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32岁同性恋儿子不工作在家啃老7年，老两口被逼无奈只能外出打工，3年后回来儿子却离奇失踪，父亲整理东西时瞬间崩溃大哭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们这辈子算是被这孩子给拖垮了！”
老两口看着整日闭门不出、32岁依旧不上班啃老度日的儿子，心里满是心酸与无奈。
整整七年时间，儿子整日躺平在家，吃喝花销全靠父母支撑，丝毫没有成家立业、出门打拼的念头。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两口，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谋生，想着暂时离开也好让儿子学着独立。
可整整三年辛苦漂泊过后，老两口满心牵挂赶回家里，却发现屋内冷冷清清，儿子早已离奇不见踪影。
就在父亲默默动手收拾家中杂物时，无意间翻出的一样东西，竟让他瞬间崩溃大哭......
老周放下手里的编织袋，袋口还沾着南方工厂的灰。
他掏出那把三年没用的钥匙，插进锁孔时有点涩，拧了两下才打开。
刘桂芬跟在他身后，手里拎着个褪色的布包，脚边立着两个鼓囊囊的行李袋。
楼道里飘着别人家炖菜的香味，锅铲碰着铁锅的声响从门缝里钻出来。老周推开门，屋里黑着，静悄悄的。
“明远？”
刘桂芬喊了一声，声音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打了个转，没人应。
老周摸到墙边的开关，啪一声，灯亮了。
沙发还是那个沙发，套子洗得发白。茶几上干干净净，连个水杯都没有。电视柜上那盆绿萝居然还活着，叶子耷拉着，但绿着。
“明远？”
刘桂芬放下包，往屋里走。
老周站在门口没动，眼睛扫过客厅的每个角落。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是有人住的样子。他记得三年前走的时候，茶几上还扔着几个烟灰缸——虽然儿子不抽烟，但那会儿家里常有亲戚来串门，总会留下些痕迹。
现在什么都没有。
刘桂芬从厨房出来，脸色有点白。
“煤气灶是冷的。”她说，“冰箱我看了，里头就两包挂面，一盒鸡蛋，鸡蛋都……有味儿了。”
老周没说话，抬脚往里面走。
儿子的卧室门关着。
他抬手敲了两下，木门发出闷响。
“明远，在不在？”
没人应。
老周握住门把，往下压，推开了。
屋里没开灯，窗帘拉着，光线暗。床铺得整齐，被子叠成方块，枕头上连个褶都没有。书桌空着，那台黑色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墙角那箱书还在，都是些计算机方面的旧教材，纸页泛着黄。
老周站在门口，觉得腿有点沉。
刘桂芬从他身边挤进去，开了灯。她走到衣柜前，拉开柜门。里头挂着几件衣服，都是旧的，毛衣的袖口起了球，衬衫的领子磨得发白。她伸手扒拉了两下，又关上柜门，转过身看着老周。
“人哪去了？”
老周没接话。他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头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旧电池，半盒回形针，一叠超市小票。他又拉开第二个抽屉，空的。第三个抽屉，还是空的。
“你给他打电话。”刘桂芬说。
老周摸出手机，那是个老年机，屏幕小，按键大。他翻出儿子的号码，拨过去。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响了七八声，自动挂断了。
“没人接。”
“再打。”
老周又拨了一遍，还是忙音。
刘桂芬走到床边，坐下。床垫发出轻微的嘎吱声。她伸手摸了摸叠好的被子，布料有点潮，像是很久没人睡过了。
“三天前我还给他打过电话。”她说，“他说在家呢，说都好。”
老周把手机揣回兜里，在屋里转了一圈。墙上有张旧海报，是哪个明星他不认识，边角卷着，用透明胶粘在墙上。窗户玻璃有点脏，外头的防盗网锈了一块。
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
那上面摆着个铁皮盒子，以前是装饼干的，现在盖子盖着，落了层薄灰。
老周走过去，拿起盒子。不沉，轻轻晃了晃，里头有东西响。他打开盖子。
里面是些零碎物件：一把旧钥匙，几个游戏币，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里是年轻时候的刘桂芬，抱着三四岁的周明远，站在公园的假山前头笑。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1995年4月。
老周盯着照片看了会儿，又盖上了盒子。
“你先别急。”他说，“兴许是出门了，一会儿就回来。”
刘桂芬没吭声。她站起来，走到衣柜前，又把柜门拉开了。这次她伸手进去，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堆在床上。毛衣，裤子，外套，内衣。都是旧的，有的领口松了，有的膝盖磨薄了。
“你看这些衣服，”她说，“都是他穿了多年的。他要是出远门，能不带着？”
老周走过去，看着床上那堆衣服。确实，都是些日常穿的家居服，没有一件像样的外套，没有行李箱，没有背包。
他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重。
“你翻翻，”刘桂芬说，“看看有没有留什么字条。”
老周开始翻。他把每件衣服的口袋都掏了一遍，空的。又把被子掀开，枕头拿起来抖了抖，什么都没有。床底下有个纸箱，他拖出来，打开，里头是些旧书和杂志，没有信，没有纸条。
“这死孩子，”刘桂芬的声音有点抖，“他能去哪？”
老周没接话。他走到书桌前，又拉开抽屉仔细看。这回他注意到，最底下那个抽屉的垫纸有点鼓。他把垫纸掀起来。
下面压着个信封。
普通的白色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地址。封口用胶水粘着，粘得很牢。
老周拿起信封，翻过来。
正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两个字：爸妈。
字迹他认识，是儿子的。
刘桂芬凑过来，盯着信封，呼吸有点急。
“打开。”她说。
老周的手指在信封边缘摩挲了两下。信封不厚，摸着里头就一两张纸。他抬头看了眼刘桂芬，刘桂芬的眼睛盯着他手里的信封，嘴唇抿得紧紧的。
他撕开封口。
里面只有一张折起来的信纸，普通的横格纸，纸页有点发黄。老周把纸抽出来，展开。
开头第一行写着：爸，妈，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不在了。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
刘桂芬抢过信纸，眼睛飞快地往下扫。扫了两行，她忽然停下，抬起头看老周，眼神是空的，好像没看懂上头写的什么。她又低下头，继续看，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老周站在那儿，没动。他看着刘桂芬的脸，看着她的表情一点点凝固，嘴唇开始哆嗦，手指捏着信纸的边缘，捏得指节发白。
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窗外有小孩跑过的笑声，远远的，模模糊糊的。
刘桂芬看完了。她把信纸按在胸前，低着头，肩膀开始抖。一开始是轻轻的颤，后来颤得厉害了，整个人都在抖。她没出声，就那么抖着，眼泪一颗一颗砸在信纸上，晕开了蓝色的字迹。
老周伸出手，从她手里拿过信纸。
他的手也在抖。
他低下头，看那几行字。字写得工整，一笔一画的，是儿子从小练出来的字。他看得很慢，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那些字他都认识，连在一起的意思他也明白，可就是觉得不对，像是看错了，或者理解错了。
他把信纸举到眼前，凑近了看。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信纸从老周手里飘落，轻飘飘地，打着旋儿落在地板上。
老周站着，没弯腰去捡。他盯着那张纸，盯着纸上的字，那些字在视线里模糊，又清晰，又模糊。他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像是喘不过气来，又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刘桂芬瘫坐在地上，手撑着地板，肩膀一耸一耸的。她终于哭出了声，那声音压着，闷着，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受伤的动物。
老周慢慢蹲下身，捡起信纸。他的手指碰到纸面，冰凉。他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里，又把信封对折，放进外套内袋，贴着胸口的位置。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
床垫又发出嘎吱一声。
他坐着，眼睛看着窗外。窗帘没拉严，露出一条缝，能看见外头灰蒙蒙的天，还有对面楼房的窗户。有几扇窗亮着灯，黄的，暖的。
刘桂芬还在地上哭。
老周没去扶她。他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像是钉在了床沿上。脑子里是空的，又好像塞满了东西，乱糟糟的，嗡嗡响。那些字在眼前晃，一句一句，来回地晃。
七年了。
原来是这样。
他想起七年前的那个下午，周明远提着箱子推开门的样子。那天是个阴天，云压得很低，儿子进门时带进来一股凉气。他说，爸，我辞职了，干烦了，想在家歇一阵子。
歇一阵子。
这一歇就是七年。
老周抬起手，捂住脸。手掌糙，有茧，磨在皮肤上有点疼。他捂了一会儿，放下手，深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
“别哭了。”他说。
声音哑得厉害。
刘桂芬的哭声小了点，但还在抽噎。她扶着床沿站起来，腿有点软，晃了一下。老周伸手扶住她，把她拉到床边坐下。
两人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
屋子里越来越暗，窗外最后一点天光也沉下去了。邻居家的炒菜声停了，电视声大起来，隐约能听见新闻联播的开场音乐。
老周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客厅的灯打开。灯光从门框涌进来，照亮了卧室的一半。他又走回来，坐在刘桂芬旁边。
“信上写的，”刘桂芬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是真的？”
老周没说话。
“他怎么能……”刘桂芬说不下去了，又捂住脸。
老周从内袋里掏出那个信封，又打开，把信纸抽出来。他展开，递到刘桂芬面前。
“你再看看。”他说，“仔细看。”
刘桂芬接过信纸，手还在抖。她把纸凑到灯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慢，看了一遍，又从头看。
看完第二遍，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
“他一直在骗我们。”她说。
“嗯。”
“七年，他一个字都没说。”
“嗯。”
“他怎么能这样……”刘桂芬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我是他妈啊，他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说？非要……非要走到这一步？”
老周没接话。他接过信纸，又看了一遍。这次他看得更仔细，看那些字的笔画，看那些句子的停顿。他看到儿子写，爸，妈，对不起。看到儿子写，我试过了，真的试过了。看到儿子写，我撑不下去了。
撑不下去了。
老周闭上眼睛。
他想起这七年的很多个瞬间。想起儿子关着门不出声的白天，想起他凌晨还亮着灯的夜晚，想起他吃饭时低着的头，想起他说“有些事，现在不能说，说了你们也接受不了”时的表情。
他当时以为，儿子是工作上遇到了难处，或者欠了钱，或者感情上受了伤。
他怎么就没想到是这种。
“同性恋。”刘桂芬忽然说出这三个字，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老周睁开眼。
“信上是这么写的。”刘桂芬盯着信纸，“他说他是……他说他喜欢男人。”
屋子里又静下来。
远处有车开过的声音，轮胎碾过路面，唰的一声，由近及远，消失了。
“怪不得。”刘桂芬喃喃地说，“怪不得他一直不找对象。我催他，你催他，亲戚催他，他就说忙，说没遇上合适的。我还以为他眼光高，看不上一般的姑娘……”
她停住，摇了摇头。
“我早该想到的。”她说，“他从小就跟别的男孩不一样。不爱跟男孩子疯跑，就爱一个人待着。上学那会儿，班里男生追女生，他从来不掺和。我还以为他是懂事，知道用功……”
老周听着，没插话。
他也想起来了。儿子小时候，确实不太一样。别的男孩在院子里踢球，他坐在台阶上看书。别的男孩打架闹事，他躲在一边。那时候他和刘桂芬还高兴，觉得儿子乖，不惹事。
后来儿子长大了，更安静了。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工作好几年，从来没往家带过女朋友。问起来，就说忙，说没空，说遇不上。
他们着急，托人介绍，安排相亲。儿子去过两次，回来就说没成，说没话说。再后来，连去都不去了，电话打过去，他就嗯嗯啊啊地应付，然后挂断。
“我要是早点问，”刘桂芬说，“我要是逼他说出来……”
“你逼他，他就会说？”老周打断她。
刘桂芬愣了一下。
“他不会说的。”老周的声音很低，“他要能说，早就说了。”
他又想起儿子说“说了你们也接受不了”时的眼神。那时候他不懂，以为儿子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事，不敢说。现在他明白了，儿子不敢说的，是这个。
这个在他们看来，天大的事。
“那他现在……”刘桂芬的声音颤得厉害，“他现在人在哪？信上只说不在了，没说去哪了，没说……是死是活。”
老周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头全黑了，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晕在地上摊开一片。楼下有个人影走过，低着头，缩着脖子，走得很快。
“找。”老周说。
“上哪找？”
“他常去的地方，他朋友，他同事，能问的都问。”
“他哪有什么朋友。”刘桂芬说，“这七年，你见他带过谁回家？接过谁的电话？”
老周沉默了。
确实，儿子这七年，几乎断了所有联系。手机很少响，偶尔响了，他看一眼就挂断。过年过节，也没见有同学朋友来找他。他就像个孤岛，把自己圈在房间里，谁也不让靠近。
“那也得找。”老周转过身，“明天一早，我去他以前的公司问问。你留在家里，看看他还有什么东西，能找着线索的。”
刘桂芬点点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那今晚……”她看向那封信。
“今晚先这样。”老周说，“你也别想了，想多了没用。睡吧，明天再说。”
刘桂芬没动。她看着老周，看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老周，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老周没立刻回答。
他走回床边，坐下，脱了外套，搭在椅背上。然后他弯下腰，解鞋带。鞋带有点紧，他解了好几下才解开。
“没猜到。”他说，“但有时候觉得，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
老周直起身，看着刘桂芬。
“你还记不记得，他上大学那会儿，有次暑假回来，我带他去澡堂洗澡。”他说，“那会儿他十八九岁，进了澡堂，磨磨蹭蹭不肯脱衣服。我说你咋了，他说没事，就是有点不习惯。后来洗的时候，他一直背对着人，躲着。”
刘桂芬想了想：“是有这么回事。我当时还说，孩子大了，知道害臊了。”
“不是害臊。”老周说，“他是……不喜欢。”
“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在男人面前光着身子。”
刘桂芬愣住了。
“还有，”老周继续说，“他工作以后，有回过年，你表哥家的闺女来串门，那姑娘对他有意思，明里暗里地暗示。他倒好，躲到屋里不出来，吃饭都不上桌。后来人家姑娘走了，我问他，你咋这么没礼貌。他说，爸，我不喜欢女的。”
“他说过这话？”刘桂芬瞪大眼睛。
“说过。”老周说，“我当时以为，他是说不喜欢那个姑娘，没往别处想。”
现在想来，儿子那话的意思，明明白白。
是他没听懂。
或者说，是他不愿意听懂。
刘桂芬又不说话了。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得很紧，指节泛白。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但没掉下来。
“老周，”她说，“要是……要是他真是那样，咱们……”
她没说完。
老周知道她想问什么。要是儿子真是同性恋，他们能接受吗？能当没这回事吗？能像以前一样对他好吗？
他不知道。
他活了六十五年，在东北这座老工业城市长大，在化工厂干了四十年，身边都是糙老爷们，说的都是家长里短，骂的都是婆媳妯娌。同性恋这三个字，他只在电视上听说过，在报纸角落的小新闻里看到过，总觉得那是很远的事，是别人的事，是城里那些时髦年轻人的事。
从来没想过，会落在自己儿子头上。
“先找人。”老周说，“别的，以后再说。”
刘桂芬点点头，站起来，开始铺床。她从柜子里拿出被褥，都是洗干净的，带着樟脑丸的味道。她铺得很慢，很仔细，把被角抻平，把枕头拍松。
老周去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自己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皱纹深了，眼袋垂着。他盯着镜子看了会儿，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
水很凉，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回到卧室，刘桂芬已经躺下了，背对着他。老周关了灯，在她旁边躺下。床板硬，三年没睡过了，有点不习惯。
两人都没睡着。
黑暗中，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很轻，但清晰。
“老周。”刘桂芬忽然开口。
“嗯？”
“你说，他会不会……想不开？”
老周没马上回答。他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黑乎乎的，从这头延伸到那头。
“不会。”他说。
“你怎么知道？”
“信上没说死。”老周说，“他说不在了，可能是走了，去别的地方了。”
“那他为啥不告诉我们去哪了？”
“怕我们找他。”
刘桂芬翻了个身，面对老周。黑暗里，她的眼睛亮着。
“他一个人，能去哪？”她说，“他身上有钱吗？有地方住吗？吃饭怎么办？他那么多年没出门了，外面现在什么样，他还认得路吗？”
老周没说话。
这些问题，他也在想。
儿子三十二岁，在家待了七年。七年，足以让一个人跟社会脱节。他不知道现在坐公交车要扫码，不知道买菜可以用手机付钱，不知道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他就像个从过去穿越来的人，懵懵懂懂，跌跌撞撞。
要是真出了门，能活下来吗？
“睡吧。”老周说，“明天早点起。”
刘桂芬嗯了一声，又翻回去，背对着他。
老周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睡着。可一闭眼，就是儿子的脸。是小时候趴在他背上咯咯笑的脸，是考上大学拿着通知书冲他笑的脸，是辞职回来时那张木然的脸，是他说“爸，对不起”时可能有的脸。
一张一张，在黑暗里晃。
不知过了多久，刘桂芬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像是睡着了。老周悄悄起身，披上外套，轻轻带上门，走到客厅。
他在沙发上坐下，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
三年没在家抽烟了，刘桂芬闻不得烟味，在工厂宿舍也不让抽。这会儿他实在憋不住了，需要点什么东西压一压。
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让烟雾在肺里转一圈，再慢慢吐出来。烟雾散在空气里，带着股焦苦的味道。
抽到一半，他站起来，走到儿子卧室门口，推开门，开了灯。
屋里还是老样子。
他走进去，在书桌前坐下。桌子是旧的，漆面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的木头茬子。他拉开抽屉，把里头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摆在桌上。
旧电池，回形针，超市小票。一本过期的台历，一支没水的圆珠笔，几张皱巴巴的收据。
他把每个抽屉都清空了，摆在桌上，一样样检查。收据是超市的，买的是泡面和矿泉水，日期是半年前。台历是前年的，上头用笔圈了几个日子，看不清是什么。
老周把东西归拢好，放回抽屉，又站起来，走到衣柜前。
他打开柜门，把里头的衣服全拿出来，堆在床上。然后他伸手进去，摸柜子的底板，摸隔板，摸每一个角落。手指碰到个硬东西，在柜子最里头，贴着背板。
他掏出来，是个铁盒子，比床头柜上那个大一点，也更旧，锈迹斑斑。
老周把盒子拿到书桌上，打开。
里头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几枚硬币，一个褪色的红领巾，一张小学毕业照。照片上周明远站在最后一排，瘦瘦小小，对着镜头笑，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
老周拿起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六年二班，周明远，1998年6月。
那会儿儿子十二岁，刚上初中。他记得那天，儿子穿着新衬衫，背着新书包，站在校门口朝他挥手，说爸，我进去了。他说，好好学，听老师话。儿子点点头，转身跑进教学楼，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老周把照片放回去，继续翻。
盒子底下压着个笔记本，塑料封皮，边角磨毛了。他拿出来，翻开。
里头是些零散的笔记，有的页上写着数学公式，有的页上画着电路图，是儿子大学时用的。翻到中间，有一页是空的，只写着一行字：我好像和别人不一样。
字迹很轻，铅笔写的，有点模糊。
老周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往前翻，往后翻，再没有类似的句子。就这一行，孤零零的，写在一堆数学公式中间，像是无意中落下的，又像是憋了很久，终于忍不住写出来的。
我好像和别人不一样。
老周合上笔记本，放回盒子里。
他又在屋里转了一圈，检查了床底下，检查了书架后面，检查了窗帘后面。什么都没找到。儿子把这间屋子清理得很干净，除了那封信，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去向的线索。
就像他从来不曾在这里生活过七年一样。
老周关掉灯，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天快亮了，窗外的天色泛出一点灰白，能看见对面楼房的轮廓。
他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是乱，但比刚才清楚了一点。他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先去儿子以前的公司，问问还有没有联系得上的同事。再去派出所，报个人口失踪。然后……
然后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走一步看一步吧。
天亮的时候，刘桂芬从卧室出来，眼睛肿着，显然是哭了一夜。她看到老周坐在沙发上，愣了一下。
“你没睡？”
“睡了一会儿。”老周站起来，“我去弄点吃的，吃完出门。”
刘桂芬点点头，进了卫生间。
老周去厨房，打开冰箱。里头空荡荡的，只有那两包挂面和那盒臭鸡蛋。他把鸡蛋拿出来，扔进垃圾桶，又拿出挂面。橱柜里还有半包盐，一点酱油。他烧了水，煮了两碗清汤面，滴了几滴酱油。
刘桂芬洗漱完出来，坐到桌边，看着那碗面，没动筷子。
“吃点。”老周说。
“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老周把筷子塞进她手里，“今天事多，不能空着肚子。”
刘桂芬接过筷子，挑起几根面，送进嘴里，嚼得很慢，像在嚼蜡。老周自己也吃，大口大口地，把一碗面全吃完了，连汤都喝干净。
吃完，他收拾了碗筷，洗了，擦干，放回碗柜。
“我出去了。”他说。
“我也去。”刘桂芬站起来。
“你在家待着，万一他回来，或者有电话。”
刘桂芬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点点头，坐回椅子上。
老周穿上外套，换了鞋，出门前回头看了一眼。刘桂芬坐在餐桌旁，低着头，手指抠着桌沿，抠得很用力，指节发白。
他没说话，带上了门。
楼道里很安静，这个点，该上班的上班了，该上学的上学了。老周下了楼，走出单元门，外头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他裹紧外套，往公交车站走。
儿子以前的公司，在城南的软件园。老周记得地址，七年前送儿子去上班时去过一次，那会儿公司在一栋很气派的写字楼里，玻璃幕墙亮晃晃的，能照出人影。
他倒了三趟公交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
写字楼还是那栋写字楼，但门口的公司牌子换了。老周站在大堂里，看着墙上的楼层指示牌，找了一圈，没找到儿子以前那家公司的名字。
他走到前台，问那个穿制服的姑娘。
“请问，星科软件公司还在吗？”
姑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星科？早搬走了。”
“搬哪去了？”
“不知道，好像倒闭了吧，都好几年了。”
老周心里沉了一下。
“那……以前在那里上班的人，您有认识的吗？”
姑娘摇摇头：“我是去年才来的，不清楚。”
老周道了谢，走出写字楼。外头风更大了，刮得他有点站不稳。他在台阶上站了会儿，掏出手机，翻通讯录。翻到一半，停住了。
他没有儿子同事的电话。
一个都没有。
儿子从来没往家带过同事，也没提过同事的名字。过年过节，也没见有同事打电话来拜年。他就像个孤岛，在职场上也没有朋友。
老周站在风里，想了半天，最后决定去派出所。
派出所不远，走路二十分钟。他进去，说明来意，值班的是个年轻警察，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下说。
“失踪多久了？”
“三天。”老周说，“不，可能更久。我们昨天刚回来，发现人不在，留了封信。”
“信上说什么？”
“就说……说不在了，让我们别找他。”
警察低头在纸上记着：“有照片吗？”
老周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儿子大学毕业时拍的，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对着镜头笑。那是他笑得最开心的一张照片，后来就很少见他那么笑了。
警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又抬头看老周。
“您儿子多大了？”
“三十二。”
“成年人了，有自主行动能力，留信出走，这不构成失踪立案条件。”警察说，“得失联超过四十八小时，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发生危险，我们才能立案。”
“他现在就可能危险。”老周说，“他在家待了七年，没出过门，什么都不会，身上可能也没钱……”
“大爷，您别急。”警察打断他，“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一下，留个联系方式。您也再找找，问问亲戚朋友，看看他常去的地方。要是过两天还没消息，您再来，我们帮您查监控。”
老周知道再说也没用，点点头，填了表，留了电话。
从派出所出来，已经中午了。他在路边摊买了两个包子，一边走一边吃，脑子里想着下一步去哪。
亲戚朋友。
儿子有朋友吗？老周仔细想，想了很久，想到一个人。
高中同学，叫李伟。那会儿两家住得近，两个孩子常一块上下学。后来李伟考去了南方，联系就少了。但前几年，好像听儿子提过一次，说李伟回来了，在本地开了个修车店。
老周拿出手机，翻通讯录。没有李伟的电话。他想了想，拦了辆出租车。
“师傅，去汽修一条街。”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哪家？”
“随便，到地方就行。”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停在一片汽修店门口。老周下车，一家一家问。问了三家，第四家的伙计说，认识李伟，就在前面拐角那家“伟子修车”。
老周走过去。店面不大，门口停着两辆待修的车，地上油污斑斑。里头有个男人正蹲在地上卸轮胎，背对着门口，穿着工装裤，身上都是油。
“请问，李伟在吗？”
男人回过头，三十来岁，国字脸，皮肤黑，看见老周，愣了一下，站起来。
“我是李伟，您找我？”
老周走过去，说明来意。
李伟听完，皱起眉头。
“周叔，我和明远……好久没联系了。”他说，“高中毕业后就没怎么见过，他上大学，我打工，后来我去了南方，他留在这儿。前几年我回来开店，倒是碰见过他一次，在超市，打了个招呼，也没多聊。”
“他那时候……看着怎么样？”
李伟想了想：“挺瘦的，脸色也不太好。我问他最近干嘛呢，他说在家待着。我说待着干啥，他说没想好。我也没好多问，就寒暄了两句，走了。”
他顿了顿，看着老周：“周叔，明远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老周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他说：“他走了，留了封信，没说去哪。我找他，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李伟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摇头：“没有，早没了。”
老周心里那点希望，又灭了。
“周叔，您别急。”李伟说，“我再帮您问问别的同学，有消息我联系您。”
老周道了谢，留了电话，转身要走。李伟叫住他。
“周叔。”
老周回头。
李伟犹豫了一下，说：“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我那次在超市碰见明远，他……他看着不太对劲。”李伟斟酌着词句，“也不是说生病，就是……整个人很沉，像是背着很重的东西。我跟他说话，他眼睛都不怎么看人，就盯着地上。我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但我总觉得，不像没事的样子。”
老周点点头：“谢谢。”
“您要是找着他，替我带句话。”李伟说，“就说，老同学都惦记着他，让他好好的。”
“好。”
老周离开修车店，沿着街走。风刮在脸上，干冷干冷的。他走了很久，走到腿发酸，走到天擦黑，走到不知道该往哪去。
手机响了，是刘桂芬。
“老周，你在哪？”
“外面。”
“找到什么了吗？”
“没有。”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回来吧。”刘桂芬说，“我做点饭。”
“嗯。”
老周挂了电话，拦了辆公交车。车上人挤人，他抓着扶手，看着窗外闪过的灯光，一盏一盏，连成线，又断掉。
回到家，刘桂芬已经做好了饭。一盘炒白菜，一盘土豆丝，两碗米饭。两人面对面坐下，默默吃。
吃到一半，刘桂芬放下筷子。
“我今天在家，又翻了一遍。”她说，“在明远床垫底下，找到这个。”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过来。
老周接过，翻开。
是个日记本，很薄，只有十几页。前面的页撕掉了，只剩最后几页有字。字迹很潦草，写得歪歪扭扭，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看不清。
老周凑到灯下，仔细看。
“3月12日。又熬过一天。妈打电话来，问我在干嘛，我说在吃饭。其实没吃，不饿。外面在下雨，屋里很冷，我把暖气开到最大，还是冷。不知道他们在南方怎么样，应该也冷吧。听说那边没暖气，冬天屋里比外头还冷。我对不起他们。”
“3月15日。梦见爸了。梦见小时候，他背我去看冰灯。我趴在他背上，他走得很稳，我一点儿也不怕。醒来枕头是湿的。我很久没哭了，以为自己不会哭了。”
“3月20日。李医生今天说，我再这样下去不行，得吃药。我说我不吃，吃了也没用。他说不吃会更糟。我不知道什么叫更糟，还能糟到哪去。我已经在地狱里了。”
“3月25日。撑不下去了。真的撑不下去了。每天睁开眼，都觉得是折磨。为什么要醒来？为什么还要活着？我这样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除了拖累爸妈，除了让他们丢脸，我还能做什么？”
“4月1日。愚人节。要是这一切都是个玩笑就好了。要是我明天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梦，我其实是个正常人，有喜欢的人，有工作，有朋友，该多好。可是不是。我是怪物。从里到外，都是怪物。”
“4月5日。清明。给爷爷扫墓。站在坟前，想哭，哭不出来。爷爷要是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认我这个孙子？爸要是知道，会不会不要我了？妈要是知道，会不会哭死？我不敢想。”
“4月10日。决定了。就这几天吧。把该处理的处理了，该留的留了，然后就走吧。去哪都行，只要不在这里。或者，哪都不去，也挺好。”
日记到这里就断了。
后面是空白的页。
老周盯着最后那几行字，盯了很久。那些字在眼前晃，晃得他头晕。他合上本子，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这是什么时候的？”他问。
“看日期，是今年春天。”刘桂芬的声音在抖，“那时候我们还在南方，他还接我电话，还说没事，还说都好……”
她说不下去了，捂住脸，肩膀又开始抖。
老周把本子放在桌上，手按在上面，按得很用力。纸张的边缘硌着手心，有点疼。
“李医生是谁？”他问。
刘桂芬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不知道。没听他提过。”
“得找到这个李医生。”
“怎么找？”
老周想了想，翻开本子，又看了一遍。在3月20日那页，除了“李医生”三个字，没有其他信息。没有姓氏，没有地址，没有电话。
“明天我去医院问问。”他说。
“哪家医院？”
“能问的都问。”
刘桂芬点点头，擦了擦眼睛。
“老周，”她轻声说，“你说，他写这些的时候，该有多难受。”
老周没回答。
他不知道。他想象不出来，一个人每天醒来都觉得是折磨，是什么感觉。他活了六十五年，苦过累过，被人瞧不起过，也挣扎过，但从没觉得活着本身是种折磨。
儿子却觉得是。
他觉得活着是折磨，因为他是“怪物”。
老周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全黑了，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在地上投出昏黄的光晕。有个人影从光里走过，低着头，走得很快，像在逃。
他看了很久，直到那个人影消失在黑暗里。
“睡吧。”他说。
第二天，老周起了个大早。
他煮了粥，煎了鸡蛋，叫刘桂芬起来吃。刘桂芬眼睛肿得厉害，显然又是一夜没睡好。两人沉默地吃了早饭，老周收拾碗筷，刘桂芬坐在桌边，盯着那个日记本。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你在家等着，万一……”
“没有万一。”刘桂芬打断他，“他要是想回来，早就回来了。不会留那封信，不会写这些。”
老周看着她。
刘桂芬站起来，走进卧室，换了身衣服，又出来。
“走吧。”她说。
两人出了门，先去了最近的社区医院。挂号处的人听了描述，摇头，说没有姓李的医生。又去了区医院，问了一圈，也没有。接着是市医院，中医院，精神病院，能想到的都去了，都说没有。
中午，两人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啃着早上带的馒头。
“会不会是心理医生？”刘桂芬忽然说。
老周愣了一下。
“日记里写，李医生让他吃药。”刘桂芬说，“心理医生才开药。”
老周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他掏出手机，搜“心理咨询”，跳出来一堆结果。他挨个打电话，问有没有姓李的医生。打到第七个，对方说，有，李医生，全名李建华。
“您有预约吗？”电话那头是个女声。
“没有，我想咨询点事。”
“李医生今天不上班，您明天再来吧。”
“那他什么时候在？”
“周三周五下午在，其他时间不在。”
今天就是周三。
老周问清楚地址，挂了电话，对刘桂芬说：“找到了，下午去。”
地址在城南的一个小区里，不是正规诊所，就是个居民楼的一楼，改了改，挂了块牌子，写着“心理咨询”。老周和刘桂芬按了门铃，等了一会儿，门开了，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戴着眼镜，穿着毛衣，看着挺温和。
“是李医生吗？”
“我是，您二位是？”
“我们是周明远的父母。”
李医生的表情变了变，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里布置得很简单，几张沙发，一个茶几，几盆绿植。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李医生请他们坐下，倒了水。
“明远他……”她斟酌着词句，“还好吗？”
“他走了。”老周说，“留了封信，不见了。我们在他的日记里看到您，所以来问问。”
李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他最后一次来，是三个月前。”她说，“那天他状态很不好，我建议他住院治疗，他不肯。他说住院也没用，治不好。”
“治不好什么？”刘桂芬问。
李医生看着他们，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
“抑郁症。”她说，“重度抑郁，伴随焦虑。他来我这里一年多了，一直断断续续地治疗，吃药，做咨询。但效果……不太好。”
屋子里很静，能听见窗外风吹过的声音。
“为什么？”刘桂芬的声音发颤，“他为什么会抑郁？他有什么好抑郁的？我们没打他没骂他，他要什么我们给什么，他……”
“桂芬。”老周打断她。
李医生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
“抑郁的成因很复杂，有时候不一定是外部原因。”她说，“明远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他跟我谈过很多，关于他的……性取向。”
最后三个字，她说得很轻，但很清晰。
刘桂芬的脸色白了。
老周坐在那儿，没动。
“他说，他从小到大，都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李医生继续说，“上中学时，别的男生讨论女生，他没兴趣。上大学，室友谈恋爱，他不敢谈。工作后，家里催婚，他压力很大，相过几次亲，每次都很痛苦。他说，他试过去喜欢女孩，但做不到。”
“后来他辞职，回家，把自己关起来，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这个。”李医生说，“他觉得无法面对社会，无法面对家人，无法面对自己。他说，他每天醒来，都希望自己是个‘正常人’，可他不是。他改变不了，也接受不了。”
“所以他抑郁。”老周说。
“是。”李医生点头，“抑郁只是表象，深层的原因是他无法接纳真实的自己，也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觉得自己是个错误，是个不该存在的人。”
刘桂芬捂住嘴，眼泪涌出来。
“这半年，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李医生声音低下去，“有几次咨询，他几乎不说话，就坐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小时。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在想怎么死比较不痛苦。”
老周的手握成了拳，指甲抠进手心。
“我劝过他，也联系过他的家人，但他不肯给我联系方式。”李医生说，“他说，不想让父母知道，不想让他们难过。他说，父母养大他不容易，他不能给他们丢脸。”
“丢什么脸？”刘桂芬哭出声，“他是我儿子，有什么丢脸的？”
李医生看着她，眼神温和，但带着悲悯。
“对他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她说，“他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不想让父母失望。可这件事，他改变不了，也隐瞒不了。他卡在中间，进退两难。”
老周想起儿子说“说了你们也接受不了”时的表情。那时候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儿子不是不相信他们，是不敢赌。他怕说出来，连最后这点亲情都保不住。
“他最后一次来，说了什么？”老周问。
李医生想了想。
“他说，他决定了。”她说，“我问决定什么，他不说。只是说，以后不来了，谢谢我。我问他要去哪，他摇头，说不知道，走到哪算哪。我劝他再考虑考虑，他说，考虑了七年了，考虑够了。”
她顿了顿，看着老周和刘桂芬。
“我问他，要不要告诉父母。他说，不告诉，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当我没存在过，这样对大家都好。”
刘桂芬的哭声大起来，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
老周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盯着茶几上的水杯，水是满的，冒着热气，热气慢慢上升，散在空气里。
“李医生，”他说，“您觉得，他会去哪？”
李医生摇头。
“我不知道。”她说，“但以他现在的状态，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他需要帮助，需要治疗，需要有人陪着。”
“我们陪他。”刘桂芬抬起头，脸上全是泪，“我们陪他，我们治，花多少钱都治……”
“现在的问题不是治不治。”李医生说，“是他愿不愿意被治。他把自己封闭得太久了，不相信有人能接受他，也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接受。”
她站起来，走到书桌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老周。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找到他，随时给我打电话。另外，我建议你们报警，虽然他成年了，但现在的情况，可以申请协助查找。”
老周接过名片，道了谢。
两人离开咨询室，走在小区里。天阴着，像是要下雨。风刮过来，带着湿气，凉飕飕的。
刘桂芬一直哭，走几步就停一下，擦眼泪。老周走在她旁边，没说话，也没扶她。他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儿子小时候趴在他背上笑的样子，一会儿是儿子说“爸，对不起”的样子，一会儿是李医生说的“他想怎么死比较不痛苦”。
走到小区门口，刘桂芬忽然站住，抓住老周的胳膊。
“老周，我们去找他。”她说，“不管去哪，不管花多少钱，我们去找他。他还活着，一定还活着，我们得找到他，带他回家。”
老周看着她红肿的眼睛，点了点头。
“找。”他说。
接下来的几天，老周和刘桂芬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地方。
他们去火车站，去汽车站，去机场，查监控，问工作人员，有没有见过一个三十来岁、瘦高、脸色苍白的男人。没有结果。
他们去儿子可能去的公园，去江边，去郊区，拿着照片问路人，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人见过。
他们印了寻人启事，贴在大街小巷，电线杆上，公告栏上，超市门口。照片是那张毕业照，下面的字是刘桂芬写的：明远，回家吧，爸妈等你。留了电话。
电话响过几次，有说在城东见过的，有说在城西见过的，老周和刘桂芬每次都跑去，每次都是空跑。有一次有人说在桥底下看到一个像的，他们赶过去，是个流浪汉，不是儿子。
一周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天晚上，老周和刘桂芬坐在客厅里，谁也没开灯。窗外有月光，冷冷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一块白。
“老周，”刘桂芬忽然开口，“你还记不记得，明远小时候，最喜欢去哪？”
老周想了想。
“江边。”他说，“夏天带他去游泳，他能在水里泡一下午。”
“还有呢？”
“公园，有猴山那个，他喜欢看猴子。”
“还有呢？”
老周沉默了。他努力想，想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想他喜欢去哪，喜欢玩什么。可时间太久了，很多细节都模糊了，想不起来了。
“他喜欢安静的地方。”刘桂芬说，“不喜欢人多。带他去庙会，他拽着我衣角，躲在我身后，说人太多，吵。”
“他喜欢看书。小时候一去书店就不肯走，坐在地上看，看到书店关门。”
“他喜欢猫。楼下有只野猫，他天天去喂，后来猫不见了，他哭了好几天。”
“他喜欢吃我做的打卤面，每次都能吃两大碗。”
“他怕黑，小时候睡觉要开着小夜灯，开到上初中才敢关。”
刘桂芬一句一句地说，说得很慢，像是从记忆深处一点点往外挖。老周听着，没插话。那些细节，有些他记得，有些他不记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对儿子的了解，原来这么少。
少到儿子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害怕什么，他都不知道。
不，他知道一些，但知道得不够深，不够细。他知道儿子喜欢安静，但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安静。他知道儿子不爱说话，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爱说话。他知道儿子把自己关起来，但不知道他关起来的时候，在想什么。
“老周，”刘桂芬的声音很轻，“我们是不是……从来就没真正了解过他？”
老周没回答。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月光慢慢移动，从地板移到沙发上，移到他们身上。老周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搬过砖，扛过水泥，握过铁锹，打过儿子一次——那是他六岁的时候，偷了邻居家的钱，被他发现，按在腿上打了一顿。儿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再也不敢了。
那是他唯一一次打儿子。
后来儿子长大了，他没再动过手。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该怎么管。儿子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远，他伸出去的手，总是够不着。
“明天我去派出所问问监控。”他说，“看看能不能查到他去哪了。”
刘桂芬点点头。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去睡觉。躺在床上，都睡不着。老周盯着天花板，刘桂芬侧着身，背对着他。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光。
不知过了多久，刘桂芬轻声说：“老周，要是找不着他，怎么办？”
老周没说话。
“我有时候想，他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们。”刘桂芬说，“他留那封信，就是不让我们找。他写那些日记，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走了，就是不想再见了。”
“别瞎想。”
“我不是瞎想。”刘桂芬翻过身，面对老周，“我是他妈，我了解他。他打小就这脾气，什么事都憋在心里，憋不住了，就躲。小时候跟同学吵架，躲屋里不出来。高考没考好，躲同学家三天不回家。现在，他躲到一个我们找不着的地方去了。”
老周听着，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他想让我们当他死了。”刘桂芬说，“这样他就不欠我们的了，我们也不用惦记他了。两清了。”
“胡说。”
“我没胡说。”刘桂芬的声音带着哭腔，“他就是这么想的，我看出来了。那封信，那日记，字字句句，都是这个意思。他觉得他是累赘，是负担，是丢脸的事。他走了，我们就轻松了，就不用为他操心了。”
她停住，吸了吸鼻子。
“可他不知道，他走了，我们更操心。他活着，好歹人在那儿，我能看见他，能听见他说话，能给他做饭。他走了，我连他在哪都不知道，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把脸埋进枕头里，哭声闷闷的。
老周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背。一下，两下，很轻。刘桂芬的背在抖，抖得很厉害。他拍着，拍着，像拍小时候哭闹的儿子。
拍着拍着，他的手停住了。
他想起儿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夜里哭个不停。他抱着儿子，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拍，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儿子哭累了，在他怀里睡着，小脸贴着他的胸口，湿漉漉的。
那会儿儿子多小啊，一只手就能托住。
怎么一转眼，就这么大了，就这么走了。
老周收回手，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没拉严，能看见外头黑沉沉的天，和一点点微弱的光。那是远处街灯的光，穿过重重黑暗，照到这里，已经弱得几乎看不见了。
他盯着那点光，看了很久。
第二天，老周去了派出所。
接待他的还是那个年轻警察，看到他，愣了一下。
“大爷，您儿子有消息了？”
“没有。”老周说，“我来问问，能不能查监控。”
警察面露难色：“大爷，这个有规定的，得立案才能调监控。您儿子这种情况，确实不符合立案条件。”
“他都留遗书了，还不符合？”
“遗书？”警察坐直了身子，“您上次没说有遗书。”
“我以为那封信不算遗书。”老周说，“他说他不在了，让我们别找他。”
警察想了想，说：“您把那封信拿来我看看，如果内容确实显示有自杀倾向，我们可以按特殊情况处理。”
老周赶回家，拿了那封信，又赶回派出所。警察看完信，眉头皱紧了。
“这信……确实有点问题。”他说，“但光凭这个，还是不够。您有没有其他证据，比如日记、聊天记录之类的，能证明他有轻生念头？”
老周把日记本也拿来了。
警察翻开，看了几页，表情越来越严肃。看完，他合上本子，抬头看老周。
“大爷，您等等，我去找领导汇报一下。”
他拿着信和日记本进了里屋。老周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等了一个多小时，警察才出来，后面跟着个年纪大点的，像是领导。
“大爷，您儿子的情况我们了解了。”领导说，“我们马上安排人手，调取相关监控。您把您家的地址，还有您儿子可能去的地方，都写下来。”
老周写了，写得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一页纸。
“我们会尽快查，有消息马上通知您。”领导说，“您也先别太着急，回家等消息。”
老周道了谢，走出派出所。外头阳光很好，刺得他眼睛疼。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车和人。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都有自己的去处。
只有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去了哪。
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才起身往家走。路过菜市场，他进去买了点菜。刘桂芬这几天没好好吃饭，瘦了一圈，得补补。
回到家，刘桂芬不在客厅。老周喊了一声，没应。他放下菜，走进卧室，看见刘桂芬躺在床上，面朝里，像是睡着了。
他走过去，在床边坐下。
“桂芬。”
刘桂芬没动。
老周伸手，碰了碰她的肩膀。刘桂芬转过身，眼睛是睁着的，红红的，没哭，但眼神是空的。
“派出所那边，答应查监控了。”老周说。
刘桂芬点点头，没说话。
“我买了菜，一会儿做点吃的。”
“嗯。”
“你想吃什么？”
“随便。”
老周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刘桂芬叫住他。
“老周。”
他回头。
刘桂芬看着他，看了很久，才轻声说：“要是找不着，咱们怎么办？”
老周站在门口，没回答。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日子一天天过去，监控查了，没结果。儿子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坐车，没住店，没出现在任何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派出所那边说，可能走了小路，或者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查起来有难度。
老周和刘桂芬继续找。印更多的寻人启事，贴更远的地方。问更多的人，跑更多的地方。钱花得像流水，但没人计较这个。刘桂芬把存折拿出来，取钱，一张一张地取。老周没拦着，他知道，这时候钱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人。
找到人，比什么都强。
那天下午，老周从外面回来，看见刘桂芬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个相册，一页一页地翻。他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相册是旧的，塑料膜都黄了。里头是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百天照，周岁照，幼儿园毕业照，小学毕业照，初中毕业照，高中毕业照，大学毕业照。一张一张，记录着儿子怎么从一个皱巴巴的婴儿，长成清瘦的少年，再长成沉默的青年。
刘桂芬的手指停在一张照片上。
那是儿子十岁生日拍的，穿着新衣服，戴着生日帽，对着镜头笑，缺了两颗门牙。老周记得那天，他下了夜班，特意去蛋糕店买了个蛋糕，上面写着“明远十岁快乐”。儿子吹蜡烛的时候，一口气全吹灭了，然后抬头看他，眼睛亮晶晶的，说，爸，我许愿了。
“他许的什么愿？”刘桂芬忽然问。
老周愣了一下。
“我问他许的什么愿，他不说，说说了就不灵了。”刘桂芬的声音很轻，“现在想想，他那时候许的愿，是不是就是……当一个正常人？”
老周没说话。
刘桂芬继续翻相册。翻到后面，照片少了，间隔也长了。儿子上高中后，就不爱拍照了，每次拍照都躲，说不上相。大学毕业那张，是硬拉着他拍的，他站在同学中间，笑得很勉强。
最后一张照片，是七年前，儿子辞职回来不久，刘桂芬拉着他拍的。那是个周末，阳光很好，刘桂芬说，明远，咱们拍张照吧。儿子说，拍什么拍，没意思。刘桂芬硬拉他过来，站在窗前，用手机拍了一张。
照片里的儿子，瘦得脱了形，眼窝深陷，嘴角向下撇着，没有一点笑模样。刘桂芬挨着他，努力笑着，但眼睛里全是担忧。
那是儿子最后一张照片。
刘桂芬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合上相册，抱在怀里。
“老周，”她说，“我想他了。”
老周伸出手，把她搂进怀里。刘桂芬靠在他肩上，没哭，但身体在微微发抖。老周搂着她，轻轻拍着她的背，像拍小时候的儿子。
窗外天色暗下来，黄昏的光线斜斜地照进来，把屋子染成暖黄色。远处传来炒菜的声音，锅铲碰着铁锅，刺啦刺啦的。谁家孩子在哭，声音尖尖的，一会儿又停了。
这个世界还在照常运转。
只有他们家，停在了某个地方，再也转不动了。
那天晚上，老周做了个梦。
梦见儿子小时候，大概五六岁，骑在他脖子上，去看元宵灯会。人很多，挤来挤去，他怕儿子摔着，两只手紧紧抓着儿子的腿。儿子一点不怕，兴奋地大叫，指着远处的龙灯，说，爸，看，龙！
龙灯很大，很亮，在夜色里游动，鳞片闪着光。
儿子看得入迷，小手抓着他的头发，抓得很紧。
后来儿子大了，不让他扛了。有一次他蹲下来，说，来，爸扛你。儿子躲开，说，爸，我都多大了。他讪讪地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梦里，他又蹲下来，说，来，爸扛你。
儿子走过来，趴在他背上。很轻，像一片羽毛。
他站起来，往前走。周围是黑漆漆的夜，没有灯，没有人，只有他和背上的儿子。他走啊走，走啊走，不知道要去哪。儿子在他背上说，爸，我冷。
他说，不怕，爸在。
儿子又说，爸，我错了。
他说，你没错。
儿子说，我错了，我不该那样。
他说，你没错，是爸错了。
然后他就醒了。
睁开眼睛，天还没亮，屋子里黑漆漆的。刘桂芬在身边睡着，呼吸均匀。老周轻轻起身，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茶几上放着那封信。
他拿起来，就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又看了一遍。那些字他都能背下来了，但还是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是要从字缝里看出点什么。
看到最后，他的目光停在最后一行。
“爸，妈，对不起。下辈子，我争取当个正常人，当你们的好儿子。”
下辈子。
老周盯着那三个字，盯了很久。
然后他放下信，靠在沙发背上，闭上眼睛。
眼泪终于流下来，顺着眼角，流进鬓角，凉冰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