福建、台湾、浙江、上海、江苏，一个不落，而内陆却只有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几个紧靠以上地区的省份。广西、云南虽各有一首，但变异较大，跟其他地区的螺纹歌有明显区别。在西北和东北地区，我居然没能找到一首。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至少东北的辽宁和吉林还是有部分流传的，只是他们不说“螺”而说“斗”。但是，这并不影响上面“沿海路传播”的假设。

北京的童谣是最丰富的，从清末开始，就有许多外国人在北京搜集童谣出版。顾颉刚说，1918年北京大学发动歌谣运动，“征集到的歌谣以北平为最多，单是常维均先生一个人就有了一千多首”，可是，北大《歌谣周刊》并未见到有螺纹歌发表。我所仅见的北京这首，被雪如女士收录在1930年出版的《北平歌谣续集》，内容还被精减、合并为“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当铺，五螺六螺磨豆腐，七螺八螺自来有，九螺一箕，稳吃稳坐”。标题《一螺穷》也是仿《诗经》取首句为题。

九螺一箕，稳吃稳坐。图/Michel De Maynard，1906-1911年

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

北京的《一螺穷》虽然简单，却大致反映了螺纹歌的主要理路，也即张爱玲说的，螺越多越好。另一首不明地域的螺纹歌，这一思路更加明显：“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卖豆腐，五螺六螺开当铺，七螺八螺有官做，九螺十螺享清福。”生活质量的好坏基本上与手上螺纹的多少成正比。

像我这种一个螺没有的人，理论上是最穷的，所以我们客家螺纹歌的最末一句是“冇螺穿笃篓”。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正相关关系，也不是每首螺纹歌都遵循这种关系。螺纹歌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它的游戏性，而不是命理的准确度。同在浙江，新昌人说：“十个箕，落得嬉，嬉到杭州上海没得剩。”基本上也是穿笃篓。杭州人却说：“十个箕，满天飞，前堂吃饭后堂嬉。”表面看都是“落得嬉”，可结果却有质的差别。

各地螺纹歌中最一致的，大约是起首句“一螺穷，二螺富”，全部119首中，占了73首。大凡“一螺穷，二螺富”的地区，基本都是为了在前几句中押一个“富”字韵。北平的《一螺穷》虽是删减版，却最有代表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开当铺”“磨豆腐”“卖酒醋”“披麻布”“无着裤”“住大屋”“倒大路”。

上海龙华塔附近手持打狗棒的“丐帮”帮主。帮主身上挂满口袋，乞丐们所讨来的物资都由他统一分配。图/James Ricalton，1900年

浙江富阳对于一螺和二螺的认识却是颠倒的，这里流传着许多《一螺富》的螺纹歌：“一螺富，二螺穷，三螺叠稻蓬，四螺挑粪桶，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七螺八螺银子撞脚箩，九螺十螺讨饭没有路，十只箕，前厅吃饭后厅嬉。”由于穷和富的次序颠倒，导致后面螺数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三螺四螺之所以要“叠稻蓬”“挑粪桶”，就是因为要押第二句末尾“穷”的方言韵。富阳还有一首《一螺富》的第二句用了个“破”字收尾，再次导致三螺四螺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一螺富，二螺破，三螺掬猪屎，四螺开烟火，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七螺八螺讨饭没路，九螺踏官船，十螺中状元。”

老虎在家里，放屁就是你。图/Isaac Taylor Headland，1900年

多数螺纹歌都会在五螺之后换韵。韵一换，运也转，比如湖北的“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大屋，五螺卖柴，六螺穿鞋，七螺八螺，挑屎过街，九螺单，当天官，十螺全，点状元，十个簸箕，金银挑起”。昆明的螺纹歌跟其他地区不大一样，起首不说穷和富，而是巧与笨：“一螺巧，二螺笨，三螺四螺捡狗粪，五螺六螺甩团棍，七螺逗人蛝，八螺不下田，九螺发大财，十螺中状元。”但是，即便如此，这首螺纹歌依然在说到五螺的时候转了韵。

这就有点像客家儿童唱“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为什么放屁的是“他”而不是“你”或者“我”，只是因为“他”与“家”押韵。因此，如果上一句唱成“老虎在家里”，那么对不起，“放屁就是你”。

起首句与《一螺穷》不一致的地区，主要是广东、福建南部和台湾。金门的“一螺一嗲嗲，二螺跄脚蹉”与闽南的“一螺一底底，二螺跑飞飞”，以及潮汕的“一螺一帝帝，二螺走脚皮”估计是同源异文，所谓“一嗲嗲”“一底底”“一帝帝”之类，大概也只是各地搜集者记录时选用文字的差异，都是为了表达一种舒适的状态，说明有钱有闲，以便与二螺“跄脚蹉”“跑飞飞”“走脚皮”的劳碌状态相区别。

《一螺穷》放在闽南话中，读起来很不爽口，因此只能重编一套《一螺一嗲嗲》的新螺纹歌，所以说，一螺到底是“穷”还是“嗲嗲”，不是因为东海岸人与南海岸人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命运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因为他们的语言系统不一样。

四川中江县的轿夫。轿夫休息的时候，要用一根棍子暂时撑住轿杆，如果将轿子放落地上，起轿时会特别费劲。图/Rollin Chamberlin，1909年

六螺磨刀枪，十螺中状元

在浙江，尤其是从杭州到台州的连接带上，杭州、诸暨、新昌、天台、临海，都流行一种恐怖版的螺纹歌，杭州是“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诸暨是“七螺磨刀枪，八螺杀爷娘”，新昌是“七螺磨尖刀，八螺杀爹娘”，天台是“六螺磨刀枪，七螺杀姨娘”，临海是“五螺掼刀枪，六螺杀爷娘”。少一螺的，总是执行前一工序，或者叫帮凶；多一螺的，总是执行后一工序，因此成了凶手。听起来，好像五螺和六螺（或者六螺和七螺，七螺和八螺）天生就会是一对杀人凶手，这两种人要是聚在一起，父母基本上就没活路了。

准备试枪的清代男子。图/Michel De Maynard，约1907年

六螺在所有螺数中是最狠最倒霉的，在杭州和临海一定是凶手，到了天台，可以弱化为帮凶，再到诸暨或新昌，穷虽穷，却可以不必干那杀人的勾当，如果能走远一点，北上江苏如皋，好歹可以“去种田”，到了扬州、仪征一带就能“骑花马”，如果脚力勤，远上北京，还能攒钱“开当铺”。但是不能往西或往南，往湖北只能“穿草鞋”“做强盗”，往湖南则是“打草鞋”“放鸭婆”，到江西也还有可能“打死人”，到了广东和福建，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只能“讨饭匹”“掰心肠”“做小偷”“跌落水”“给狗拆”。当然，少数南下分子，也可能“做相公”，如果能渡海到台湾，则有可能“米头全”或者“有米煮”。

“状元游街图”局部，原画诗曰：“鳌头独占意欣然，十里春风试锦鞯，一色杏花贴地红，归来快马势如仙。”杏花是十二月花神之二月花，时值科举放榜，故称“及第花”。图/周祖荫

十螺在所有螺数中是最好的，俗称十全十美，这一说法几乎通行全域，只是说法稍有差异，诸如“十螺全富贵”“十螺去当官”“十螺做相公”“十螺驾盐船”“十螺足足，买田起屋”“十螺全，生个儿子中状元”等，福建平和县甚至说“十螺做皇帝”。只有少数异文会有诸如“九螺十螺讨饭没有路”“十螺守空房”的说法，这两种说法都出自浙江富阳（叶镜铭《富阳关于手的俗信》），其他几则如“十螺做长工”“十螺无瓦片”，也只出现在上海和浙江一带。或许是因为富裕地区的人民对于“满招损，谦受益”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螺纹歌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命相作用。在歌谣中，有些螺纹的命运是必须与其他螺纹配合在一起才能生成完整意义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还有浙江松阳的“六螺跌落水，七螺拉不起”，江苏如皋的“八螺搬砖头，九螺砌高楼”，好像这两种螺纹的人不互相搭个手，就会什么也干不成。

多数螺纹歌为了方便儿童理解和记忆，在前一螺和后一螺之间，都会设置明显的对应或承接关系。比如，“一螺穷，二螺富”是财富的两极关系；“七螺八螺讨牢饭，九螺十螺做大官”是身份的两极关系；“六螺会种田，七螺贩私盐”是居家务农与外出冒险两种生存方式；“八螺去偷鸡，九螺去偷鹅”是异曲同工；“三螺无米煮，四螺无饭炊”是同义反复；“七螺八螺挨枪打，九螺十螺过刀剐”是相同结局，不同刑具。

据说人种不同，手指的平均螺数也不同。白种人与非洲人箕纹多，澳洲土人螺纹多，黄种人介于两者之间。假设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黄种人应该是以五螺六螺居多了，按杭州和临海的说法，他们都在“磨刀霍霍向爹娘”，这当然只能拿来当个噱头，供儿童们互相唱着取笑。

螺纹歌中的人生百态

福建北部的顺昌县，流传着一首似乎由女性专享的《手螺歌》：“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忙碌碌，四螺开金铺，五螺没儿生，六螺做奶奶，七螺插金钗，八螺要挨打，九螺全，十螺中状元。”所谓“做奶奶”“插金钗”，性别特征都很明显，可是，最后一个“中状元”，却又不是旧社会的女性能够享受得到的荣耀。

有些地方的螺纹歌则会将男女的螺纹运势明确分开，比如唱到“九螺做老爹”的时候，如果针对女性，就得唱成“九螺做奶奶”。

纵观各地螺纹歌，涉及的职业行当五花八门，计有重工业（砸石条），轻工业（磨豆腐、弹棉花），军事工程（掼刀枪、磨刀枪、背刀枪、甩团棍），农牧业（会种田、牵猪牯），建筑业（起大厝），服务业（挑粪桶、抬花轿），商业（开当铺、卖绸缎、卖老婆），交通运输业（驾盐船、走脚皮），旅游业（走天下），能源开发（担柴卖），文教卫生（中状元、学做贼、捡狗屎），信息产业（做媒婆），文化艺术（吹喇叭），宗教（拜菩萨），行政管理（会做官、坐官船、管天下、做相公、做太公、封太守）等等，三教九流，包罗万象。

江西九江街头的百业小摊档。图/John Thomson，1872年

在传统螺纹歌中，穷人的比例非常高，常常会穷到无饭炊、睡大街、做乞丐、倒大路、讨饭没有路。命运不济的表现是忙碌碌、没儿生、掬狗屎、掰心肠、要挨打、讨牢饭、狗土虫。富足人家的表现常常是骑白马、穿绫罗、住大屋、谷满仓、银子撞脚箩、买田起屋、前厅吃饭后厅嬉、金子银子压秤砣、有钱无人知。平常的生活则是平平过、坐颓颓、走脚皮、盖草铺、住瓦屋、操心肠、得高寿之类。另外，打死人、杀爷娘、做强盗、做贼、偷挖壁、过刀剐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要说螺纹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人生百态，那显然是拨高了，但若说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于社会结构与人生百态的粗浅理解，则不会太过。

当然，螺纹歌也缺失了许多很重要的社会内容。比如对于读书的理解，只指出了“中状元”一条出路，似乎中不了状元就只能捡狗屎。至于现代社会的现代行业，就更加得不到体现了。

背着木粪桶在路上拾粪的北方男子，他正在用脚将狗屎拨进铲子，以免混入沙土。拾粪又称拾肥，是农村社会的常见事项，许多农民闲暇时间都会上街拾粪。1930年代，北京的职业粪夫曾经多达四五千人。图/佚名，1930年代

螺纹歌一般只是用极端化的语言来戏说命运，不涉及人品问题，人们就算数到自己“倒大路”，也不会多生气。但是，南宁歌谣罕见地涉及到了人品问题：“一螺富，二螺贫，三螺为君子，四螺为小人，五螺佮（音gé，结伴合作）大贼，六螺救花军（乞丐），七螺担尿桶，八螺骑马上坟，九螺起屋平天下，十螺坐金墩。”尤其是“四螺为小人”“五螺佮大贼”等，很容易演化成为人身攻击的恶意标签，变成破坏歌谣游戏性的“老鼠屎”。这类歌谣比较罕见，我搜集的螺纹歌中仅见一首。

在歌谣中，有些螺纹的命运必须与其他螺纹配合在一起才能生成完整意义的，比如浙江的“五螺磨刀枪，六螺杀爹娘”，松阳的“六螺跌落水，七螺拉不起”，江苏如皋的“八螺搬砖头，九螺砌高楼”，好像这两种螺纹的人不互相搭个手，就什么也干不成。

螺纹歌本是游戏性的，但在清末，还真有人拿它当回事。据胡祖德（1860-1939）《沪谚外编》说：“旧例，招募兵勇，及解配重犯，皆验十指箕斗。至狱讼供招，则仅以大拇指捺之。今俗以指上螺纹作圆形者为螺，如山脉装者为畚箕。旧有此歌，谓关于贫富，未必验也。”这里说“未必”，用词谨慎，表达的是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

画面上是一位即将被官差带走的驮枷男子，家人正在给男子喂饭，孩子懂事地为父亲扛着木枷。故事可能发生在广东。图/Thomas Allom，1843年

东北地区的“斗”和“撮”

本文初稿曾在《北京青年报》发表，此后，许多朋友又向我提供了20余首螺纹歌。比如周玉蓉提供了一首湖北歌谣：“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住瓦屋，五螺六螺挑屎卖，七螺八螺穿草鞋，九螺单，当大官，十螺全，当状元。”这是非常典型的《一螺穷》，不出意外地在五螺处转韵，在湖北话中，富与屋同韵，卖与鞋同韵，单与官同韵，全与元同韵，基本保持两句一韵，朗朗上口。

不过，东北地区的朋友很不同意我对于流传地区的统计。我的另一位师妹杨秀认为，我之所以没能注意到东北地区的螺纹歌，是因为东北人不称“螺”而称“斗”，南方地区的“一螺穷，二螺富”，到了东北地区，只是变成了“一斗穷，二斗富”而已。

同事程玉梅也给我发来一条短信：“爱东兄，今晨拜读大作《螺纹歌》，有趣！提供我记得的东北（长春地区）童谣一首：‘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五斗六斗背花篓，七斗八斗摇街（读该）走，九斗一簸，到老稳坐。’还有一个说法：‘九斗一簸，到老稳坐，九斗一撮，到老背锅。’但我不知道簸和撮的区别。东北话里收运垃圾的工具叫撮子，多铁制，大概类似于你文章中提到的簸箕。”

辽宁大学的洪展姑娘提供了一首类似的东北童谣，很有趣，只是卖豆腐和说媒、做贼的比例有点高：“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爱说媒，七斗八斗爱做贼,，九斗坐着吃，十斗全是福。”

另外一位辽宁朋友也在网页下留言说：“我们小时候常常念：‘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五斗六斗开当铺，七斗八斗封官侯，九斗十斗享清福。’老人们还说，十个斗和十个簸箕的人，都是十全十美大富大贵的组合。”

法国明信片上的中国女子。图/佚名，约1920年

非常奇怪的是，所有为我提供资料的朋友，全都是女性！这让我产生一个好奇的问题，螺纹歌的传播群体，是不是以女性为主？带着这个疑问，我将手头所有的资料重翻了一遍，只有31份资料标注了讲唱者，其中有23位讲唱者可以根据姓名判断为女性，比如张阿奶、廖应芳、朱芹勤、詹素珍、黄雪兰，等等。另外，多数回忆性的记录者在提及螺纹歌具体源头的时候，都是说到“我奶奶”，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我爷爷”或“我爸爸”这样的男性传承人。这虽然不是一个充分的统计数据，但也大致可以认为，螺纹歌的主要传承人是女性群体。

在网上搜索螺纹歌的时候，我还惊奇地发现一些现代命相师已经将本土螺纹歌与西方占星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整合，打着“科学分析”的旗帜，发展出了更加复杂的纹相学。比如有一个著名网络帖子《十个斗和十个簸箕的男孩女孩你一定要看》，其中有这么一段：“十个斗和十个簸箕的人是完全的互补型性格，一个刚一个柔，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互相吸引互相拿对方没辙。由于这两种人都是极端性格，所以单独一个的时候很容易陷入纠结痛苦，但是一旦和另一个极端配合，据相学所言，是可以改变世界的组合。总之十个斗和十个簸箕的人在一起是十全十美，最佳组合，在一起会很幸福。”又说：“十个斗的人和十个簸箕的人是上天注定的姻缘，他们要受好几世磨难不能相守，才可以换来下一生缘份，而且呀，即使离去也不必再喝孟婆汤，这样就可以生生世世。”这种精巧构思和精细分析，跟传统螺纹歌的趣味性和粗线条，已经相去甚远。

清末上海耀华照相馆的摆拍照片“命相摊”，照片对联中暗藏了“耀华”二字

来源：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