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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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25日下午，河北易县狼牙山主峰棋盘陀。
五个八路军战士站在悬崖边上。身后是三千多日伪军，脚下是万丈深渊。
弹药已尽，退路已断。班长马宝玉砸碎最后一支步枪，振臂高呼，带头纵身跃下悬崖。
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紧随其后，相继跳崖。
这一跳，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最悲壮的画面之一。三个人当场殉国，两个人被半山腰的树枝挂住，奇迹般生还。
活下来的两个人，葛振林和宋学义，从此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一个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终在湖南衡阳工作，享受正师级待遇，活到了88岁；另一个则转业回到河南老家务农，担任村支书，带领群众搞建设，53岁就离开了人世。
64年后，2005年3月21日，88岁的葛振林在衡阳去世。那时候距离宋学义去世已经过去了34年。
两个从同一座山峰跳下的人，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分野，竟然就在跳崖那一刻被山腰上的树枝和石头所决定。
一个落在了树枝上，头部受伤但能治愈；另一个摔在了石头上，腰椎重创终身残疾。几米之差，35年寿命之别，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第一节：那天的狼牙山，注定要被历史铭记】
1941年秋天，华北大地上硝烟四起。日军华北司令部集结重兵，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狼牙山地区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后方基地，这里驻扎着一分区的后方医院，还有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群众共2000多人。
9月24日，日军110联队约35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数路向狼牙山发起进攻。
担负阻击任务的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第一团第七连。
当天晚上，一团团长邱蔚指挥伤病员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
9月25日清晨六点，七连也开始撤退。为了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连长决定留下七连六班担任后卫，负责断后阻击敌人。
六班一共五个人。班长马宝玉，党小组长，河北蔚县人，30来岁，是班里年纪最大的。
副班长葛振林，河北曲阳县党城乡喜峪村人，1917年8月出生，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2月入党，当时24岁。
战士胡德林，河北容城人，1922年生，当时19岁。战士胡福才，河北雄县人，1923年生，当时18岁，是班里最年轻的。
战士宋学义，河南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人，1918年生，1939年参加八路军，当时23岁。
这五个人，都是普通农家子弟出身。葛振林家里穷，从小没读过书，参军前在家务农。
宋学义的家境更惨，祖父和父亲常年给地主扛长工，哥哥整年累月跑太行山担挑为生。
他从小就当童工，给县城一家面铺蹬大箩，全家老小拼死拼活干，总是维持不了生计。
到1937年，共欠40块银元高利贷，地主乘机把全家仅有的二亩保命田夺走了。
宋学义只好背井离乡，逃荒要饭。1939年夏，他在济源王屋山讨饭途中，巧遇抗日游击队，这才参加了八路军。
参军后，宋学义的家人命运更加悲惨。父亲带领全家逃荒，哥哥被压死在山西大同煤矿，婶母、堂弟相继死于日军刺刀下，姐姐、妹妹先后卖给本县杨香村和江苏徐州。
不久，父亲因贫病交加也离开了人间。这一家人，就剩下宋学义在部队当兵。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仇国恨，五个人对日军恨之入骨。
参军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三四年，谁也没想到，1941年9月25日这一天会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当时六班还带着一个机枪组，用火力牵制和吸引日军。
按照宋学义后来的回忆，班长马宝玉之所以让机枪组先撤离，是为了保护当时对八路军来说十分珍贵的武器——捷克式机枪。
那个年代，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一挺机枪可以说是连队的宝贝。
机枪组顺利撤离后，六班的五个人为了继续拖住敌人，选择了与撤离反向的路——走向悬崖峭壁。
日军的战斗详报也记录了这条路的险峻："这个高地是狼牙山最险峻的位置，向悬崖峭壁上做数米的攀登简直比登天还难。"
这和宋学义回忆里走这条路要翻越"笔直陡峭的岩壁"形成了互证。
双方的记录在这一点上完全吻合，证明了当时战斗的真实性。
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五个人把敌人引上山后，利用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向敌人射击。
日军爬山的时候，六班战士还利用地雷和手榴弹给敌人造成了大量伤亡。
日军不敢随意行动，采取小股兵力结合炮轰、扫射的方式，轮番进攻。
日军的炮击特别猛烈，炮火引燃了荆棘柴草，山地上一片烟火。
按照葛振林的回忆，他的棉袄被炮火引燃，连扣子也顾不得解，使劲一扯，把才发的新棉袄脱下扔掉。
那件新棉袄是刚发的冬装，舍不得穿，一直放在行军包里。这次为了阻击敌人，特意穿上，没想到就这么烧掉了。
五个人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向三面绝壁的棋盘陀顶峰。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石头扔完了，就等着敌人爬上来，准备用刺刀拼。
他们打退了敌人四次冲锋，按照晋察冀军区的统计，打死打伤敌人50多名。
实际伤亡可能更多，因为日军有抬走伤员的习惯，真实的伤亡数字很难统计。
到下午，弹药全部用尽。五个人站在悬崖边，往下一看，全是日伪军，密密麻麻，少说也有几百人。往后一看，是悬崖，深不见底。
按照幸存者后来的回忆，当时每个人都明白他们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五个人互相鼓励着坚持战斗。
即使在紧张的战斗中，马宝玉还和葛振林商量介绍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三位战士入党的事。
宋学义曾问班长马宝玉，什么是党员？马宝玉说，打仗冲在最前边的就是党员。
宋学义又问，班长你是党员吗？马宝玉笑笑没有说话。宋学义就说："班长我要入党！"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弹尽粮绝、生死关头的战场上，让人动容。
没有人多说什么。马宝玉砸碎步枪，第一个跳了下去。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紧随其后。
日军的战斗详报记录了八路军在"悬崖上拼死抵抗"，双方展开"手榴弹战"，最后八路军"坠落到断崖下"。
这份日军的记录，从侧面证实了五壮士跳崖的真实性。
【第二节：同样一跳，命运在那一刻开始分道扬镳】
跳下悬崖的瞬间，葛振林感觉自己像被风托着，又被风摔着。
耳边是呼啸的风声，眼前是飞速后退的山岩。他闭上眼睛，心想这辈子就到这了。
按照葛振林后来的回忆，他跳下去以后，被悬崖上的平台接住了，崖边长的灌木也挡了一下。
平台非常窄小，只有巴掌大一块地方，要不是有灌木和树枝，根本站不住脚。
他的头像是枕着树枝，身体卡在岩石缝里。当时不敢动，怕一动就滚下去，之后就昏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小平台上，头部受了伤，血流了一脸，浑身剧痛，但能动。
他试着坐起来，发现腿能动，手也能动，就是头疼得厉害。
往旁边一看，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宋学义也躺在那里。两个平台之间隔着几米远，中间是陡峭的岩壁。
宋学义的情况看起来更严重，腰部下边有块石头，还有血往下流，人已经昏迷了。
葛振林喊他的名字，喊了好几声，宋学义才醒过来。他说腰疼得厉害，动不了。
葛振林让他别动，自己先稳住，然后慢慢挪过去。
那段路只有几米，但对受了重伤的葛振林来说，每挪一步都困难。
他的手是需要扒着岩壁和旁边的一些灌木的，脚要踩在突出的石头上，稍不注意就会滑下去。
他挪一步，歇一会，再挪一步，这样慢慢挪到宋学义身边。
葛振林帮着宋学义把腰部抬起来，把山上的细细的土全都堵在伤口上。
宋学义的伤势比葛振林重得多——腰椎严重受损，下半身已经没什么知觉了。
两个人都受了重伤，必须想办法爬出去，要不然在山上待一夜，不是冻死就是被野兽吃掉。
葛振林让宋学义扒着他的身体，他挪一步，就拽宋学义一步。
宋学义腰疼得厉害，每动一下都是钻心的疼，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两个人就这样，一点一点往上爬，爬过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染红。
天完全黑了，山里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摸黑往上爬，不知道爬了多久，终于爬上了小莲花峰的峰顶。
根据当地更认可的说法，他们在山上碰到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名叫余药夫，当时19岁，在狼牙山的战斗中跟随群众转移时，在棋盘陀上迷路了，和一起转移的同志失去联络。
紧急之中，他隐藏在悬崖的夹缝之中，亲眼目睹了五壮士跳崖的过程。
等日军走了之后，余药夫连忙走上前去，发现葛振林和宋学义还有呼吸，就把他们从树枝上救下。
当时天已经黑了，山里很危险，余药夫想起附近有个道观，就把两人背到那里。
道观里有个老道士，用祖传的药方救治了他们。老道士拿出一些草药，给两人止血包扎。
两人在道观里睡了一晚上，第二天醒来以后，虽然伤势很重，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葛振林和宋学义醒来后，立刻想赶回自己的队伍。余药夫一直跟在他们身后，说要跟着他们一起去。
葛振林拒绝了，说部队在打仗，你一个老百姓跟着危险，让他赶紧回村子去。
余药夫依依不舍，跟着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直到葛振林生气了，他才回去。
就这样分别了，谁也没留下对方的名字。当时情况紧急，葛振林和宋学义都受了重伤，只想着赶紧找到部队，根本没想到要问救命恩人的名字。
余药夫也不知道这两个战士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八路军。
这一别，就是45年。
两个人后来找到了部队，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军医检查伤势的结果是：葛振林虽然伤得重，但没伤到要害，头部受伤，能治好。
宋学义的情况就严重得多——腰椎严重受损，造成了重残。
同样是从悬崖上跳下来，同样是被树枝挂住，同样是大难不死，两个人的伤势却有天壤之别。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落地的位置和方式。
葛振林落在了有树枝和灌木的平台上。那个平台虽然很小，但下面是相对平缓的斜坡，树枝和灌木起到了缓冲作用。
他落下来的时候，先是被树枝挂住，然后滚到平台上，虽然头部撞到岩石受了伤，但腰椎和四肢都没有受到致命的冲击。
宋学义落地的位置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落下来的时候，下面是一块突出的岩石，正好砸在腰椎上。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作用在腰椎上，造成了脊椎骨折，压迫神经，导致下半身瘫痪。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别——树枝和石头的差别，平台和岩石的差别，几米距离的差别——决定了两个人此后完全不同的人生。
伤愈后，晋察冀军区召开了庆功会。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代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把军区颁发的"坚决顽强"的五星奖章分别挂在葛振林、宋学义的胸前。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亲手给葛振林在胸前佩戴奖章。
那次庆功会上，聂荣臻司令员给五个战士下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断语。
从此，这个名字传遍了晋察冀根据地，后来传遍了全国。
1942年春天，葛振林的伤基本好了。虽然头上留下了疤痕，腿上也落下了残疾，走路有点瘸，但不影响继续战斗。
组织上决定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参加战斗。
宋学义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腰椎的伤太重，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脊椎受损，下半身失去了大部分知觉。
医生说得很直白：脊椎损伤太严重，没办法恢复了，不适合继续在前线作战。
1944年，宋学义转业到河北省易县北管头村，被群众推选为农会主席。
第二年，他与贫农女儿李桂荣结婚，建立了家庭。虽然身体残疾，但宋学义性格坚强，从不向命运低头。
两个从同一座山峰跳下的人，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一个继续拿枪战斗，一个拄着拐杖搞建设。这种差别，就在跳崖那一刻、落地那一瞬间，被悬崖上的树枝和石头所决定。
1947年，宋学义得知家乡解放，便带着妻子一起返回老家河南沁阳北孔村。
返乡后的宋学义淡泊名利、甘守清贫、心系群众，从不以功臣自居，不向组织伸手要待遇。
他同普通群众一样参加劳动和土改运动，村里乡亲只知道他是一个办事公道正派的老八路，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是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
而葛振林这边，伤愈后先后投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屡建战功。
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和三级解放勋章。
朝鲜停战后回国，历任湖南省警卫团后勤处副主任、湖南省公安大队副大队长、衡阳市人武部副部长、衡阳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
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从狼牙山那一跳开始分岔。
一个在战场上继续冲锋，获得军衔和勋章，成为众人皆知的战斗英雄。
另一个在农村里默默奉献，拄着拐杖带领群众搞建设，当着普通的村支书。
然而到了特殊时期，这两个幸存者的命运再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