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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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丘吉尔传》（马丁·吉尔伯特著）、《吉本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关史料、丘吉尔回忆录《我的早年生涯》（1930年出版）、英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大英百科全书》吉本词条
1897年的夏天，印度班加罗尔的空气热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板。
整座城市在正午的阳光下几乎是静止的。
街道上的尘土被热浪烤得发白，路边的棕榈树叶子蔫蔫地垂着，连树荫底下趴着的流浪狗都懒得动弹。
大英帝国第四轻骑兵团的营房坐落在城市边缘，一排排白色的低矮建筑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砖墙被晒得滚烫，隔着老远就能感受到那股扑面而来的热气。
营房里的大多数军官，这个时候都在做同一件事——睡午觉，或者窝在阴凉处打牌、喝酒、聊天。
驻印度的英国军官日子过得颇为悠闲，上午操练，下午基本就是自由时间，消磨时光的方式来来去去就那几种。
但有一间宿舍是例外。
窗帘被拉上了一半，不是为了遮阳，而是为了挡住那道让人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的强光。
屋子里摆着一张普通的木桌，桌上堆着一摞书，最上面那本，书脊都已经被翻得有些松动了。
书桌旁边的地板上，还有几个从伦敦运来的木箱，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的已经被取出来读过，有的还原封未动地压在箱底。
坐在书桌前的，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英国军官。
他叫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生于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布伦海姆宫。
此刻，他手里捧着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目光专注地落在那密密麻麻的英文字行上，嘴唇微微动着，像是在默读某个特别难懂的段落。
这本书，叫《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爱德华·吉本，全书六卷，英文原版超过一百五十万单词。
丘吉尔已经读了好几个月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间宿舍里究竟读得多辛苦。
外面的同僚们在打马球、喝杜松子酒、抱怨印度的天气，而他坐在这里，一页一页地啃着一个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用繁复华丽的句式写成的罗马史，读到难懂的地方就停下来，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下自己的想法，然后继续往下读。
终于，在某一个下午，他翻到了最后一页，合上了书。
他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字。
就是这几个字，短短十三个，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被人反复引用、反复调侃、反复解读，成了关于丘吉尔的诸多趣谈中，流传最广、争议最多的一则。
这十三个字，乍一看像是赞美，细一想又像是讽刺，再往深处想，又觉得两者都不全是，里面藏着更复杂的东西。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军官，在印度的一间燥热的宿舍里，读完了一部横跨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皇皇巨著，然后用十三个字说出了他的感受。
然而，当这十三个字真正摆在眼前的时候，见过这句话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在第一时间说清楚，丘吉尔到底是在夸吉本，还是在损吉本。
【一】那个在营房里死磕经典的年轻人
要读懂丘吉尔那十三个字，得先搞清楚说出这话的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又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做出了读这部书的选择。
1874年11月30日，温斯顿·丘吉尔出生在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布伦海姆宫。
布伦海姆宫不是普通的贵族宅邸，它是英国议会在1704年授予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的奖赏，起因是这位公爵在巴伐利亚的布伦海姆战役中率领联军击败了法国与巴伐利亚的联合军队，被视为扭转欧洲局势的关键一役。
换句话说，丘吉尔出生的那座宫殿，本身就是一段用战功换来的历史。
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坛的活跃人物，以演讲犀利、立场鲜明著称，在保守党内颇有影响力，一度出任财政大臣。
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出身纽约，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美国金融界的知名人物，珍妮本人美貌与才智兼具，嫁入英国上流社会后，在伦敦的社交圈里颇受瞩目。
这样的家世，放在任何时代，都算得上是起点极高。
但丘吉尔的求学经历，跟"起点高"这三个字完全不沾边。
1888年，十三岁的丘吉尔进入哈罗公学。
哈罗公学创建于1572年，坐落在伦敦西北方向的哈罗山上，是英国最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之一，历史上走出了拜伦、罗伯特·皮尔、尼赫鲁等各个领域的名人。
然而丘吉尔在这里的表现，跟"名人预备役"四个字完全不沾边。
他的拉丁文成绩糟糕透顶，希腊文更是一塌糊涂，数学让他头疼，连基本的代数题都能做错。
他在哈罗长期待在成绩最低的班级，而同龄的同学们早已升入更高年级，学习古典诗歌和高等数学。
老师们对他的评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词：懒散、不服管、注意力涣散、令人失望。
有一个细节值得记录：哈罗公学当时按成绩分班，丘吉尔所在的最低班级，主要课程是英语语法的反复练习。
他在这个班里把英语句子结构的每一条规则都磨了又磨，这段经历他后来在《我的早年生涯》里亲口提到，说自己因此对英语的节奏和结构有了比同龄人更扎实的感觉——这大概是他在哈罗收获的最实在的东西。
离开哈罗之后，丘吉尔想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桑赫斯特创建于1812年，位于伯克郡，是英国培养陆军军官的最高学府，每年录取名额有限，竞争相当激烈。
丘吉尔第一次参加入学考试，落榜。第二次，还是落榜。
第三次，才勉强以刚刚够线的成绩被录取——进的是骑兵科，因为骑兵科的录取分数线比步兵科低，而且不考数学。
1894年12月，丘吉尔从桑赫斯特毕业，在一百五十名毕业生中排名第二十，表现比在哈罗时强了一些，但依然称不上出色。
1895年2月，他被分配到第四轻骑兵团，军衔少尉。
同年1月，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长期病痛折磨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父亲去世时，丘吉尔二十岁，他们之间从未真正建立起深厚的父子关系——伦道夫勋爵忙于政务，对儿子的关注相当有限，在他眼里，这个在学校里表现平平的儿子，大概很难有什么出息。
父亲的早逝，让丘吉尔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一个还未来得及建立的参照系。
1896年秋天，第四轻骑兵团接到命令，前往印度班加罗尔驻扎。
丘吉尔随团出发，乘船横渡印度洋，抵达这座南印度城市。
班加罗尔，今天是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有"印度硅谷"之称。
但在十九世纪末，它是大英帝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驻扎点之一，海拔约九百米，气候比印度其他地区凉爽许多，被英国驻印军队视为条件较好的驻扎地之一。
到了班加罗尔，丘吉尔发现军官的日常生活相当规律：上午操练，下午两点之后基本就没什么正式任务了。
大多数同僚选择打马球、喝酒、社交。
丘吉尔也打马球，而且打得相当投入——他对马球的热情贯穿了他相当长的一段人生，即便后来右肩受伤，他依然坚持上场——但他同时做了一件让同僚们觉得有点奇怪的事：他开始大量、系统地读书。
不是随便翻翻那种，而是像补课一样，列了书单，请母亲珍妮从伦敦一箱一箱地往营房里寄。
书单的内容，涵盖了历史、哲学、政治学、自然科学：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全六卷、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英国史》五卷、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叔本华的哲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几乎是一份完整的西方经典教育书目。
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整整四个小时，雷打不动。
他后来在《我的早年生涯》里，用一种带着自嘲的口吻描述了那段时光："我开始阅读，读得如饥似渴。我意识到，我在学校里几乎什么都没学到，而现在我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去弥补这一切。"
这句话说得坦率，也说得准确。
他在哈罗和桑赫斯特积累的知识储备，根本撑不起他那颗野心勃勃的政治抱负。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自救。
而他自救的方式，就是从《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一页一页地往前啃。
【二】吉本其人与那部让人又爱又恨的巨著
丘吉尔选择从《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读，不是随机的选择。
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中，这部书几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化存在。
就像某些时代的某些书，不是因为人人都真的读完了，而是因为它代表着某种知识门槛，读没读过吉本，在那个圈子里是一个隐性的身份标志。
爱德华·吉本，1737年4月27日生于英国萨里郡普特尼，家境富裕，父亲是一位乡绅议员。
他从小体弱多病，正规学校教育断断续续，大量的知识来自自学和广泛阅读。
1752年，十五岁的吉本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但他在回忆录里对这段经历的评价相当刻薄，说那里的教授们"沉浸在懒惰与无用之中"，对学生的学业漠不关心。
他在牛津待了十四个月，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倒是因为一度皈依天主教被父亲发现，被迫退学，随后被送去瑞士洛桑，在一位名叫帕维拉德的新教牧师监管下完成后续教育。
在洛桑的五年时光，从1753年到1758年，是吉本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成长期。
他在那里系统学习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大量阅读古典著作，并且爱上了一位名叫苏珊·居尔绍的瑞士女孩。
这段感情后来因为父亲的坚决反对而无疾而终，吉本终身未娶。
有研究者认为，这段感情的挫折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后来那种带着某种疏离感的冷静文风，或许与此有关。
1764年，二十七岁的吉本游历意大利。
10月15日，他站在罗马卡皮托利欧山的废墟之上，脚下是古罗马广场的断壁残垣，耳边传来方济各会修士们在朱庇特神庙旧址上吟唱晚祷的声音。
就在那个黄昏，他心里涌起了一个念头：写一部记录罗马帝国从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
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就是在那个时刻，那个想法第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
这个念头，用了他整整二十年才变成现实。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于1776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于1781年出版，第四、五、六卷于1788年出版，全书至此完结。
出版时间跨度十二年，加上此前多年的准备与写作，吉本为这部书耗费了将近二十年的心血。
全书的体量，放在今天来看依然令人咋舌。
六卷本，英文原版超过一百五十万单词，中文译本超过四百万字，时间跨度从公元98年图拉真皇帝即位，一直写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横跨整整一千三百五十五年的历史风云，涵盖了罗马帝国的鼎盛、危机、分裂、衰落，以及拜占庭帝国的漫长存续与最终覆灭。
吉本的文笔，在英语文学史上有其独特地位。
他的句子通常很长，结构精密，带着十八世纪英国散文特有的那种庄重与讽刺并存的气质。
他善于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用一种克制而辛辣的方式插入评论，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观点所引导。
他写荒淫的皇帝，不是直接骂，而是用近乎冷静的笔调把细节一一铺陈出来，让那种荒唐感自然而然地从字里行间渗出来。
这种写法，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高超的叙事技艺，影响了此后整整一代英语历史写作者。
但这部书最引发争议的，不是它的文笔，而是它对基督教的态度。
吉本在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基督教的兴起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尤其是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直接讨论了早期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与罗马帝国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
他的笔调，对基督教并不友好。他认为，基督教所倡导的来世观念、对世俗权威的某种疏离，以及教会内部的纷争，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罗马帝国维系自身的凝聚力。
他的分析方式，是典型的启蒙理性主义路数：用世俗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宗教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作用，而不是把宗教当作一个神圣的禁区绕开不谈。
这个做法，在1776年的英国，是相当大胆的。
书一出版，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教会人士群起攻之，认为吉本在亵渎宗教，是在用历史学的外壳包裹反基督教的毒药。
批评者的文章一篇接一篇，吉本先后写了两篇《答辩》进行回应，但争议从未真正平息。
他晚年在瑞士洛桑度过了大量时光，远离伦敦的舆论漩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动的自我放逐。
1794年1月16日，爱德华·吉本在伦敦去世，年五十六岁。
他去世的时候，《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奠定了它在英语历史写作中的经典地位，但争议同样从未消散。
就是这么一部书——又厚又难、文风繁复、充满争议——丘吉尔在1897年的班加罗尔营房里，一字一句地读完了。
【三】那个漫长的下午与十三个字的诞生
1897年，丘吉尔在班加罗尔的日子，过得比外人想象的要充实得多。
每天上午，他跟随第四轻骑兵团参加例行操练，骑马、演习、日常训练，一套流程走完，已是正午。
下午两点整，他回到自己的宿舍，把窗帘拉上一半，坐到书桌前，开始读书。
班加罗尔的气候在英国人眼里算是印度最宜人的地方之一，但对于一个习惯了英国阴凉天气的年轻人来说，那种持续的热度依然是一种消耗。
丘吉尔在给母亲珍妮的信里提到，他有时候读着读着会昏昏欲睡，但他强迫自己坚持下去，用喝茶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方式提神。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阅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吉本的英文，是十八世纪的书面语，句子极长，从句套从句，有时候一个句子读到末尾，已经忘了开头说的是什么，需要重新来过。
加上书中大量引用拉丁文原典，对于拉丁文底子薄弱的丘吉尔来说，这些注释既是障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学习。
他读得很慢，但读得很仔细，在页边空白处用铅笔写下自己的想法和疑惑，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一生，他的私人藏书里有大量这样的批注，成为后来研究者了解他思想发展轨迹的重要材料。
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他大约用了数月时间，在1897年前后完成了全部阅读。
读完之后，他写下了那十三个字。
这句话，最早见于丘吉尔的私人通信和相关传记记载，后来被多位丘吉尔传记作者引用，包括马丁·吉尔伯特在其多卷本《丘吉尔传》中的相关记录。
短短十三个字，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读、引用、调侃，成了关于丘吉尔的诸多趣谈中，流传最广、争议最持久的一则。
有人拿这句话当笑话讲，觉得这是一个大人物用高级幽默在调侃一部难读的书。
有人拿它当励志故事讲，说你看，丘吉尔年轻时多用功，连《罗马帝国衰亡史》这种书都能啃完。
也有人拿它当历史注脚，试图从中读出一个政治家对文明兴衰的深沉感慨。
但这三种解读，都只触到了这句话的表层。
真正让这十三个字在一百多年后依然被人反复提起的，不是它的幽默，不是它的励志，而是它背后那层至今没有人能给出唯一答案的东西——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印度的燥热营房里，读完了一部横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巨著，然后用十三个字说出了他的感受，而这十三个字，却让所有见过它的人，都忍不住停下来，反复琢磨丘吉尔究竟是什么意思。
然而，当这十三个字真正摆在那些读懂了丘吉尔其人、读懂了吉本其书的人面前时，他们看到的，是一句远比表面更复杂、更深沉，也更耐人寻味的话——而这句话背后真正指向的东西，让无数后人在读到它的瞬间，都不由得愣在了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