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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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的一个冬日清晨，北京秦城监狱的大门在寒风中缓缓打开。
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迈着有些蹒跚的步伐走出了这道厚重的铁门。
十四年的牢狱生涯，把一个中年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者。
他叫关锋，本名周玉峰，字秀山，1919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庆云县周辛村。
那天的阳光格外刺眼，关锋眯着眼睛，用手遮挡了一下。
十四年里，他无数次想象过走出这扇门的情景，可真正站在门外时，却发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已经陌生得不知所措。
从1968年1月进来，到1982年1月出去，整整5110个日日夜夜就这样过去了。
走出监狱时，关锋已经62岁。
组织上给他做了妥善安排，恢复了相应的干部待遇，安排他住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那里是《红旗》杂志社的家属大院。
每月发放生活补助，最初是150元，这在当时已经不算少。按照局级标准给予生活待遇，医疗费用由《求是》杂志社报销。
更让人意外的消息传来了。他的故乡山东德州下辖的庆云县，听说关锋出狱后打算回乡养老，县里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专门为他建造了一栋两层的独栋小楼房。
房子选址在县城较好的位置，有独立的院子，上下两层加起来面积不小。
院子里种了树，铺了砖，房间里水电暖气一应俱全，家具也配备齐整。按照当时县城的标准，这样的居住条件已经相当优越。
德州方面还特意派人到北京，带着诚挚的邀请来见关锋。来人转达了家乡的心意，房子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入住，就等着他回去安度晚年。
面对家乡的盛情，关锋只是摇了摇头，说自己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折腾，还是留在北京吧。
来人劝了几次，关锋态度很坚决，始终没有答应。
就这样，那栋专门为他建造的房子一直空着，从1982年一直空到2005年6月7日关锋在北京去世，整整23年时间，主人从未踏进过一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享受着优厚待遇的老人，家乡专门为他建造了宽敞的住宅，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他为何宁愿住在北京的大院里，也不愿回到那栋专门等着他的房子里去。
【一】贫寒少年立志求学，十四岁投身革命洪流
要了解关锋为何不愿回乡，得从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1919年7月，关锋出生在山东省庆云县周辛村。
庆云县地处山东省西北部，与河北省沧州市接壤，历史上这个地方曾多次在山东、河北两省之间划转。
1958年11月，庆云县与河北省盐山县、孟村回族自治县合并，称盐山县，归天津市管辖。
1961年恢复庆云县建制，属河北省沧州专区。直到1965年，庆云县才从河北省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管辖，此后一直属于德州市。
关锋的家庭条件很普通，不过在那个年代，能让孩子读点书已经很不容易。
童年时代，关锋在村里的私塾读了两年书，念的是四书五经。
虽然只是启蒙教育，可这两年的私塾为他打下了古文基础，对他后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很大帮助。
北伐战争兴起后，新思想传播到了庆云县，县里开始有了新式学堂。
关锋考取了当时县里最好的学校——庆云中学。那时庆云中学还没有设立高中部，关锋读到初中毕业，这就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高正规教育。
在民国时期的农村地区，初中毕业已经算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
1933年8月，刚满14岁的关锋做了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年代，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要随时准备献出生命，可少年关锋没有犹豫。
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紧紧绑在了一起。
加入组织后，关锋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学校读书。青年时代，他一直在革命队伍中工作，辗转于山东、河北交界的冀鲁边区。
战争年代，生活艰苦，随时面临危险，可关锋凭着对理想的坚定信念，一步步走了过来。
1937年7月，18岁的关锋担任中共庆云县工委宣传委员。
在那个抗战刚刚爆发的年代，宣传工作非常重要，需要动员群众抗日，需要向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为谁而战。
关锋的文字功底在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他写的传单、标语、文章，通俗易懂，很能打动人。
同年9月，关锋担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政治主任。
1938年10月，他担任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那年他才19岁。
就是在乐陵县工作期间，关锋给自己取了"关锋"这个笔名。
他可能没想到，这个笔名会陪伴自己一辈子，甚至逐渐取代了本名周玉峰，成为世人对他的称呼。
关锋这个名字，锋芒毕露，带着一股锐气。
对一个投身革命的年轻人来说，这个笔名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气质。
从此以后，无论是工作文件还是发表文章，他都署名关锋，周玉峰这个名字渐渐被人遗忘。
1939年5月，20岁的关锋调任中共冀鲁边区二地委宣传部长。
宣传部长这个职务，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关锋口才好，文笔也好，做宣传工作得心应手。
那个年代的宣传工作不像现在这么复杂，主要靠的是演讲、写文章、办报纸。关锋在这些方面都很在行，名气也就越来越大。
【二】战火中成长，解放后主持教育与新闻工作
1944年，25岁的关锋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科长。
渤海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区域，包括现在的滨州、东营等地。
教育科科长这个职务，负责根据地的教育工作，包括干部培训、群众扫盲等等。关锋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
在渤海区工作期间，关锋接触到了康生。
康生当时在山东工作，对关锋的才华颇为赏识。这层关系对关锋后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在那个年代，能不能得到提拔重用，最重要的还是看工作能力和政治立场，关锋在这两方面都很突出。
1947年，28岁的关锋担任山东渤海师范学校校长。师范学校培养的是小学教师，在当时的根据地，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关锋当校长期间，不光要管理学校，还要亲自上课。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教材缺乏，师资不足，可关锋带着老师学生们克服种种困难，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1950年，山东解放后，局势稳定下来。31岁的关锋调到济南，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
从渤海区到省城济南，这是一个大的跨越。
在济南工作期间，关锋负责全省的理论教育工作，主要是组织干部学习理论，编写学习材料等等。
1952年，关锋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政治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学员都是从各地选拔上来的优秀分子。
关锋既当处长又当校长，工作非常繁忙。当校长不是挂名，他要亲自备课、上课，还要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
在山东工作期间，关锋还担任过《黎明报》社长。《黎明报》是山东的一份地区性报纸，关锋当社长期间，不光要管理报社，还要亲自写稿、改稿。
那时候的报社规模不大，人手也不多，社长必须什么都会干。关锋在这个岗位上锻炼了办报能力，也积累了新闻工作经验。
当社长、当校长、当处长，关锋在这些岗位上都干得不错。他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写能讲，理论水平高。
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可他从小读过私塾，有古文底子，再加上工作后不断自学，在哲学理论方面的造诣越来越深。
那些年，关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读书、写作。
当社长要写稿改稿，当校长要备课上课，当处长要写理论文章，这些工作都在逼着他不断学习。
他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
虽然学历不高，可论起学问来，关锋在山东理论界已经有了名气。
【三】进京担任要职，成为理论界知名人物
1956年，对关锋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37岁，正值壮年，组织决定把他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研究组组长。
从地方到中央，从济南到北京，这个变化对关锋来说意义重大。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一个重要部门，负责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
关锋担任哲学研究组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为中央提供理论参考。
这个职务虽然不算特别高，可工作很重要，接触到的都是高层次的理论问题。
关锋到北京后，工作环境和在山东完全不一样。
北京的理论界人才济济，各种学术讨论非常活跃，能接触到的资料也比山东丰富得多。
关锋如鱼得水，在理论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那个时期，关锋用过很多笔名。除了"关锋"这个最常用的名字，他还用过庆云、古棣、何明、东方明、撒仁兴等笔名。
用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在当时的理论界是常见做法。有些文章比较敏感，用笔名发表比较合适；有些文章观点比较新，也需要用笔名试探反应。
1956年，关锋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能当选党代会代表，说明他在党内的地位已经相当重要。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能参加这次大会，对关锋来说是很大的荣誉。
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关锋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对这场运动的发动和发展了解得一清二楚。
他搜集整理材料，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还撰写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1957年8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关锋的文章《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通过反右派运动，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被称为"左派新秀"。三个人都是靠写文章起家，都很年轻，都在理论界崭露头角。
这次运动后，关锋被正式调入更重要的岗位工作。
1958年，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刊物，地位非常高。
关锋在杂志社的工作是编辑《思想理论动态》，这份内部刊物专供伟人参阅。能做这个工作，说明关锋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度都得到了认可。
关锋编的材料、写的文章，经常能得到伟人的批示。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对关锋也非常赏识。
陈伯达本身就是理论家，他欣赏关锋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也看重关锋的写作能力。
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编委，这个职务在杂志社算是比较高的了。
在《红旗》杂志工作的那几年，关锋除了日常工作，还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
他对先秦哲学特别感兴趣，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不是为了应付工作任务，而是真心热爱这门学问。
关锋虽然只有初中学历，可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960年代初期，关锋在理论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写的文章经常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在哲学界有了一定的地位。
关锋除了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在理论界获得了"新秀"的称号。
那时候的关锋，春风得意。从山东庆云县的农村孩子，到中央理论机构的重要人物，用了二十多年时间。
虽然走得不算特别快，可每一步都很扎实。关锋靠的是真本事——能写能讲，理论水平高，这些都不是混出来的。
1966年4月，关锋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副总编在杂志社是仅次于总编的职务，负责日常工作，权力很大。
这一年关锋47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前途一片光明。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关锋成为中央某小组成员，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
从这时起，关锋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报刊上，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
他和王力、戚本禹三人被称为"三秀才"，也被合称为"王关戚"。三个人都以笔杆子见长，写的文章在当时影响极大。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关锋写了大量文章。
1966年5月8日，他用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这篇文章一出来就引起巨大反响。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关锋的文章不断出现在"两报一刊"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
他的名字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那段时间，关锋住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入有专车接送，开会坐在重要位置。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文章、开会、主持《红旗》杂志的工作。
从一个农村孩子到全国知名人物，关锋用了三十多年。可他也许没想到，从巅峰跌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
这个事件成为关锋等人命运转折的关键节点。事件发生后，中央某小组的一些成员开始发表激烈言论。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重要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和《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这两篇社论由关锋主持起草。
与此同时，王力在8月7日的讲话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这些言论和文章，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
8月25日和26日，伟人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杨成武的汇报，内容包括王力的讲话和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等情况。
伟人对此表达了明确态度，要求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8月30日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了中央某小组碰头会。
会上，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伟人和中央的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会场的气氛突然变得凝重起来，关锋和王力都愣住了。
当时是戚本禹亲自将王力和关锋两人从会场送到钓鱼台2号楼。
临走时，戚本禹还对负责看管的警卫说了一句话："他俩还是首长，要好好对待。"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关照，可实际上已经说明，关锋和王力的身份变了，从"首长"变成了被看管的对象。
关锋被送到2号楼后，由警卫战士看管，不能随意走动，也不能和外界联系。
几天后，北京卫戍区派人将他和王力一起羁押到北京卫戍区。当时对戚本禹的处理是让他停职写检查，暂时不动，还要看看他的态度。
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被转移到西山的别墅区。
两人被分别软禁在两栋别墅里，不能见面，不能和外界联系。不过待遇还保持着，按照"请假检讨"之前的标准供应，吃住条件都不差。
在西山的那段日子，关锋每天就是看书、思考。别墅很安静，周围是山林，空气清新。
如果不是失去了自由，这里倒像是个休养的好地方。可关锋心里清楚，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从1966年到1967年，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一年前，他还是全国知名的理论家，住在钓鱼台，出入有专车，文章登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年后，他却被软禁在西山的别墅里，失去了自由，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人生的大起大落，莫过于此。
西山的秋天来得早，树叶很快就黄了。关锋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落叶，心里想着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
他写了那么多文章，开了那么多会，可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局。
那些被他的文章影响过的人，那些跟着他的观点行动的人，现在会怎么看他？
1968年1月，关锋被正式转送到北京秦城监狱。
从西山别墅到秦城监狱，这一步意味着什么，关锋心里很清楚。
这不再是"请假检讨"，而是真正失去了自由。高墙、铁窗、狱卒，这些东西将陪伴他度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是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关锋被关在单人牢房里，每天的生活单调而规律。早上起床，吃饭，放风，看书，吃饭，睡觉。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时间在这里变得漫长而难熬，一天就像一年那么长。
组织上虽然把他关进了监狱，可并没有对他进行刑事起诉，也没有经过审判，更没有判刑。
这种状态叫"隔离审查"，意思是先关起来，边审查边看情况。关锋在监狱里，等待着最终的处理结果。
这一等就是十四年。从1968年到1982年，整整5110个日日夜夜。
关锋从48岁等到62岁，从中年等到老年。监狱里允许他看一些书，主要是哲学和历史类的。
关锋每天就靠着看书打发时间，在古人的智慧中寻找慰藉。
在狱中这些年，关锋想了很多。
他想自己这一生，从山东农村的穷孩子，到全国知名的理论家，再到秦城监狱的囚犯，这人生跌宕起伏得像过山车一样。
他也想那些被自己的文章影响过的人，想那些因为相信自己写的东西而去行动的人，这些人现在怎么样了？
1982年1月，62岁的关锋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
组织上给他做了安排，恢复干部待遇，安排住房，发放生活补助。
最初每月150元，后来涨到500元。医疗费用由《求是》杂志社报销，生活待遇按照局级标准。
故乡山东德州下辖的庆云县得知关锋出狱的消息，县里有关部门商量后决定，为这位从庆云走出去的老人建一栋房子，让他回乡养老。
很快，一栋两层的独栋小楼在县城建好了，院子、家具、水电暖气，一应俱全。
德州方面还派人到北京，专程邀请关锋回去。
可当来人说明来意后，关锋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