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彤：歌从田野来

①2024年5月，张天彤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策划主讲高淳民歌讲唱会。

②张天彤在田野调查中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受访者供图

③张天彤在田野调查中与少数民族群众交流。受访者供图

　　从“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出发，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彤用20多年的田野跋涉践行着这句话。这些年，她一头扎进了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冷门”，在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同胞的歌声中，打捞、传承濒危的文化记忆。

　　2023年，张天彤负责的“中国东北无文字少数民族民歌数字化整理及传承机制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者个人项目，是当年度全国专业艺术院校唯一的获批者。

　　我一头扎进田野里，开展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抢救工作，至今已有20多年了。

　　1999年，我的硕士导师谢嘉幸老师在一次全国音乐教育会议上发出倡议——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

　　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吗？不会，真的不会。我接受的是西方音乐教育，学习的是西方的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练习的是钢琴。

　　谢老师这一倡议发出时，正值世纪之交，彼时中国的音乐文化走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历史拐点。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大家认为需要回看下中国音乐教育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哪些值得反思，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2002年硕士毕业后，我留在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工作。当时，学校启动了一项特色馆藏项目——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建设。在项目组学术顾问樊祖荫、乔建中等前辈的悉心指导下，我负责带领团队奔赴全国各地采风调研、收集资料。我清晰地记得，2005年8月8日，在大兴安岭深处、古代拓跋鲜卑祖先的居住地嘎仙洞洞口，项目组顾问、著名音乐理论家赵宋光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国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音乐研究目前在国内是一片空白，你应该给予更多关注，这是你未来的学术生长点。”

　　听完他这句话，我眼睛亮了，看到了自己应该做的方向。

　　做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便是田野调查。我总结出四点经验：第一是真诚，真心实意前来请教学习；第二是虚心，把自己当作小学生，放下姿态，绝不趾高气扬、高高在上；第三是尊重，尊重他们的文化，心怀敬畏，维护受访人的知识产权，不将他人成果据为己有；第四是有来有往，真心与受访人交朋友，采访结束不是一段关系的终止，而是友谊的真正开始。此外，还要给予受访人相应的劳动回报。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特别喜欢、也很擅长田野工作。一方面，我有着女性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具备的独特优势——细腻与敏锐，另一方面，我的思维偏向具象化，在实践中学习是我获取知识、探求真知的有效路径。我认为，这些在田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是真实的知识，是扎实的知识，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知识。

　　前两年，我完成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歌从田野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濒危抢救项目——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我和团队抢救了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北方人口较少民族的濒危音乐，从近700首民歌中精心挑选出350首，编辑成书。

　　有人看不起这项工作，认为这只是收集资料，而非真正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田野采集的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所谓学术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坚信，只有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才能正确回答“有什么”“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深层解释“为什么”。

　　现在，有的学生选择研究课题时，常说找不到题目，认为某个区域或课题已被研究过了。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只要弯下腰去深耕，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找到学术的生长点。课题是常做常新的。

　　20年前，我就开始研究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民歌。我了解到，他们主要集中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的一些地区，但在新疆塔城也有分布。这背后有一段历史。1763年，清政府下令从东北嫩江一带征调青壮年官兵，其中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官兵各500人，携带家眷前往新疆戍边卫国、屯田永驻、永不返乡。当年，这支戍边队伍长途跋涉4000多公里，横跨森林、高原与戈壁，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抵达新疆伊犁，建立索伦营。我是含着泪读完这段历史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这段沉重而壮美的历史中。

　　当地有很多民歌都与这段迁徙有关。在新疆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中广为流传的《彩云之乡》，歌中通过唱述盘旋天空的鸟儿眺望东北的姿态，来抒发对东北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此前，我做这项工作更多是出于兴趣与好奇，了解索伦营戍边卫国的历史后，我将北方人口较少民族音乐研究视为责任与使命。我深刻意识到，一个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都是独特的，是不可复制、不可被替代的。

　　就像把碎了的文物修复完整一样，2012年，我对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新疆的达斡尔族4个方言区的歌舞进行了全面梳理，完成了博士论文。一年后，我又在中国音乐学院策划组织了“四方言区达斡尔族传统歌舞展演暨达斡尔族传统歌舞艺术学术研讨会”。那次活动汇聚了近百位民间歌者、舞者，以及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服饰、手工等领域的专家与地方学者，开展了扎实深入的跨学科研讨交流。这场活动被达斡尔族人称为“达斡尔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活动最后，来自4个方言区的达斡尔族人相拥而泣、难舍难分。尽管跨越时空、相隔千里，但以传统歌舞为纽带，他们通过展示、交流、研讨，实现了相互欣赏、彼此尊重，达到了感情上的高度一致。也正因为做了这些事，达斡尔族非常认可我。达斡尔族有一首经典民歌《心上人》，他们说：“张天彤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心上人。”

　　他们对我的认可、接纳与厚爱，是荣誉，更是责任。我想要为他们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敖丽芳原本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招待所的服务员，天生一副好嗓子，后来调入呼伦贝尔歌舞剧院成为专业演员。2013年夏天，剧院领导请我帮敖丽芳在学校找一位资深声乐老师指导。但我屡屡碰壁，最后，我找上了吴碧霞老师。当时吴老师怀有身孕，孕期反应强烈。我硬着头皮对吴老师说：“碧霞老师，我代表13万达斡尔族人，恳请您收下敖丽芳这个学生！”吴老师被我的诚意打动，无条件收下了她，悉心指导。结业时，我与吴碧霞老师一起为敖丽芳策划了独唱音乐会，这也是达斡尔族历史上的首个独唱音乐会。如今，敖丽芳已成为达斡尔族最具代表性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

　　常有人问我，怎么选了这样“冷门”“小众”的事业，投身了一个研究人口少、地域偏远，注定成不了社会和头条“热门”的领域？

　　的确，从人口数量看，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都是人口较少民族；从空间距离看，居住地十分偏远。即便是现在，想要拜访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白银纳乡白银纳村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关金芳老师，从北京出发到她家，仍需4天3夜。需要先乘飞机，再坐绿皮慢火车，接着转大巴，最后拼出租车才能到。去年暑假，我带学生在村子里住了3宿，我们七八个人分别住在3家民宿，全村只有一家小饭店。

　　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思想波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得知我认识的一位作曲家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大奖。据他本人说，他找别人要了几首采录的民歌，构思了几天就写出一首民族风格声乐作品，随即获奖。那天，我正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四牛录（大队）录制锡伯族民歌。看到这条新闻，心情复杂，觉得自己天天钻深山老林、农村牧区，到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克服各种困难去收集采录民歌，图个啥呢？不过，这种想法只持续了不到半小时，我便释然了，继续投入工作。

　　这几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备受关注，也获得了诸多政策支持。有人羡慕我踩上了“风口”，“迎合”了时代。但其实，无论“冷”与“热”，这都是我20多年前就决心做好的事业，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当然，学者不能只停留在著书立说，还要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做好调查研究者、保护者，也要做好传承者与发展者。

　　这些年，我一方面抓教学传承，以学校开设的民歌课程为基础，组织学生成立第二课堂“新山歌社”，举办了60多期非遗传统民歌进校园活动。另一方面，我定期在国家大剧院举办民歌讲唱会，邀请各地非遗传承人登上舞台，推动民歌在更大范围社会化传播。

　　回望过往，我做了这么多事，其实始终践行的就是谢嘉幸老师当年的那句话——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我曾感慨地对谢老师说：“老师啊，您的一句话，就是我的一辈子。”

　　一块石头，也可以改变河流的方向。我愿做这样一块石头，即便身处少人问津的“田野”，也坚守初心，让濒危的传统民歌汇入生生不息的文化长河，激起奔涌的浪花，让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5月26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