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10年冬，老赵从非洲修完铁路回老家，领回来一个黑瘦的哑巴媳妇和四个串串娃。
亲戚们嘴上不干不净，背地里都骂老赵下贱，出去十二年捡了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要饭的。
为了给四个黑泥鳅上户口，老赵带着媳妇去了趟县派出所递材料。
户籍警老王叼着烟，漫不经心地拆开那个盖满外文火漆印章的档案袋。
下一秒，老王连人带椅子猛地往后一弹，烟头掉在皮带扣上烫出一股焦味都没发觉。
他死死盯着老赵，活像大白天见了鬼...
一九九八年，西非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的皮烤出油。
赵鹏飞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辨不出颜色的毛巾。毛巾吸饱了汗水，沉甸甸地贴在锁骨上。他手里拎着一把生锈的铁锹，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红色的泥浆。
这里是修铁路的驻地，工棚外头两公里，就是当地人聚集的贫民窟。
路边全是铁皮搭的棚子。烂菜叶、动物内脏和臭水沟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被高温一蒸，直往鼻窟窿里钻。苍蝇嗡嗡叫着，黑压压地盘旋在半扇挂着发馊的羊肉上。
赵鹏飞去集市买旱烟。刚走到一个卖烤木薯的摊子前，前面围了一圈人。
三个当地的小混混，光着脚，手里拿着沾满黑泥的木棍，正围着一个女人踢打。
女人蜷缩在红泥地里。她穿着一条破得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长裙，布料都成了烂网兜。她双手死死护着头，不管木棍怎么往背上、腿上抽，她硬是一声不吭。
一个混混去抢她手里那个装了几枚硬币的破铁罐。女人一口咬在混混的手腕上。
混混大叫一声，一脚踹在女人的肚子上。女人像个破麻袋一样滚出两米远，额头磕在一块尖石头上，血混着红泥淌下来。
围观的人很多，没人说话，都在看热闹。
赵鹏飞把手里的旱烟往裤兜里一塞。他没说话，大步跨过去，手里的铁锹抡圆了，带着风声，“啪”地一声拍在那个混混的后背上。
混混直接趴在地上，啃了一嘴泥。另外两个混混举起木棍要扑过来。赵鹏飞把铁锹往地上一插，扯着嗓子吼了一句粗话。
他个子高，满身腱子肉，眼睛瞪得像铜铃。两个混混看了一眼铁锹，拖起地上的同伴，骂骂咧咧地跑了。
赵鹏飞走过去，蹲下身。
女人慢慢松开护着头的手。她很瘦，锁骨高高突起，皮肤呈现出一种营养不良的暗棕色。头发乱糟糟地结成块，上面沾着烂菜叶。那双眼睛却很亮，死死盯着赵鹏飞。
赵鹏飞指了指地上的烤木薯。“你的？”
女人没出声，只是盯着他。
“哑巴啊？”赵鹏飞挠了挠头上的短发。
女人慢慢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伸手去捡地上散落的硬币。她的手指修长，但指甲里全是黑泥，手背上还有好几道新添的血口子。
赵鹏飞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两个昨天晚上剩下的凉馒头。白面的，硬得像石头。他扔进女人那个破铁罐里。
女人愣了一下。她看着那两个白面馒头，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她没有道谢，直接抓起一个馒头，连皮带灰地塞进嘴里，用力咀嚼起来。
赵鹏飞转身往工棚走。走出十几米，回头一看，那个瘦小的黑影子远远地跟在后面。
他停下。女人也停下。
他继续走。女人继续跟。
一路跟到了工棚区。
工棚是用彩钢瓦搭的，里面摆着两排大通铺。汗臭味、脚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在一起。几个工友正围着一张破木桌打扑克。
看到赵鹏飞领着个衣衫褴褛的当地女人进来，工友老李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摔，咧开黄牙笑了。
“鹏飞，你这出去买包烟，捡个破烂回来？这黑不溜秋的，能干啥？”
赵鹏飞把铁锹扔在墙角，发出“哐啷”一声巨响。“人家快被打死了，给口饭吃。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女人站在门口，眼睛看着地面，身子往后缩了缩。
赵鹏飞指了指墙角的一个破水桶。“去洗洗。”
女人走过去，拿起水瓢，舀水洗脸。水很凉，她激灵了一下。洗完脸，她没有乱动，就在门边的泥地上蹲了下来。
晚上开饭，大锅熬的白菜土豆汤，配着玉米面饼子。
赵鹏飞拿了个不锈钢瓷缸，盛了满满一缸子汤，上面盖了两个饼子，走到门口递给女人。
女人双手接过，蹲在地上吃。吃得很干净，连瓷缸边缘的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工友们开始脱衣服睡觉。赵鹏飞找了几块破木板，在工棚外面搭了个简易的挡风棚，扔了一床发硬的破棉絮进去。
“你就睡这。”赵鹏飞指了指棚子。
女人点点头，钻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赵鹏飞被一阵水声吵醒。
天刚蒙蒙亮。女人站在水井边，正在洗衣服。工棚里十几个男人的脏衣服，堆成了一座小山。她光着脚踩在满是泥泞的水洼里，双手用力搓洗着那些沾满机油和泥浆的工作服。
洗完衣服，她拿起工友们随便扔在角落的扫帚，把工棚里里外外扫得连一片落叶都不剩。
中午休息的时候，老李碰了碰赵鹏飞的胳膊。“鹏飞，这哑巴勤快啊。你这算不算白捡了个媳妇？”
赵鹏飞没搭腔，拿起水壶灌了一大口水。
日子就这么过。女人没有名字，工友们叫她“黑丫头”，赵鹏飞叫她“阿米娜”。这是他在当地听过的最常见的女人名字。阿米娜从来不反驳，叫她她就点头。
一个月后，赵鹏飞把自己那张钢丝床搬出了大工棚，在旁边找了个废弃的集装箱，清理干净，搬了进去。
那天晚上，他把阿米娜叫进集装箱。
集装箱里很热，像个蒸笼。只点着一盏度数很低的灯泡。
赵鹏飞坐在床沿上，指了指旁边的空位。
“阿米娜，跟着我，饿不死你。愿意不？”
阿米娜站着没动。她看着赵鹏飞粗糙的脸，看着他宽阔的肩膀。过了很久，她慢慢走过去，坐在了床沿上。
没有酒席，没有鞭炮，连个红字都没有贴。两个不同国家、语言不通的底层人，在这个炎热的西非荒原上，凑合成了一家。
一九九九年的雨季来得很猛。
大雨下了一个多月，工地的泥水淹到了小腿肚。阿米娜怀孕了。
她的肚子大得很快。那几个月，她依然每天早起做饭、洗衣服。当地的疟疾爆发了。工地上倒下了三四个人。
阿米娜也发起了高烧。她躺在集装箱的钢丝床上，整个人烧得像一块红炭，浑身打摆子。
工地上的赤脚医生来看了一眼，扔下几片奎宁，摇摇头走了。“看命吧。”
赵鹏飞急了。他旷了工，去集市上买了大桶的冰块，用毛巾裹着，一遍一遍地给阿米娜擦身子。
阿米娜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发出无意识的呻吟声。她的指甲掐进赵鹏飞的手臂里，掐出了血印子。
赵鹏飞守了三天三夜，眼睛熬得通红，眼屎糊住了眼角。
第四天早上，烧退了。阿米娜睁开眼，看着趴在床边睡着的赵鹏飞。
她伸出手，摸了摸他头上粗硬的短发。赵鹏飞猛地惊醒，看着阿米娜清醒的眼睛，粗重地喘了口气，去桌上倒了杯温水递给她。
孩子是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半夜生下来的。
外面雷声大得能把集装箱震翻。阿米娜咬着一块脏毛巾，满头大汗，一声没吭。赵鹏飞用火柴烧红了剪刀，剪断了脐带。是个男孩，皮肤像阿米娜，五官像赵鹏飞。
赵鹏飞用自己的旧衬衫把孩子裹起来，放在阿米娜身边。阿米娜看着孩子，手指轻轻划过孩子的脸颊。
接下来的十年，铁路越修越长，驻地跟着铁路往前挪。从热带雨林挪到荒漠边缘。
阿米娜像野草一样扎在赵鹏飞身边。她接连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叫大龙，最小的叫四凤。四个孩子满地跑，光着屁股在红泥地里打滚，浑身脏得看不出本色。
阿米娜的手艺越来越好。她学会了做河南手擀面。
没有擀面杖，她找了个粗壮的空玻璃酒瓶，洗干净当擀面杖用。面粉飞扬在简陋的棚子里，她沾满白面的双手在案板上翻飞，切出来的面条细长均匀。
工友们偶尔来蹭饭，吃得满头大汗，都竖起大拇指。“鹏飞，你这哑巴媳妇，绝了。”
阿米娜就站在一旁，嘴角微微上扬，递上大蒜。
二零零五年，驻地附近爆发了部落冲突。
那天赵鹏飞带队在十公里外的桥梁断面上施工。驻地里只剩下妇女、孩子和几个看门的老头。
下午三点，十几辆皮卡车冲进驻地附近。车上的人拿着生锈的砍刀和老式步枪，见东西就砸。枪声像爆豆一样响起来。
阿米娜当时正在院子里晒衣服。听到枪声，她扔下盆子，一把捞起地上玩泥巴的老四，转头大喊大龙、二龙和三丫的名字。
四个孩子吓哭了。
阿米娜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慌乱。她没有像其他妇女那样大喊大叫着乱跑。她一手抱着老四，一手拖着老三，让老大老二紧紧拽着她的裙角，飞快地朝着驻地后面那个废弃的旧水塔跑去。
水塔是铁皮做的，里面早就干涸了，底部有一个满是铁锈的检修口。
阿米娜把检修口的铁盖子用力拽开，把四个孩子一个个塞进去。里面黑漆漆的，散发着浓烈的铁锈味和老鼠粪便的味道。
她最后一个钻进去，把铁盖子从里面死死拉住。
外面的枪声和惨叫声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孩子们在水塔里发抖，老四想哭，阿米娜用粗糙的手掌死死捂住老四的嘴，自己的身体把孩子们完全挡在里面。
天黑透的时候，赵鹏飞带着工程队的人举着铁锹和钢管赶回来了。
驻地一片狼藉，工棚被烧毁了一大半。赵鹏飞疯了一样在废墟里翻找，嗓子都喊哑了。
当他走到旧水塔附近时，检修口的铁盖子从里面被推开了。
阿米娜探出半个身子，头发上全是铁锈末子，脸上灰扑扑的。她先托出老四，然后是老三、老二、老大。
赵鹏飞冲过去，一把把阿米娜和四个孩子全搂进怀里。铁钳一样的手臂勒得阿米娜生疼。赵鹏飞一个一米八几的汉子，眼泪混着泥水砸在阿米娜的肩膀上。
阿米娜没哭，她拍了拍赵鹏飞的后背，指了指远处的灶台。灶台塌了一半，但那口大铁锅还在。
第二天，日子照过。
赵鹏飞偶尔会发现阿米娜一些奇怪的举动。
比如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她会拿一根小木棍，在平整的沙地上画图。不是小孩子涂鸦，而是横平竖直的线条，三角形、圆形套在一起，旁边还会画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赵鹏飞有一次凑过去看。他初中没毕业，看不懂那些复杂的几何图形。
“画啥鬼画符呢？”赵鹏飞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在沙地上一抹，把图案全踩平了，“赶紧做饭去，大龙喊饿了。”
阿米娜扔掉木棍，拍拍手上的沙土，转身走向灶台。
十二年，就这么在红土和汗水中熬过去了。
二零一零年秋天，铁路全线贯通。
项目部开始结账遣散工人。赵鹏飞领到了这十二年攒下的大部分工钱。厚厚的一摞现金，用旧报纸包着，外头缠着透明胶带，塞进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里，压在箱底。
“阿米娜，收拾东西，咱们回国。回老家。”赵鹏飞抽着劣质香烟，吐出一口浓烟。
阿米娜没停下手里的活计，把四个孩子的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塞进红白相间的蛇皮袋里。
回程的路是一场漫长的折磨。
先坐破旧的客车去首都机场。车厢里塞满了活鸡、羊羔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行李。四个孩子第一次坐汽车，吐得一塌糊涂。阿米娜拿着破毛巾，一点点给他们擦干净。
上了回国的飞机。四个混血孩子穿着从地摊上买来的不合身的棉袄，畏缩地挤在座位上。阿米娜看着窗外的云层，眼神很深，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从广州下了飞机，转乘绿皮火车回河南老家。
车厢里人挤人。泡面味、汗臭味、旱烟味和臭脚丫子味混成一锅粥。赵鹏飞扛着两个巨大的蛇皮袋，前面开路。阿米娜左右手各牵着一个，背上还背着老四，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找到硬座坐下，四个孩子看着窗外飞驰的景色和渐渐多起来的积雪，眼睛瞪得大大的。
赵鹏飞打开一瓶两块五的二锅头，抿了一口。“大龙，看，这就是雪。咱们老家的雪。”
绿皮车哐当哐当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到了县城火车站。
一下车，北风夹着雪粒子直往脖子里灌。四个在非洲出生的孩子冻得瑟瑟发抖。阿米娜把自己的旧围巾解下来，裹在老四的头上。
叫了一辆带篷的机动三轮车，一路突突突地开到了赵鹏飞所在的村子。
老宅子十二年没住人，院墙塌了一半，院子里长满了枯黄的杂草，屋檐下结着厚厚的蜘蛛网。
赵鹏飞推开破木门，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到家了。”他把蛇皮袋重重地扔在堂屋的泥土地上。
下午，村里的亲戚邻居听见动静，陆续跑来看热闹。
赵大伯背着手，穿着黑色的粗布对襟棉袄，趿拉着棉鞋走进院子。他站在堂屋门口，嘴里嗑着瓜子，瓜子壳直接吐在地上。
他上下打量着站在角落里的阿米娜，又看了看那四个皮肤微黑、头发带点卷的孩子。
“鹏飞啊，你这出去十二年，钱没见挣回来多少，咋弄了一窝黑老鼠回来？”赵大伯拉长了调子，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嘲讽。
门外围观的几个大娘也捂着嘴偷笑。
“听说连个名字都没有，是个哑巴。”
“估计是那边捡的要饭的，给口吃的就跟着走呗。”
赵鹏飞脸色涨红，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他猛地踢翻了旁边的一条长条凳。“哐”的一声巨响，吓得外面的人往后退了一步。
“大伯，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这是我媳妇，这四个是我赵鹏飞的种。”赵鹏飞指着大门，“谁再放闲屁，给我滚出去。”
赵大伯撇了撇嘴，把手里的瓜子壳一扔。“长本事了你。你爹妈死得早，我好心来看看你。你带个这样的连话都不会说的外人回来，我看你以后在村里怎么抬头。”说完，背着手摇摇晃晃地走了。
人群散去。
阿米娜拿起床边的扫帚，一声不响地把地上的瓜子壳扫干净。她倒掉脸盆里的脏水，从厨房里摸出一个缺了口的瓷碗，倒了一碗热水，放在赵鹏飞面前的破桌子上。
赵鹏飞端起碗，咕咚咕咚喝下去。“阿米娜，别理他们。咱们关起门来自己过。”
回国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四个孩子上户口。
大龙已经十岁了，该上小学了。没有户口，县城的学校根本不收。
赵鹏飞去村委会开了证明，又去镇里跑了盖章。最后镇上的办事员告诉他：“你这是涉外婚姻，老婆是外国人，孩子在国外出生的。得去县局户籍科办，要求很严。得有女方原籍国的身份证明，还得有大使馆的公证和翻译件。没有这些，户口上不了。”
赵鹏飞傻眼了。阿米娜连个名字都没有，哪来的身份证明？
晚上回到家，赵鹏飞坐在门槛上抽闷烟。烟头一明一灭。
阿米娜走过来，递给他一块热毛巾。
赵鹏飞接过毛巾，抹了一把脸。“阿米娜，户口不好上。要你老家的证明。你有没有家人？有没有什么纸片片能证明你是谁的？”
阿米娜看着他。她走到破箱子前，翻出赵鹏飞那个屏幕已经碎了一角的诺基亚直板手机。
她指了指手机，又指了指自己。
赵鹏飞愣了一下。“你要打电话？”
阿米娜点头。
赵鹏飞把手机递给她。这手机办了全球通，为了在非洲干活联系方便，话费很贵。
阿米娜拿着手机走到了院子角落的一棵老槐树下。她按下一串很长的数字。
赵鹏飞站在屋檐下看着她。那是他第一次听到阿米娜说话。她的声音很低，语速极快，说的是一种赵鹏飞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叽里咕噜的，像鸟叫，又带着点奇怪的弹舌音。
电话打了不到三分钟。阿米娜挂断电话，走回来，把手机还给赵鹏飞。
她用手比划了一个“信封”的形状，然后指了指远处的马路，最后竖起两根手指。
“有人寄信来？两周？”赵鹏飞连蒙带猜。
阿米娜点了点头。
那两周，赵鹏飞心里七上八下。他不知道阿米娜联系了谁，也不知道那个贫民窟里能寄出什么证明文件。
第十五天下午，镇上的邮递员骑着绿色的摩托车，停在了赵家院门口。
“赵鹏飞！国际挂号信！拿身份证来签收！”邮递员扯着嗓子喊。
赵鹏飞扔下锄头跑出去。
那是一个很大的牛皮纸文件袋。非常厚实。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外文邮票，封口处还盖着几个暗红色的火漆印章。沉甸甸的，像一块砖头。
赵鹏飞双手捧着文件袋，手心里全是汗。大字不识几个的他，看着信封上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觉得有些烫手。
第二天一早，天下起了小夹雪。
赵鹏飞穿上那件从非洲带回来的军大衣，阿米娜穿着一件花三十块钱在集市上买的红花棉袄。两人一前一后，踩着泥泞的雪水，坐上了去县城的客车。
县公安局户籍室在二楼。
走廊里光线昏暗。走进去，几个办事员正在喝茶看报纸。
赵鹏飞走到最里面的一个窗口。窗口上面挂着个牌子：涉外户籍。
玻璃窗后面坐着个五十来岁的男警察，头顶有点秃，制服披在肩膀上，手里端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白瓷缸子。这是户籍室的老王，出了名的难缠和脾气大。
赵鹏飞把那个厚重的牛皮纸文件袋顺着窗口底下的缝隙塞了进去。
“王警官，办个涉外户口。我媳妇和四个娃的。”赵鹏飞赔着笑脸，从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拆开抽出一根，想从缝隙里递进去。
老王头都没抬，摆摆手把烟挡了回去。“局里不让抽烟。涉外户口手续很繁杂，你们材料准备齐了吗？女方的护照、出生证明、未婚证明、使馆认证，缺一样都不行。”
老王拿起那个文件袋，掂了掂分量。“寄的什么玩意儿，这么厚。”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把生锈的裁纸刀，刺啦一声，划开了牛皮纸信封的封口。
里面掉出来一个更加精致的硬纸板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上，印着一只展翅的金色雄鹰徽章。
老王撇了撇嘴，把大白瓷缸子放在桌角。他用粗糙的手指翻开文件夹。
第一页是一份装订精美的文书，左边是外文，右边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馆的鲜红公章，上面写着“翻译公证件”。
老王的目光落在第一行字上。
他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突然顿了一下。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老花镜，戴上。身体慢慢往前倾，凑近了那份文件。
走廊里的北风顺着窗缝刮进来，吹得桌子上的报纸沙沙作响。赵鹏飞站在窗外，搓着冻僵的手，阿米娜静静地站在他身后，低着头看着自己脚尖上的泥水。
老王的手指顺着文件上的字，一行一行地往下划。
翻到第二页。那是一张夹在文件里的绿色证件。证件上印着阿米娜的照片。照片上的她没有穿破烂的长裙，而是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冰冷而高傲。
老王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他猛地翻到第三页。那是一份厚达十几页的资产公证和身份确认书，每一页都盖着不同国家的钢印和红章。
老王捏着那张绿色证件的手开始发抖。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从文件上移开，透过玻璃窗，死死地盯住站在赵鹏飞身后那个穿着廉价红花棉袄、像个农村土妞一样的阿米娜。
接着，他猛地把目光砸在赵鹏飞脸上。
老王夹着烟的手指剧烈地颤抖着，烟灰扑簌簌地掉在蓝色的制服上。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声音发颤，几乎是破音喊出来的：
“老弟……你这十二年在非洲到底干啥了？你小子到底是咋攀上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