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曾近九成女性遭割礼，法律禁了20年也没用，70%还是医生操刀

• 埃及曾经近九成女性经历过生殖器切割，全球每年450万女孩面临风险，超2.3亿人已受害。
• 埃及法律2008年禁止割礼并多次加重处罚，但司法追诉有限，定罪罕见，政策与现实存在落差。
• 割礼在埃及持续存在，深层原因在于父权社会将其视为纯洁与婚姻条件，家庭内部决定避开了监管。
• 埃及超过70%的割礼由医务人员非法实施，制造“更安全”假象，但感染、死亡等风险依然严重。
• 反割礼斗争需长期观念转变，国际与地方组织正开展宣传，但修复手术可及性低，仅靠法律不够。

在法律框架不断强化却很少真正落实、地下“医疗化”操作让人产生安全错觉却并未降低风险、以及父权传统将这种做法视为“纯洁”和婚姻条件的多重作用下，埃及废除割礼的努力始终撞上一堵文化高墙。当家庭以荣誉和社会融入之名，成为实施这种伤害的第一环时，法律又该如何真正落地？

2026年2月6日，在“国际零容忍女性生殖器切割日”之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种暴力行为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全球每年仍有450万名女孩面临女性生殖器切割风险。估计目前仍在世的女性和女孩中，已有超过2.3亿人遭受过此类伤害。

这种做法在非洲多个国家，以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也门依然十分普遍。埃及的发生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当地近九成女性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生殖器切割。

尽管埃及早已明令禁止割礼，但这一做法仍在地下持续存在。这也暴露出一个现实：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公共政策的力量依然有限。

法律不断收紧，执行效果却依然有限

在埃及，割礼作为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主要形式，属于刑事犯罪，自2008年起即被法律禁止。最初，违法者最高可被判处两年监禁并处罚款。由于这一做法始终未能根除，2016年相关处罚进一步加重，实施者面临五年至七年监禁，鼓动犯罪的人，例如父母，也被纳入惩处范围。

进入2020年代后，尤其是2021年的改革，再次提高了处罚力度。如果割礼导致受害者永久残疾或死亡，最高可判处二十年监禁。

不过，埃及围绕割礼形成的司法判例仍然极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少数标志性案件上。2013年，13岁的苏海尔·巴塔阿死亡。两年后，一名医生因此被判刑。这被视为埃及首次真正适用将割礼入罪的法律。

此后在2020年至2021年间，上埃及也出现过一些案件，显示司法追诉大多只在受害者死亡时才会启动，而且多发生在家庭环境或“医疗化”操作场景中。即便2021年刑法进一步收紧，实际定罪仍然罕见。

长期动员与宗教、制度层面的进展

事实上，埃及反割礼斗争并非近年才开始，而是嵌入了一个更长时段的妇女权利公共讨论之中。早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代，埃及前第一夫人、2000年成立的国家妇女委员会主席苏珊娜·穆巴拉克，就在推动这一议题进入公共视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与国际组织合作发起宣传活动，将女性生殖器切割界定为一种“暴力”，而非“文化习俗”，从而推动了2008年禁令的强化。

同年，宗教层面也出现重要变化。大穆夫提阿里·戈马阿通过教法意见谴责女性生殖器切割。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具有权威地位的爱资哈尔大学则明确表示，这种做法“在伊斯兰教法中毫无依据”。这些表态削弱了割礼的宗教正当性。长期以来，一些支持者一直声称它符合伊斯兰教义，甚至具有宗教上的推荐性质。

科普特正教会也参与了对这一做法的批评。约10%的埃及人属于这一教会。1990年代和2000年代，教宗谢努达三世等宗教人士就曾表示，割礼并不属于基督教教义。2021年，教宗塔瓦德罗斯二世再次重申这一立场，支持彻底消除割礼的倡议，并将其称为“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2020年，在面向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妇女战略框架下，埃及与政府及国际合作伙伴启动了“女性安全诊所”项目。该项目旨在改善妇女和女孩获得适当医疗服务的机会，更好地救助受害者，并预防包括割礼在内的性别暴力。2025年2月10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妇女委员会和法尤姆大学医院在这一框架下共同启用了新的“女性安全诊所”。

但即便如此，割礼的“地下医疗化”趋势依然令人担忧。如今，埃及超过70%的割礼由医务人员非法实施，地点往往是私人诊所。这种做法制造出一种“更安全”的假象，但感染、分娩并发症、大出血，甚至女孩死亡等风险依然严重存在。

从医学上看，女性生殖器切割包括多种非治疗性操作，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阴蒂切除，即部分或全部切除阴蒂。第二类是埃及最常见的类型，包括切除阴蒂和小阴唇，有时还包括大阴唇。第三类即阴道封闭术，是最严重的形式，会导致阴道口几乎完全狭窄。第四类则包括穿刺、切开、灼烧等其他做法。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所有这些形式都可能带来即时并发症，如疼痛、出血和感染，也会造成长期后遗症，包括排尿障碍、分娩并发症和心理创伤，严重时甚至致命。科学结论十分明确：这些做法没有任何医学益处，却伴随极高风险。

此外，割礼一旦被“医疗化”，也更难被发现和追责。尽管法律不断加码，司法追诉仍然有限。许多家庭因担心污名而不愿报案，或者仍把割礼视为女孩迈向成年的一种文化规范。

因此，尽管法律威慑看上去越来越强，割礼仍在相对隐蔽的状态下持续发生。这反映出公共政策与社会现实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也说明单纯依靠高压惩罚的路径存在局限。要理解这一现象为何延续，就必须看到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

扎根于父权社会结构的实践

割礼在埃及持续存在，首先源于深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许多家庭中，它被视为一种成年礼，关系到女孩是否“体面”，也关系到她未来的婚配机会。2026年4月27日，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例就极具代表性：在埃及吉萨省一个村庄里，25岁的大学教师欣德在新婚之夜被丈夫发现没有接受过割礼，婚姻随即陷入崩塌。尽管她仍是处女，丈夫仍拒绝与她共同生活，并要求她接受生殖器切割。在母亲和祖母的家庭压力下，出于对“羞耻”的恐惧，她最终被迫接受了这项自己一直拒绝的手术。

割礼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合法性，正是因为它与纯洁、道德，尤其是对女性性行为的控制紧密相连。它常被视为压制女性“过强”或“难以控制”的性欲、维护婚前贞洁的一种手段。而在深受父权结构影响的社会中，婚前贞洁又被看作一种道德和社会上的硬性要求。

这种观念在上埃及农村地区尤为普遍，尤其是在米尼亚、艾斯尤特、索哈杰、基纳、卢克索和阿斯旺等省，发生率可超过96%。相比之下，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的比例较低，约为77%，这与城市化、教育普及和宣传活动有关。

还需要指出的是，割礼的历史远早于几大一神教的出现。历史痕迹显示，这一做法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尼罗河流域的一些社会中就已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埃及政府、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推动的行动确实带来了一些进展，尤其在年轻一代中更为明显。希望让女儿接受割礼的母亲人数正在逐步下降，尽管这一变化依然缓慢，而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并不均衡。

割礼之所以难以根除，还在于它往往由家庭内部决定，并在家庭或熟人圈中实施，从而避开了国家监管。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也强调，社会关系和家庭动力机制，是这一做法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

看似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在其中仍扮演着关键角色。很多时候，正是母亲、姨妈或祖母在推动割礼。她们相信这样做是在保护孩子，也有助于孩子融入社会。这种代际传递说明，割礼之所以延续，不仅因为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也因为深层社会规范已被男女双方共同内化，因此观念转变格外艰难。

修复性手术的谨慎起步

割礼带来的伤害既是身体性的，也是心理性的，这推动一些女性开始寻求修复方案。自2010年代起，尤其是2020年以后，埃及开始出现“阴蒂重建”相关尝试。

2020年，开罗的“修复女性生殖器切割”诊所由阿姆尔·赛义夫丁医生和里哈姆·阿瓦德医生创办，提供手术、医疗随访和性心理支持。该机构被介绍为埃及乃至中东首个面向幸存者的多学科中心，但它仍是极少数个案，远不足以帮助已经遭受伤害的2800万名女性。由于费用高昂、专业医生不足以及患者知情程度有限，这类治疗的可及性依然很低。

埃及割礼现象的持续，清楚表明仅靠法律远远不够。如果不充分处理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维度，就无法真正推动改变。反割礼斗争需要的是长期而稳定的观念转变。

这种社会化过程从儿童时期就已开始，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在一些情况下，教材和教学内容仍可能传播有关纯洁或女性性行为的刻板印象。比如在某些农村地区，传统教导或家庭话语仍把割礼描述为女孩获得“体面”或“良好品行”的前提。

在这一层面，国际倡议与地方行动仍在持续推进。2025年2月，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埃及反女性生殖器切割联合项目框架下，米尼亚省和艾斯尤特省多所学校与村庄开展了宣传活动，向家庭和学生说明割礼的医学风险与法律后果，并试图拆解为其提供正当性的社会规范。

与此同时，一些本地组织也在继续开展基层工作。例如“性别研究书写”协会就在其反性别暴力项目中，于2025年2月在开罗及周边多个社区组织了宣传和培训活动。

因此，打击这一做法不能只停留在惩罚层面。它需要国家、社区、宗教机构和医疗系统共同参与，展开长期而持续的集体行动，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保护女孩的工具。在法律与传统沉默之间，许多埃及女性的身体，至今仍是文化遗产与自我解放激烈拉扯的现场。

作者：公共法副教授，格勒诺布尔政治学院/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外交、公共行政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伯纳定学院“地中海地区国家建构与宗教”研究研讨会联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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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Les mutilations génitales féminines en Égypte : répression légale, résistance cultur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