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财阀继承者的困境与出路

李在镕、三星乃至整个韩国都在努力适应新时代

文/何伊然

编辑/刘宇翔

如果，李在镕在韩国真像简体中文互联网传的那样说一不二，估计他做梦都能笑醒。

只是现实中，即使李在镕身为三星会长，也既不能掌控商界，更没法左右总统府，甚至“摆平”不了公司里的工会。为了平息罢工，他紧急中断海外行程返韩，第一时间向全球客户致歉并宣告“一切归咎于我”，对内则以“三星大家庭”拉拢员工，身段可谓柔软，全无传闻中财阀的霸气。

但作为经营者，他还是要捍卫股东利益的，在打感情牌拉拢员工的同时，他坚决拒绝将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分红制度化，不过，他也明白钱还是要出的。最终在罢工就要爆发前几小时，以设立不设上限的“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这一一次性代价，避免了对公司管理权的长期约束。

看到李在镕可谈，韩国政府也没少出力，是韩国劳动部长金英勋的出面斡旋，劳资双方才重返谈判桌，并于当天深夜达成初步薪资协议。这一内部表决将在5月22日至27日进行。三星工会主席崔承浩称预计成员将批准协议，并承诺今后“竭尽全力稳定三星电子的劳资关系”。

一场迫在眉睫的劳资风波就在各方斡旋与妥协之下，暂时化解了，就等各方按时签字画押，制度化下来。而韩国资本市场早就消化了这场风波的影响，算是从资本角度给出了肯定的评价。

毕竟，三星是韩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和压舱石，也是韩国股市最重要的权重股，其稳定与否不但直接牵动韩国经济，更是会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稳定，市场对存储芯片正如饥似渴，只要能达成协议，芯片生产、交付正常，市场并不在意员工是否拿走多点利润。

此时的韩国，早不是朴正熙时代青瓦台一言九鼎；三星也不再是李健熙时代，财阀们在庇护下为所欲为。这场罢工中，各方的妥协与平衡，才是今天韩国的真实面貌。

那个在简中叙事里手眼通天、说一不二的财阀帝国，其实早就在1997年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衰退和此后的社会浪潮中被反复修剪。剩下的，是一个被全球化深度绑定、被地缘政治反复拉扯、被国内民粹和劳权意识持续拷问的三星。

三星在韩国确实还是拥有“大到不能倒”的地位，但它不是李氏家族一家说了算，而是成了各方博弈的风暴中心：政客需要选票，媒体追逐流量，工会握有罢工权，民众在社交平台上可以随时把“三星共和国”骂上热搜。李在镕唯一能倚仗的，只剩下三星在全球供应链里不可替代的位置。

所以这场罢工，表面上是劳资双方在分钱，实际上是韩国社会在用三星做试验，追问一个老问题：当“汉江奇迹”的红利期彻底终结，增长的果实该怎么分？过去，这个问题被压制，被出口导向的增长掩盖着，被“三星就是韩国”的集体认同消解着。如今，这三个条件都不复存在。民众依然关心三星的股价，但不再无条件崇拜财阀。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幕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韩国总统出面警告，劳动部长亲自斡旋，工会主席在罢工前夜松口，财阀掌门人对着镜头鞠躬道歉。没有一个角色是绝对的强者，也没有一个角色是彻底的输家。这正是多元博弈的典型特征，即权力被分散，利益被拉扯，结局必然是妥协而非碾压。

而市场给出的“肯定评价”，与其说是对三星的信任，不如说是对这种妥协机制的认可，这恰恰是三星乃至整个韩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

01

作为AI供应链中的关键玩家，三星站上了这轮技术浪潮的中心位置。随着HBM4内存正式向英伟达供货，DDR5和企业级SSD价格持续攀升，5月，三星电子交出了一份让行业内外羡慕不已的成绩单。

2026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营收133.87万亿韩元，同比增长69.16%；营业利润57.23万亿韩元，同比暴增756.10%，两项核心指标均刷新单季历史纪录，2026年第一个季度的利润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总额。

财报发布后，三星股价一路狂飙，首次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第二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亚洲公司。得益于三星的优秀表现，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接连突破6000、7000、8000点大关。

然而这份三星史上最亮眼的财报墨迹未干，一场规模最大的罢工行动就已在箭在弦上。在三星现行绩效奖金制度里，有一条上限指标，奖金不能超过年薪50%。这条二十多年前划下的红线本意是让员工收入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此前一直平稳运行，也是三星保持多年稳健发展的基石之一。

但这波AI需求带来了天量超额利润，从天而降的巨款本来就让人眼红，更刺激到三星员工的，是对手的变化。2025年9月，SK海力士和工会重新签订了劳资协议，废除了奖金封顶限制，转为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0%全额纳入员工绩效奖金池。

同样是韩国的半导体大厂，同样踩在AI风口上，在不同制度下，三星芯片部门员工的奖金不到SK海力士同岗员工的三分之一。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数百名三星工程师在近期跳槽至SK海力士。

为了争得更多利益，今年3月，三星电子工会工人通过投票授权罢工。由于工会和管理层迟迟没有在关键条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星工会宣布，将于5月21日启动为期18天的全面罢工，参与人数预计会突破5万人。

半导体的制造流程是一连串不可逆的精密化学和物理反应，每一道工序都必须连续运转。一旦生产线停摆超过临界时间，正在线上加工的晶圆将全部报废，重新启动又需要数日的校准和调试周期。

韩国央行研究认为，三星工厂停工一日直接损失便高达1万亿韩元，罢工全面展开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预计在40万亿至100万亿韩元，这将导致韩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

这样两败俱伤的结果，当然不是韩国政府可以接受的。作为进步派出身的总统，李在明面对这场争取劳动权益的罢工，本该是天然的盟友，但作为韩国总统，他又必须要维护国家经济稳定。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最终扮演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充满政治权衡的“平衡者”角色。

李在明先是把争论焦点从“劳资分配”转换为“利润归属”，强调股东是“承担风险和损失进行投资”，理应享有利润，而工会直接从税前营业利润中分走固定比例，逻辑上“难以理解”。然后他将个案上升至国家经济安全，警告三星罢工可能引发“提高法人税的效果”，削弱国家竞争力，将一个企业的劳资纠纷，定义为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这就让韩国总理金民锡宣布为保护国民经济，将采取包括行使紧急调整权在内的所有可行手段。“紧急调整权”是韩国政府最高级别劳资干预措施，一旦启动，工会须立即停止争议行为30天并接受强制仲裁。在司法方面，韩国水原地方法院给罢工划了红线：责令该工会必须确保即将开始的全面罢工行动“不影响产量”。

李在镕也适时表态，在公开致歉时，呼吁工会与公司团结一致。“各位三星成员，我们是一家人。现在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各方温和的表态，为这场劳资分配争端最终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奠定了基础。

02

放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几乎白手起家，历经坎坷，崇尚奋斗和铁腕，接手掌控三星的二代目李健熙也延续其父“无工会经营”方针，虽提升员工待遇但拒绝承认工会合法性，曾强硬处理1999年三星电子首次工会罢工并关闭工厂、以管理层顶岗。此后，三星通过提供行业顶尖的薪酬福利来规避工会。

然而，随着韩国劳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规模扩大。三星电子旗下第一个工会还是于2019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当时李在镕并未公开祝贺或支持，三星官方仅称“尊重员工权利”。那一天，标志着三星“无工会经营”时代落下帷幕，这也标志着韩国财阀“铁腕治理”时代的彻底结束。

随着韩国经济转型，传统行业的工会影响力是不断下降，但由MZ世代（千禧一代与Z世代）主导的白领工会运动正迅速兴起，成为重塑劳资版图的核心力量。MZ世代有三大诉求：一是公平的利润分享：不再满足于固定工资，而是要求将薪酬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尤其在高科技企业；二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积极争取改善综合工资制度、扩大远程办公、缩短工作时间等；三是拒绝盲目奉献：对企业忠诚度较低，更关注个人权益，拒绝盲目奉献，无法接受企业以“狼性文化”为名的“PUA”式管理。

如果说“汉江奇迹”那代韩国人是任劳任怨，强调纪律，服从“大家长”，那么，MZ世代显然完全不同了。

SK海力士的办公室职员于2018年成立了韩国最早的白领工会，正是工会用集体谈判权才与资方达成协议，承诺将公司营业利润的10% 作为无上限奖金池发放给员工。这一“天价年终奖”在韩国社会引发巨大震动，直接给同行业的其他公司员工带来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并迅速引发了效仿潮。

三星电子工会不过是效仿同行，在2025年年7月，三星主要的工会“全国三星电子工会”就宣布发起总罢工，诉求包括加薪、增加带薪年假等。

但和专注半导体的SK海力士不同，三星是一家横跨多个行业的巨头，三星电子部门固然利润暴涨，但它也需要在三星内部各业务板块之间达成利益平衡。

5月20日，三星电子劳资事后调解破裂时，三星就对外表示，工会坚持要求对亏损部门发放难以被社会接受的绩效奖金。据报道，三星工会领导人直接抛出质问：“如果存储部门的员工拿5亿韩元，代工部门只拿到8000万韩元，谁还能有积极性？”

此次最终达成的初步协议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障碍上取得了突破。据崔承浩透露，双方已就亏损业务部门的利润分配方案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劳资双方均作出了实质性让步。

这就相当不容易了。毕竟，虽然存储业务现在是“当红炸子鸡”，但其实消费电子和芯片是受供需关系驱动的强周期行业，利润波动幅度极大。倘若不设上限的分配规则成为常态，等到下一次行业低谷到来，就有可能被人力成本拖入巨额亏损的泥潭。

对此，三星前半导体部门总裁、现常驻顾问庆桂显深有体会，他在5月18日出席韩国工程院论坛时发出警告：随着中国厂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加速扩产，若新增供给于2027年下半年至2028年陆续开出，存储市场供需格局可能快速改变，转折点最快可能落在2027年下半年，最晚则于2028年上半年出现。

与此同时，AI资本支出本身也存在不确定性，若科技巨头发现AI投资回报率低于预期，可能缩减投入，2028年之后存储市场不仅价格承压，需求本身也可能开始萎缩。正因如此，三星管理层才在奖金制度上不敢轻易放弃“安全带”，一旦行业周期性反转，不设上限的分配规则将把公司拖入深渊。

所以，李在镕的焦虑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家站在的位置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员工看到了超额利润，而管理层则在亢奋中看到远方风暴正在酝酿。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在镕在今年初的公司内研讨会上警告与会者不要沉溺于短期业绩改善的喜悦，而应加大力度重建三星的技术竞争优势。他特别提到了其父李健熙在2007年提出的“夹心危机”理论。

彼时，李健熙认为韩国经济正被夹在技术水平领先的日本和竞争力快速提升的中国之间。李在镕则补充强调，韩国从未摆脱“三明治处境”，变化在于竞争格局已变，情况更为严峻。

03

三星电子的技术和资金实力足以支撑它在全球半导体牌桌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但作为一家韩国企业，三星电子的命脉始终悬挂在无法控制的外生变量上。

从财报来看，2025 年三星电子合并营收 333.6 万亿韩元中，海外收入占比逾七成，其中美国市场占比39.9%，中国市场占比14.2%，两大市场合计即超过一半。韩国所在的“总部所在国”区域营收仅46.64万亿韩元，仅占13.98%。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

其中，半导体部门是三星电子乃至整个三星集团真正的利润引擎。 2025 年该部门营业利润高达 24.9 万亿韩元，占整体利润一半以上，2026 年一季度这种“半导体一条腿走路”的特征更加极端，半导体部门营业利润 53.7 万亿韩元，几乎包揽了全部利润，消费电子业务长期在盈亏线附近徘徊。

今年5月，三星电子正式停止了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电视、显示器、冰箱、洗衣机家电产品。三星透露，在电视业务功勋人物韩宗熙离世后，代管团队重新评估中国市场，认为无论怎么追加巨额投入，也无法赢得与中国品牌的竞争。家电产品撤出中国市场可能只是开始，未来其全球市场被中国品牌蚕食也只是时间问题。

三星从出口干鱼、蔬菜起家，经过几十年发展成为横跨电子（三星电子）、金融（三星生命、三星火灾）、机械（三星重工业）、化学（三星SDI）等的产业集团，本身也是韩国经济发展的缩影——追赶日本企业，吃掉日本企业的份额；赶在被中国企业赶超前，进入更有技术含量、更高利润率的行业，以避免被中国企业吃掉。

如今，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部门贡献了超过93%的利润，其家电业务的得失对公司整体而言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事实上，就在三星的家电部门撤出中国的同时，其半导体部门在华却逆势扩张。西安NAND闪存工厂是三星唯一的海外存储芯片生产基地，承担了三星全球约40%的NAND闪存产能。该工厂近期成功完成从V6（128层）到V8（236层）的制程升级，并已瞄准286层堆叠的V9 NAND，计划2026年内完成产线过渡并实现量产。天津MLCC工厂则为苹果、华为等智能手机品牌以及特斯拉、博世等汽车客户供应核心元器件。

但和家电、手机部门遭遇中国企业追赶的情形一样，长鑫存储与长江存储也正从市场、技术、供应链三个维度，对三星半导体的统治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

在DRAM领域，长鑫存储凭借大规模扩产与国产替代需求，2025年第四季度全球份额已达7.67%，稳居第四，其LPDDR5X产品已跻身国际第一梯队；在NAND领域，长江存储依靠创新的“晶栈”（Xtacking）架构实现270层3D NAND量产，2025年第三季度全球出货量份额攀至13%，并迫使三星签署专利授权协议。

尽管三星同期仍以36.6%的DRAM份额和28%的NAND份额保持全球第一，但中国厂商通常便宜10%—20%的定价策略正持续蚕食其份额，并开始平抑市场价格。地缘政治博弈更令格局加速演变，三星在华工厂因美国出口管制升级而受限，而中国厂商又正在构建起高度自主的本土供应链，进一步削弱了三星的竞争壁垒。

受此多重夹击，三星在传统存储市场的定价权与份额持续承压，为此，三星又拿出老办法，全力进入价值链更高的领域，向HBM等高端市场发展，并把AI从“产品”层面延伸到“生产方式”层面。

今年3月，三星公布工业AI路线图，计划到2030年将全球所有制造基地转型为“AI驱动工厂”，在制造流程中全面部署数字孪生技术和专用AI智能体，实现产线的AI驱动预测性维护和实时自主决策，用AI反哺芯片制造的良率和效率。三星的本土工厂承担了先进制程研发、高端DRAM/NAND量产和全球产能中枢的核心职能。

在商业场上，选择合作伙伴核心考量因素包括产能的可靠性和交付的可预期性。欧美本土高发的罢工抗议让跨国巨头深受其扰，而亚洲制造业长期以来以稳定高效的形象占据着供应链信用体系的顶端。李在镕在道歉时特别强调向全球客户带来的焦虑表示歉意绝非是客套。

他需要稳住客户，也要稳住企业内部，让三星得以在多方夹击中完成再次进化。

李在镕对“夹心”处境是有着极为切身的理解。李健熙带有鲜明的军事化和大家长作风，李在镕则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漫长的司法拉锯，几乎没有做出过多少独断的决策，更偏向寻求各方平衡。

需要平衡的不止是李在镕和三星，这场风波不过是韩国社会围绕AI产业红利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成果分配，所展开的更大博弈的缩影。就在罢工危机持续升温那段时间，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抛出了他的“国民分红”构想，主张将AI产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以结构化方式返还给全体5200万国民。这一构想的逻辑是，三星与SK海力士的持续超额利润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正常利润”，而是AI时代“技术垄断经济”下的结构性租金，将加剧收入与财富两极分化。

这一带有强烈左翼色彩的主张当然不受资方欢迎，市场以股指大跌作为回应。但韩国作为缺乏经济纵深的经济体，其实是更大号的三星：本土市场容量有限，极度依赖全球化，依靠外部市场和技术输入，深受地缘博弈影响，只能努力适应每一次风向的变化，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更不容易被替代的位置上，求得生存。

李在镕很清楚，无论是三星还是韩国都无法摆脱夹心处境，他能做的就是把这块夹心压得更厚：趁着AI热潮，存储芯片上堆出足够的利润厚度，在产业链上布下足够广的产能厚度，在AI上挖出足够深的技术厚度。

在此过程中，“团结一致”很重要，内部撕裂扩大的话，无论是订单流失还是竞争对手抢占先机，都会是致命的。这是最终各方能达成妥协的现实考量，也是韩国作为一个“公司国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