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州的预算拖了七周多，议员们领不到工资，还得白干活

纽约州预算案的拖延程度，为2010年以来之最。这意味着州议员一直领不到工资，也让一些人陷入了许多纽约人熟悉的“靠工资过活”的窘境。

从上个月到现在，纽约州63名州参议员和150名州众议员都没有领到工资。这是州预算迟迟未通过的直接后果，而这份预算如今已晚了七周多。在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年薪为142000美元，是全美收入最高的州议员。因此，他们很清楚，外界大概不会对他们抱有太多同情。毕竟，谁会轻易为政客叫屈？

但对一些议员来说，停薪已经带来了现实的经济压力，这种压力与许多按月领薪、精打细算度日的纽约人并无二致。来自布鲁克林绿点和南威廉斯堡、州众议员艾米莉·加拉格尔，已经不得不推迟偿还学生贷款，并向家人借钱交房租。还有一些议员彼此交流，讨论如何以养老金作抵押借款。

在州议会大厦附近，议员们如今不再像往常那样在卡拉OK之夜互相分享歌曲，而是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每天200美元的差旅补贴尽可能撑得更久。如果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预算案在近日正式获批，那将是近二十年来最晚的一次。实际影响是，到那时已经有四个发薪周期过去，而托儿费、学生贷款和杂货开支却仍在不断累积。

加拉格尔说：“这很奇怪。你去到一些地方，人们会很尊重你、礼遇你，这当然很好，也很友善。但你心里却清楚，自己实际上还得开口请别人给你买杯咖啡。”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议员都承认，在许多纽约人本就生活艰难的时候，抱怨自己的工资问题，从观感上看并不好。的确，有些议员家境优渥，可能是因为配偶在私营部门有高薪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家庭本身有财富。

但还有很多议员，尤其是为人父母者，以及居住在纽约市的议员——那里的生活成本明显高于纽约州其他地区——已经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愿意公开谈论自身处境的议员表示，他们之所以发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压力削弱了选民把他们选进议会时所表达的意志。

今年2月，州众议员戴安娜·莫雷诺在一场特别选举中胜出，接替了佐赫兰·马姆达尼留下的空缺席位。她的处境尤其艰难。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在竞选公职期间，她一直没有工资。两个月后，她又再次陷入停薪状态，尽管她每周都照常前往奥尔巴尼履职。

莫雷诺说：“我现在又开始动用积蓄，也得依靠伴侣，这并不是我喜欢的状态。”她表示，除了房租之外，自己最大的开销是年幼儿子的托儿费，每月2700美元。莫雷诺说：“我觉得，我们对谈论工资停发这件事多少有些犹豫，因为我们不想让人觉得是在说‘我太惨了’。但如果民意代表本身来自工薪阶层，这件事确实会产生影响。”

对议员们来说，更令人恼火的是，只要奥尔巴尼的领导层通过预算延期法案，让州政府继续运转，州长凯西·霍楚尔及其团队就仍然可以照常领薪。预算拖延，被视为霍楚尔一项并不算秘密的策略的一部分：她尽可能借预算案，迫使议会接受更多她的政策优先事项。这种做法激怒了不少议员，他们认为这削弱了自身权力。

代表皇后区西部的莫雷诺谈及这一过程时说：“我们是政府中平等的一支力量。拿不到工资带来的压力，再加上这件事被一拖再拖，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被逼着通过一份我并不完全满意的预算。”霍楚尔2021年出任州长时，曾宣称她的任期将开启与议员合作的新时代。但此后每一年，她都会在预算谈判中运用自身筹码，要求对一些标志性立法项目作出重大修改，例如2019年气候法和刑事司法改革。

眼下，外界普遍在谈论预算案可能终于会在近日获批。州长方面则表示，她的策略是有效的。霍楚尔的发言人珍·古德曼说：“把预算做对，比尽快做完更重要。”她还表示，州长“绝不会把立法便利置于她所服务的民众利益之上”。

但议员们说，州长常常在4月1日最后期限前的最后几周，才把这些政策要求塞进预算讨论中，这实际上等于把州预算案扣住不放，直到她的要求得到满足。

州众议院议长卡尔·E·希斯蒂近日对记者说：“我不会再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了。我不会再等两个月才来谈钱的问题。”议员们坚持表示，停薪并没有让他们作出任何让步。州参议院多数党副领袖迈克·贾纳里斯把这种影响量化为“零”。不过，随着过程持续，他们对现状越来越不满。

预算案一旦通过，议员们将补发此前拖欠的工资。州参议员安德鲁·古纳德斯说，人们来到这里，是希望能够真正做事，希望自己的时间——离开家人、离开家庭、离开选区的时间——是在为某种公共利益提供切实服务。他也承认，自己为三个年幼孩子支付托儿费用时，确实感受到一些压力。

对州长而言，把立法黄金时段都用于预算谈判，还有一个额外好处：这样一来，议会就更难腾出时间推动那些可能给霍楚尔带来政治挑战的政策议程，尤其是在选举年。从程序上说，议会可以通过一项法案，让议员在预算谈判继续期间也能像州长一样照常领薪。议会也可以推动立法，要求在谈判久拖不决期间，州长同样停薪。

不过，任何这类法案若要生效，都需要州长签字。更有实质意义的改变，可能是修改州宪法，重新调整州长与议会在预算事务上的权力平衡。这样的变更还需要选民批准，而考虑到如此重大调整背后的政治含义并不明朗，能否获得通过并无保证。

加拉格尔说，她希望这一程序能够有所改变。但眼下她最直接的压力，仍是每月2750美元的房租。她也承认，在自己居住的布鲁克林社区，这个价格已经算便宜。她说：“我所在选区的平均价格大概在3400美元或更高。要保住这份工作，我就必须住在我的选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