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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5月25日电（记者高文成）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十年来从未真正停止。最新的变化在于，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战略再定位之中。
近期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公开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并表示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这番表态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也卷入相关讨论。两人都被外界视为可能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重量级人物，因此，在工党地方选举受挫、党内对斯塔默路线不满上升的背景下，“重返欧盟”话题不再只是政策辩论，也成为工党潜在接班人展示路线、争取选民的政治议题。
这是2019年10月19日在英国伦敦议会大厦外拍摄的欧盟旗帜与英国国旗。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斯特里廷公开批评“脱欧”，不仅是在回应英国经济与对欧关系中的现实困境，也是在展现其作为潜在竞争者更敢面对问题、更能回应亲欧派诉求的一面。相比之下，伯纳姆的处境更为复杂。他若要角逐首相宝座，首先必须通过议会补选取得下院议员身份，而其选区当年正是“脱欧”阵营的重要票仓。因此，尽管伯纳姆曾表达过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立场，近期却更强调尊重2016年公投结果，称对“脱欧”问题的持续争论只会让国家陷入僵局。
舆论场上的分歧同样鲜明。以《卫报》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脱欧”不仅未能实现“重振英国”的愿景，反而让英国陷入长期经济与战略困局：贸易成本上升、投资增长乏力、金融中心地位受冲击，“全球英国”战略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而《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则坚持认为，问题并不在“脱欧”本身，而在于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利用‘脱欧’带来的自由”；重新向欧盟靠拢不仅会让英国再次受到约束，更是对2016年公投结果的“背离”。
英国经济现状所带来的压力，是推动争论升温的一大因素。英国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后，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方面承受的成本压力逐步显现。无论是在制造业、食品贸易、金融监管、能源安全还是科研合作领域，英国都难以绕开欧洲体系单独运转。斯塔默政府虽曾划定“不重返关税同盟、不重返单一市场、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红线，但同时又提出“重置”英欧关系。近期有媒体披露，英国官员曾设想与欧盟建立某种商品贸易单一市场安排，这说明伦敦在现实压力下，正在寻找比原先更深入的对欧合作模式。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过去几年，英国曾试图在“‘脱欧’后的全球化”与“特殊英美关系”之间寻找新定位，但现实却是，美国愈发强调“美国优先”，为此不惜挥舞关税大棒，甚至违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因此，欧盟对英国的重要性重新上升。英国独立智库英国外交政策组织去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鉴于美国现政府的行事风格，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2026年4月14日，鲜花盛开在英国伦敦大本钟旁。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不过，即便英国国内出现更多“重新靠近欧洲”的声音，真正“重返欧盟”仍前路漫长。欧盟当然会看到英国的分量，正如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一个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核武器以及欧洲重要金融中心的七国集团成员若重新靠近欧盟，对欧盟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欧盟同样会记得，英国在“脱欧”前就在欧元、申根、预算等问题上要求例外安排。更重要的是，欧盟会怀疑英国政治是否稳定可靠，也就是说，如果英国未来政党轮替后再次改变方向，欧盟是否还愿意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接纳它？
十年前，“脱欧”公投寄托了许多关于主权、边界和国家振兴的政治想象。十年后，英国面对的是更具体也更棘手的问题：增长从哪里来，贸易成本如何降，安全依靠谁，国际影响力怎样维持？英国是否会重返欧盟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脱欧后的英国需要接受一个事实：离欧洲远一些，问题未必会少一些；重新靠近欧洲，也绝非一句口号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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