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神化丘吉尔了！英国乱局里，他更像战时神话，不是治国药方

2026年2月，一座被红漆覆盖的丘吉尔雕像正在进行清理。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位曾在1940年至1945年、1951年至1955年担任首相的政治人物，仍是难以超越的典范。

英国需要一个新的温斯顿·丘吉尔吗？自脱欧这一极具“丘吉尔式”色彩的事件以来，英国一直承受着长期的政治不稳定。短短几年间，已有五位首相先后执政。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学者已开始质疑这个国家是否仍具备稳定治理的能力。

丘吉尔长期以来备受崇敬，但近些年也不断遭到重新审视。围绕欧洲问题的争议，又一次把他的历史形象推到聚光灯下，尤其是在充满敌意的脱欧辩论中，英国社会的撕裂进一步加深：如果是他，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但并不包括英国；对英国而言，他更倾向于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也正因如此，无论支持欧盟还是反对欧盟的人，都能把丘吉尔塑造成自己的旗帜人物。

1945年，英国选民已经把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继续选择丘吉尔，而是把首相职位交给了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后者个人魅力远不如丘吉尔，却是更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也更懂得妥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向英国人讲述的，是一个胜利、永恒、对自身力量和全球影响力充满信心的英国故事。后来，脱欧的推动者——从鲍里斯·约翰逊到奈杰尔·法拉奇——也都借用了这种叙事。

但这种辉煌愿景，必须始终有一个敌人可供对抗。1945年竞选期间，他甚至把可能上台的工党政府类比为盖世太保，这种可疑的比附显然与英国民众渴望和平的情绪并不相符。即便不谈“丘吉尔式叙事”与战后局势——以及与当下局势——之间的明显错位，未来的英国领导人或许仍可从他的修辞中吸取一些东西。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团结”和“共同命运”的观念：在逆境面前，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整体。对于一个从上到下都被分裂侵蚀的国家来说，这一点格外重要。

这场争论也打碎了原有的政治体系。如今，或明或暗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正在与传统大党展开竞争。过去几年，英国政坛经历了深刻重组，已经从两党格局走向多党竞争。

在这样的不确定氛围中，工党如今的处境颇具讽刺意味。2024年大选时，工党打出“变革”的口号，并把斯塔默塑造成能够保障制度稳定的领导人；不过，工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选民对保守党的普遍厌弃。然而到了今天，工党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与保守党相似的局面：党内分裂，党首权威受到质疑，尤其是在2026年5月地方选举惨败之后，这种局面更加明显。

斯塔默在2024年曾取得大胜，掌握压倒性多数，但他并没有比前任保守党首相们做得更好。用一种颇具“丘吉尔式”意味的说法，本·沃西和马克·本尼斯特指出：“斯塔默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让太多人失望，却又没能说服足够多的人。”

更糟的是，他始终没能建立起个人好感度。他的政策反复已经超过十二次，包括学生贷款偿还、数字身份证的设立，以及部分针对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补助政策等。再加上他在重大决策上显得迟疑，始终无法为国家提出清晰方向，这些因素使他如今成为最不受欢迎的首相之一。与之相对，丘吉尔则仍是英国人最喜爱的政治人物。

按照工党内部的严格规则，若要挑战现任党首的权威，候选人必须先获得至少20%工党议员支持，也就是81名议员。随后，登记在册的支持者将通过偏好投票选出党首，而现任领导人事实上自动在候选之列。

据威斯敏斯特方面的一些消息人士说，摩根·麦克斯威尼一直把斯塔默看作一个“人力资源主管”，绝不是有魅力的领袖，更像是一个“稻草人”。在这种设想中，斯塔默的作用是替工党挡住前党魁杰里米·科尔宾所代表的极左翼，而党的钥匙最终应交到斯特里廷手中。

只是后来事情并未按这个剧本发展。斯特里廷和当年的托尼·布莱尔一样，站在工党右派位置。最近，他公开批评斯塔默缺乏愿景，并明确主张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以突破现任首相那种温吞而谨慎的“重置”路线。

在一个至今尚未愈合脱欧创伤的国家里，这无疑是个大胆主张。它至少有一个作用，就是把“是否重新加入欧盟”这个始终回避不了、却又没人愿意正面触碰的问题，重新摆到了台前。这也迫使其他有意竞逐工党领导权的人，必须在这个重大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

不过，斯特里廷在党内并没有获得强有力支持。而且，他还可能受到曼德尔森事件余波的拖累，因为外界认为他与彼得·曼德尔森关系密切。后者曾是工党的标志性人物，最近声名扫地，并因长期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保持关系的消息曝光而变得几乎无人愿意接近。相比之下，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公众中更受欢迎，也因此从工党左翼方向对斯塔默构成了真正威胁。

伯纳姆希望把自己的“曼彻斯特主义”经验推广到全国。其公开目标，是终结玛格丽特·撒切尔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而这一秩序此后从未真正被撼动，哪怕是后来的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也没有改变这一点。在他执政的城市里，伯纳姆已经通过收回公交线路运营控制权，强化了公共部门的力量。

如果他成为首相，他将主张更多国有化，大规模投资社会住房，强化权力下放——也就是增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方议会的政治权力——同时增加借贷。其中，增加借贷这一点已经引发市场担忧。

不过，真正棘手的，恐怕仍是欧洲问题。伯纳姆坚定支持欧洲，但出于务实考虑，他对重新加入欧盟的热情不如斯特里廷高。而且，他目前还不能直接挑战斯塔默，因为他并不是议会议员。因此，他首先必须赢下一场补选。大曼彻斯特梅克菲尔德选区的议员已经同意辞职，以触发这场选举，预计投票时间很可能是6月18日。问题在于，65%的工党支持者支持欧盟，但梅克菲尔德有65%的选民在2016年投票支持脱欧。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将是一道极难处理的政治考题。

这场补选对伯纳姆至关重要，对工党乃至整个英国也同样重要。若在竞选中对欧盟表达积极态度，就可能给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提供攻击空间。这个政党从根本上反对欧盟，而且在英格兰北部极受欢迎。

伯纳姆届时尤其要面对英国改革党候选人罗伯特·肯扬。肯扬的职业是管道工。奈杰尔·法拉奇则再次用“丘吉尔式”语言，把这场对决形容为一场“以小搏大”的“戴维对歌利亚”之战。如果伯纳姆落败，那么受到冲击的就不只是他个人，也可能是整个工党的未来。因为那将意味着，工党甚至无法说服选民在它与英国改革党之间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另外还有两位人选也并非没有机会。其一是前住房大臣、工党二号人物安吉拉·雷纳。她立场偏中左，在基层中颇受欢迎，但因未缴纳房产税问题被迫辞职。对任何候选人来说，这样的负面事件都会损害形象；而对一位主管住房事务的国务大臣来说，尤为如此。

最后一位潜在竞争者，是前党魁埃德·米利班德。他在党内属于左翼，至今仍保持相对不错的人气。不过，这位现任能源大臣的形象，早在2015年大选失利时就已受到长期损害。当时他领导工党，却未能入主唐宁街10号，最终被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大幅击败。因此，如果伯纳姆未能在即将到来的梅克菲尔德补选中胜出，米利班德更像是工党左翼的一个后备选择。

当然，也不能忽视斯塔默本人。他仍得到一部分工党议员支持，这些人主张维持稳定，不愿看到工党重演保守党那种被内斗撕裂的局面——尽管从现实看，这场“内战”其实已经开始。

与其要丘吉尔，不如要劳合·乔治？显然，英国并不需要一个新的丘吉尔。如果一定要从英国历史中寻找一位“战时首相”作为参照，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或许反而更合适。

与丘吉尔相比，他更有长期视野，也更希望建设一个配得上一战牺牲的国家。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凭借这种面向未来的积极图景——而不是丘吉尔那种更具战斗性的想象——劳合·乔治得以在战后继续掌权。

不过，无论最终接替斯塔默的人是谁，还是斯塔默本人如果继续留任，他都需要借鉴丘吉尔在国家黑暗时刻向英国人讲述故事的能力，提出一种关于希望与和解的愿景——同时，也要为“英国身份”给出一种新的理解。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