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任何一种政治和社会秩序，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是掌握少量权力的精英，以及从这种秩序中最大程度获利的少数人，希望所有人相信的样子；另一副则是其中大多数成员真实经历的现实。
这两者从来不会完全一致，但这种不一致未必一定会造成大问题。如果两者之间的差距变得过大、过于明显，而且持续太久，那么任何一种秩序都不可能在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继续维持。
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敏锐的观察者早已明白，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或者至少不再被动接受——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局势就会开始动摇。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也就是精英阶层对现实编织出的想象性叙事，用来让非精英群体继续顺从。
在这种情况下，变化终究会发生，但究竟会如何变化，很难准确预测。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尖锐错位，可能引发反抗；如果反抗成功，甚至可能演变为革命。
但它也可能促使精英进一步强化灌输，或者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手段，通过增加更直接的强制来维持下层服从。还有一种常见做法，是与外部敌人开战——敌人可能真实存在，但更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以此转移国内分裂带来的压力。最后，以上几种情况也可能以混乱的顺序先后发生，甚至同时出现。
尽管内部存在差异和紧张关系，西方确实构成了某种政治和社会秩序。在西方精英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并在顺从的主流媒体传播下，它被描绘成一个政治与经济自由的童话世界：代议制民主、自由市场、法治、个人主义以及更优越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
市场首先就不是“自由”的，而是经常被内部人粗暴操纵。比如当下，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开始之际，以及围绕“和平”的刻意反复放风，都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操纵性操作提供了便利。
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可以被视为当下这一轮大规模操控、以“紧急应对”为名攫取高度集中的权力、永久战争，以及高强度谎言政治的邪恶大爆炸。谎言之密集，甚至有时会让人忘记真相依然存在。
这些误计叠加在一起，以一种绝非随机的方式，恰好把一个全新的左翼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以及它的选民，一并排除在议会之外。德国新右翼“德国选择党”及其选民，正因可能取得过多成功而公开面临违宪性质的惩罚威胁。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这家媒体通常并不以激进异议著称——“欧洲人已经受够了，并把怒气发泄到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民调显示，整个北约——欧盟欧洲范围内都存在大规模不满。
不仅民调如此，真实选举也是如此：斯塔默政权刚刚在英国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这很可能预示着英国这个失灵且不公的两党制即将走向终结。
在一项对24位领导人受欢迎程度进行排名的研究中，表现最差的三位分别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也就是说，北约——欧盟欧洲体系最核心的一层，恰恰由最不受欢迎的统治者掌控。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好多少。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领导人的不支持率都在55%至57%之间。
那么，如果没有那个“不可或缺”的领导者，西方又还算什么？翻看《金融时报》——另一家绝不以叛逆著称的主流媒体——就会发现，大西洋彼岸同样怨气弥漫：在美国，超过一半选民也不认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
近60%的人对特朗普处理通胀问题的方式感到不满。和他那位糟糕的前任、年迈且为加沙种族灭绝充当帮凶的乔·拜登一样，特朗普如今也被生活成本危机所困扰。
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每一个困局都单独来看。比如德国的混乱，夹杂着其特殊的东西部紧张关系，以及那位近乎滑稽、自怜自艾的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又比如法国的衰败，背后是其宪政设计缺陷，以及处在中心位置、愤怒而自恋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再比如英国建制派对美国一贯的附庸姿态，以及它与犹太复国主义和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之间扭曲的关系。至于美国，最受关注的当然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未来难以预测，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变化不可避免。只是不要指望这种变化一定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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