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元明清时期（五）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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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元明清时期（五）

“湖广填四川”

与四川社会文化的复兴

锦江书院与“石室流风”（上）

明末清初， 四川兵连祸结，社会凋敝，人文颓废，衔命来官蜀土者大多比较重视文教，尤其特别重视省城锦江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他们以“仰体圣天子 右文至意”相期许， 以“鼓吹休明，承宣雅化”“弼兴蜀中文教”为己任， 以“继石室流风于无穷”为风尚，参与锦江书院的发展与建设的实践中。康熙年 间， 四川按察使刘德芳（生卒年不详）秉承巡抚贝和诺（1647—1721），满洲正 黄旗人）之意，在文翁石室故址建立省城书院。作为“全川书院之首”, 锦江书院一向是巴蜀地区思想、学术、人才与教育的中心、策源地。历任“用心文教”的督抚、学政特别重视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或划拨公帑以修讲坛学舍，或重金礼聘经明行修者掌院山长，或捐俸禄以资膏火， 以倡言风教，涵濡教泽，不坠文翁遗绪为己任；易简、郑方城、彭端淑、杨芳灿、李惺、伍肇龄等山长， 主动践行“文翁之教”，“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 既重视经史根柢之学也讲授诗古文辞，主动延续巴蜀精神“学脉”，成为推动清代蜀学从式微迈向繁盛的重要力量；顾汝修、李调元、张邦伸、刘光第、骆成骧、张森楷、吴虞等杰出院生，蹈仁道德，追慕司马相如、“三苏”、杨慎等巴蜀前贤，致力于振兴乡邦人文学术，丰富蜀中文献典藏，既是清代蜀学发展延续的主体，也是延续“石室流风”当之无愧的参与者与实践者。

1. 官斯土者：弼教兴学，不坠文翁遗绪

顺治年间，巡抚佟凤彩莅任仅三日， 即谒孔庙并集诸生升堂讲授六经，并捐俸重修成都府学， 以续文翁化蜀遗教；康熙年间， 巡抚贝和诺会同按察使刘德芳创建锦江书院，“以继文翁遗绪而不坠”；乾隆年间，总督文绶（？—1784，满洲镶白旗人）、学政吴省钦［ 1729—1803， 清江苏省南江县（今上海市）人］捐俸重修书院讲堂、大成殿，递修递扩，书院办院规模不断扩大；嘉庆年间， 总督勒保（1739—1819， 满洲镶红旗人）重修锦江书院，新建的锦江书院“规制崇宏，他无以比 ”，总督蒋攸铦（1766—1830，今辽宁省辽阳市人）修缮锦江书院并新刻顺治九年（1652 年）题准刊立《学规》卧碑， 以晓示训导诸生，其所题写的“文翁石室”匾额，至今还悬挂在成都石室中学的大门之上；咸丰年间， 总督黄宗汉（1803—1864，今福建省晋江市人）捐银 4200 两，置办书院学田并新增 28 名谷课生，以兴育蜀中人才。这些都为锦江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按察使刘德芳（字文安）秉承四川巡抚贝和诺“兴文教以植人材”之意，捐俸在文翁石室故址创建锦江书院。初创时期的锦江书院颇为简陋，刘德芳在《锦江书院碑记》中云：“为门几楹，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建讲堂、经筵斋讲之所， 以供师儒日与诸生揖让讲习，广延名师并设宾师之位，解决院生长期无师可师的问题，建东、西斋舍以解决诸生无处栖身就读之苦，修建藏书之所以丰富典籍并解决院生无书可读的困难。锦江书院以礼殿、讲堂与藏书之所作为书院建设的重点，正是源于对文翁作礼殿、立学官、建石室等雅化巴蜀流风的主动延续与活态传承，也是锦江书院规制建设不同于岳麓书院等同期省城书院的地方之一。文翁以儒化蜀，蜀中人文大兴， 司马相如、扬雄、“三苏”、杨慎等巨公名彦，代不乏人，素有“蜀学之盛甲宇内”之誉。书院坚持“绍往哲， 以开来学”的办院原则， 主动传承巴蜀文宗重经史、擅长文辞、多奇质妙思和勇于开新创造等治学传统， 以“见蜀之士皆蹈德咏仁，追前贤懿轨”，实现“继石室流风于无穷”的办院目标。书院初创之际，刘德芳意识到强化书院章程规约建设的重要性，他“延访贤士可为人师者主其席，定课试之约，筹膏火廪饩之资”，搭建起锦江书院发展的基本框架。刘德芳主张崇实不虚的院风，认为掌院者不能视书院为个人之“声利之场”，不得以一时科名虚声相慕悦、相夸尚。在具体教学过程中， 书院必须以诗书为根柢， 师儒日与“诸生揖让讲习乎其中”，传扬“德教之闻”，以践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与其文具”，以实现复兴巴蜀人文的“久大之业”。

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刘德芳在文翁石室故址创建书院讲堂以来，康熙六十年（1721 年）， 四川学政方觐（1681—1730，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曾进行过简单增修。雍正十一年（1733 年），朝廷诏令各省设立省城书院，并各赐银 2000 两以为营造之资。作为朝廷钦命的 23 所省城书院之一，锦江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仅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就有李调元等 18 名院生中试举人，其中 ，何明礼摘得解元，李调元亦中第五名经魁。书院讲堂一直是书院开展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最重要的场所，重建锦江书院讲堂斋舍、改善办院环境、扩大办院规模成为乾隆年间四川各督抚、学政的重要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 四川学政吴省钦视学锦江书院，见讲堂秋潦致圮，自捐俸禄百缗新修讲堂。次年， 又与布政使钱鋆（江苏人）、署按察使顾光旭（1731—1797， 江苏无锡人）一道， 亟请总督文绶拨官钱二百四十缗重修讲堂。吴省钦捐俸并亲自主持新修扩建锦江书院讲堂。他在《重建锦江书院讲堂碑记》中云：“予惟书院尊讲堂而斯堂殆翁之旧。爰证据今古俾审所自来，知诸大吏用心若此也。”

吴省钦重建书院讲堂以扩大书院讲学规模，与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于左右开“温故、时习”二堂以教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从一定程度体现了官斯土者借助锦江书院兴植文教、培养四川急需各类人才的治蜀理念。

《锦江书院纪略》里的“重修锦江书院图”

作为四川学政，吴省钦除了重视改善省城锦江书院的办院环境外，还特别重视书院的制度建设和教学管理，亲自参与书院的教学实践中。在如何对待经史之学、制艺时文与蜀中学术传统的问题上，吴省钦有着自己独特而实用的看法，他曾云：“以时文代圣贤立言，各有身分，而经史为之根柢。”

应该说，重视经史等根柢之学就治学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针对清代四川士子在历次科考中长期表现不佳的现实，作为全省人才培养中心的锦江书院，在教学中强调制艺时文等科考技法并非全无必要。为此，他提出了“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的治学育才之法。每次按试，其必让院生“先默经，及试诗若赋。以示劝励”。 此后，重视根柢之学尤其是宋儒义理之学，兼顾诗古文辞传统与时文技法教学，成为锦江书院办院育人的重要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书院改制。为纠正蜀中学子因方言引起的字、音之误，吴省钦还亲自为“蜀字匡谬以正沿之误，为官韵考异以别方音之混”, 以提升蜀中士子在科考中的诗词能力和技法水平，增强他们在科考应试中的竞争力。这种亦官亦师、官师一体，引进江浙、京畿等人文发达地区的教学与育才之法，对振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蜀中人文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嘉庆十年（1805 年）， 四川总督勒保从平定川楚白莲教之乱中意识到“端士习以振民俗”在治蜀兴川中的独特作用，极其重视办好“全川书院之首”的锦江书院以引领雅化蜀中人文风习的重要作用。每值书院官师考课，勒保必亲自前往督促考校，砥砺诸生勤于实学，敦品立身， 以成有用之才， 以为全省士风之楷模。这与文翁“乃选郡县开敏有材者亲自饬厉”，用次察举，设学教士，雅化蜀地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勒保见书院殿堂狭隘，屋宇倾斜，于是倡捐俸银1300 余两，重建锦江书院。据时任山长杨彦青在《重修锦江书院三公堂东西斋并后院碑记》中说，此次重修， 主要是重建“三公堂”以致敬文翁、高肤等蜀中先贤 ，增建诸生斋舍以培士风 ，特意筑室五楹为后院以居山长以尊礼师儒。此外，礼殿、讲堂均辅以东西厢房， 院内通曲径、设重门， 院外四周缭以墙垣。新修后的锦江书院巍然焕然，为之一新，人称“规制崇宏，他无与比”, 彰显了锦江书院作为全省最高学府之应有的地位与威仪， 凸显了锦江书院作为“通省作育人才之所”在全省中的领先与主导地位。

嘉庆《华阳县志》里的锦江书院

上述蜀中大吏与书院山长一道， 以巴蜀前贤文翁为楷模， 以锦江书院为载体， 以培养人才振兴蜀中人文为目的，递修扩建锦江书院，扩大其办院规模，制定学规章程与管理制度，建构了经史为根柢，兼及诗古文辞与制艺时文相结合的省城书院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四川急需的各类人才，对延续巴蜀精神学脉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