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帽子王拉黄包车，光绪亲弟摆地摊，还被毛主席钦点为“弼马温”

1912年清廷灭亡后，北京城里最慌的不是小皇帝，而是那帮忽然断了俸禄的王公贝勒们，每个月的俸禄没了，开始入不敷出了。大多数宗室的选择是：先卖字画古董，再卖家具，最后变卖祖产，慢慢坐吃山空。

但有两位爷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一个是末代克勤郡王晏森，堂堂铁帽子王，卖光祖产后去拉黄包车；一个是溥仪的七叔载涛贝勒，还是光绪的亲弟，他把贝勒府卖了，去鬼市摆地摊卖旧物。

铁帽子王的黄包车生意

北京城里过去有个俏皮话，叫“克勤郡王拉洋车——政治没前途，买卖有力气”。这说的就是晏森。

晏森的祖上是代善（努尔哈赤的长子），绝对的根正苗红，克勤郡王这顶铁帽子世袭罔替。1910年，年仅十几岁的晏森承袭了爵位，成了第十七代克勤郡王。

可惜，他这王爷才当了两年，1912年，宣统皇帝就退位了。大清虽然没了，但民国政府一开始每个月还给皇族发点生活费。晏森年纪小，手里攥着大把的家产、房产和地皮，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年轻人嘛，又没有理财观念，除了吃喝玩乐，最大的爱好就是跟风投资，结果被市面上的骗子和投机客骗得连裤衩都不剩。

后来民国政府的津贴开始断了。晏森看着空荡荡的王府和一群等着吃饭的家丁，一咬牙，开始变卖祖产。

先是卖古玩字画，接着卖家具。最后，他干脆把位于宣武门里的克勤郡王府卖给了民国政要熊希龄（后来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财产），晏森搬到了普通的四合院。

坊间传闻，晏森当年把祖宗的坟地也给卖了，还把坟地里的古树砍了当木材卖，甚至连地下的随葬品都给刨出来变现。老祖宗要是泉下有知，大概能气得直接掀开棺材板给他一个大耳刮子。

没钱怎么办？晏森看着满大街跑的黄包车，心里盘算了一下：虽然我不会经商，但我好歹年轻体壮，力气还是有的。

于是，这位曾经的铁帽子王，去车行租了一辆黄包车，正式加入了北平的“祥子”大军。

王爷拉黄包车！这消息搁在当年的北平城，不亚于现在某位顶流明星突然去跑外卖。整个北平的八卦小报都疯了，天天头版头条追踪报道。

晏森倒也想得开，他换上粗布衣服，肩膀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开始干起来。他拉车有个特点，毕竟是王府里出来的，规矩多礼貌足。见了客人，开口就是地道的京腔：“您老哪儿请？”

对普通百姓他正常按市价收费，遇到猎奇的粉丝，他不仅收车费，还要加收听故事费和合影费。

当年不少人专门在宣武门和西单附近蹲守，就为了坐一坐铁帽子王亲自拉的车。晏森也顺应市场需求，只要客人多给点小费，他一边跑还能一边给你讲讲当年皇宫和王府里的八卦。

这种网红效应并没持续多久。伪满洲国建立后，溥仪在长春当了傀儡皇帝，他听说自己的堂弟在北平拉黄包车，觉得丢尽了爱新觉罗家族的脸，溥仪派人来到北平，连劝带骂，给了晏森一笔钱，强行让他提前“下岗”。

据说后来晏森又把这笔钱挥霍光了，抗战初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

涛贝勒摆地摊

载涛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七子，更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小皇帝溥仪的叔叔。

在晚清的最后几年，载涛权倾朝野。他去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留过学，回国后掌管禁卫军，大清亡的时候，他才25岁。

与晏森的盲目挥霍不同，载涛是个有一定文化修养和骨气的人。大清亡了后，载涛的日子也越过越紧。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北京沦陷，载涛家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为了维持生计，他放下了王爷的架子，带着全家老小去德胜门外的鬼市（夜间地摊集市）摆摊，卖点王府的旧衣服、旧瓷器，后来还卖蔬菜。

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多次派人来北京接载涛去长春当官，载涛不仅不去，还写信痛骂溥仪认贼作父。

毛主席钦点的“弼马温”

新中国成立后，载涛这位旧时代的王爷迎来了第二段高光时刻。

195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于载涛精通马术，在留法期间专门学过骑兵战术，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委任状，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专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一下子，大清国的涛贝勒，一跃成了新中国的马政大管家，行政级别还不低。载涛对这个岗位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虽然年过六旬，他穿着军装和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一起风餐露宿，远赴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军马场，用自己经验为志愿军抗美援朝输送了大量优质的军马。

有一次政协会议间隙，毛主席风趣地对载涛说：“涛老，你过去管皇家的马，现在管人民的马，这可是我们共产党的‘弼马温’啊！”载涛听了哈哈大笑。

1970年载涛在京逝世，骨灰安放八宝山。这大概是大清灭亡后满清宗室里最体面的下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