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营商环境对谈会：从内卷本质看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和路径

近年，“内卷式竞争”受到各方高度关注。2024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开始，反“内卷”成为此后多次中央重要会议的重点部署；从“防止”到“综合整治”，再到“深入整治”，表述持续升级、力度不断加码。2026年新年伊始，上海营商环境2026年方案发布，在地方层面首次提到“深化整治内卷式竞争”。

5月19号，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和路径”上海营商环境对谈会在上海报业大厦举办，约7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会。参会嘉宾分享了对内卷式竞争现象的观察，其本质及问题的洞见，以及治理需要注意的边界和可能的路径建议。

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和路径”上海营商环境对谈会于2026年5月19日举办。本文图片均由 游涵 摄

内卷式竞争的普遍化及其后果

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周燕玲分享了澎湃研究所关于“内卷式”竞争的问卷调查结果。根据2026年2月在沪营商企业问卷调查结果，32.4% 的受访企业认为上海存在“很明显”或“较明显”的“恶性价格战现象”；29% 的企业认为“很明显”或“较明显”存在“行业中的核心企业挤压其他企业现象”。而澎湃研究所同期所做的另一个问卷调查——上海的硬科技创业企业调查结果显示，约53%企业认为“所属的赛道已出现夸大宣传、抢先宣布、价格战等内卷式竞争趋势”。这说明“内卷”现象，不仅出现在制造业、工程地产等传统行业，在未来产业、战兴产业中也较突出。

上海华融工程设计集团董事长朱俊谈到了工程领域较严重的“低价竞争”和“管理成本上升”问题。上海市汽车零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樊泽芳表示，作为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制造产业链组成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面临着利润低的困境。

线上平台企业是内卷现象的“显眼包”。美团竞争合规高级总监耿建舟坦言，平台自身利用资金优势大规模补贴是低价内卷的根源，不仅造成自身亏损、挤压商户利润，还造成整个社会资源的消耗、挤压实体经济。由于“平台的规模效应和双边效应”，“一旦卷起来覆盖整个全国范围、影响整个行业”，“建议优先治理”。

不止一个嘉宾提及“劣币驱逐良币”——仅注重低价或活动宣传，或导致质量降低，或好的企业退出，“这是市场最大的损失”。

“内卷”的本质和边界

内卷何以成为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罗培新引入“价值判断”，从根本上解释“内卷”的“非法性”，体现为：

其一，恶性内卷“不以增进绝大多数人的福祉”。他以“最少受惠者最大利益”的法治原则，认为，如果“制度设计、平台算法导致越忙、越卷、越累、越没有获得感，一定是有问题的”。

其二，恶性内卷“违反了法的价值位序”。他引用罗尔斯《正义论》中“法治价值的位序论”，认为“价值是分位序的，第一位就是生命健康、自由和尊严，第二位序才是机会和财富按一定规则合理分配，不能为了第二位序的价值来颠覆、来架空第一位序”。

5月19号，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和路径”上海营商环境对谈会上，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中国法治化营商环境研究院院长罗培新发表主旨演讲。

区别于“价值”视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看到内卷在“效率/发展”上的“相对优势”。他认为，要把内卷现象放到“中国目前的环境当中来看”。如何理解现今中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快速成功？他认为，相对西方通过0到1的原创技术获得优势的路径，中国的快速发展依赖于将1做到N——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与海量用户，国家支持下形成的赛道拥挤、企业“过密化”，并高度迭代的“生态”。

而“内卷”是这一生态系统里的筛选机制和驱动力。经残酷的自然淘汰后的企业，技术最新、成本最低，以生态中的“支配权”作为其利益来源。也就是说，这种靠“生态”而非专利垄断的“内卷”筛选机制，是中国制造业“自我发现的优势”，也是全球竞争力的根源。因此内卷的存在有“必然性”，“要对内卷有一定的宽容”。当然，“随着基础条件不断的进化”，“干中学”，还可能形成新的优势，实现“逆向创新”，从N做到N+1，获得原创技术。

5月19号，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和路径”上海营商环境对谈会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发表主旨演讲。

内卷既有非正当性，又被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优势”，那么区分何为恶性内卷，厘清反内卷治理的“边界”尤其重要。多个嘉宾表达了对因反内卷而行政过度干预的担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导钟辉勇强调反内卷的本质“不是限制企业市场竞争”，而是改正“激励机制的扭曲”。要区分良性的市场竞争和内卷式的过度竞争，有三条标准：一是，产品和模式是不是高度同质；二是，市场中是否出现系统性过度投资；三是，从全社会角度，整体社会的福利是上升还是下降。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博导，竞争法律与政策中心主任王先林则从竞争法角度对内卷进行了定义。他将内卷的本质描述为“竞争失序——市场竞争规则的失灵与公平竞争生态的失衡”，表现包括：“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虚假宣传、商业诋毁、侵犯商业秘密和仿冒假冒等。此外，内卷与垄断呈现“看似对立、实则共生”的复杂关系，反垄断是反内卷的“前置条件”。内卷还存在“政策性内卷”，即部分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奖补，搞以邻为壑的招商引资等。

反内卷治理路径之一：优化政府产业政策

既然内卷有关“政府激励机制的扭曲”并含括“政策性内卷”，那么反内卷治理，需要政府政策和行为的改变，首要的即是有关产业政策。

钟辉勇认为，招商引资竞赛和“同质化的产业政策”，是造成产能过剩和内卷的重要原因。要开展反内卷治理，应注意“尽量不用反内卷名义”“强化产业政策，或重点扶持某一些行业”。

他建议，补贴竞争应转向“规则供给的竞争”，打造好的营商环境。产业政策不仅要做好事前评估，还要做事后评估，评估政策出台三-五年后的实际效果。

2024年8月，国务院颁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已对地方政府等的产业政策措施做出了严格规定。王先林认为，以地方政府不当财政奖补为表现的“政策性内卷”，恰恰是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因此，应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如强化公平竞争审查会审机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的第三方评估制度。

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反垄断办公室副主任张宏介绍，破除妨碍统一大市场建设堵点、卡点专项行动、深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专项行动，已列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即将开展的重点工作。

对于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人才引进、产业补贴等的竞争（包括上海各区之间、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之间），甚至“政策性内卷”，除了严格监督审查，还应强化区域协同。王先林建议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反内卷”协调机制，包括统一招商引资规则，禁止“互挖墙脚”，共建产业梯度转移平台等。

钟辉勇建议，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应更好发挥上海具有比较优势的方向，做好制度供给，各级各项惠企政策公开透明，并加快完善跨区域的税收分享机制。

反内卷治理路径之二：改进招投标机制

上海重大工程项目多、政府采购规模大，若以“澄清低价法”为原则，易导致逐底竞争和“劣币驱逐良币”。朱俊观察到，在工程领域存在较严重的低价竞争，部分国央企为完成营收指标，利用供应链优势，“高折扣率、亏本也做”。他建议在建筑业下行时代，要改变国有企业的考核方式，把保质提效放首位。同时应优化招投标制度，对于中小型项目不能简单推行“澄清低价法”，还应切实研究更好的评标方法，如平均价差法；对恶性竞争、履约和账款拖欠较严重的，还可以采取黑名单制度，限制投标。

王先林也提出具体建议：一是推行“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将技术方案、服务质量、履约能力纳入评审权重。二是建立“异常低价识别机制”，对明显低于成本价的投标启动调查程序，要求投标人提供成本说明。三是强化履约全过程监管，将“低价中标、高价索赔”“偷工减料”等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实施联合惩戒。四是探索“优质优价”激励机制。

“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不仅纳入上海营商环境2026年版方案的26条举措，还是5月发布的“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攻坚突破任务”之一。

反内卷治理路径之三：加强平台治理

平台经济是内卷式竞争典型且影响巨大的领域，上海是平台经济的重镇，许多平台企业总部集中在上海，应在平台治理方面率先破题。

罗培新从“价值”“法治”角度引申认为，“任何涉及生命健康、自由尊严的商品和服务”在搜索平台不能搞竞价排名；在网购平台上，其算法也应经过听证程序，打破算法黑箱。他期待“国家层面统一”开展平台治理，“厘定价值、选定技术、完善规则”。

王先林提出建议：一是建立平台算法备案和审计制度，对涉及定价、排序、推荐的算法进行合规审查；二是严禁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或“全网最低价”，严格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三是规范平台补贴行为，防止“烧钱换市场”的掠夺性定价；四是推动平台与商家、劳动者共赢发展，而非“零和博弈”。

其中，反不正当竞争的平台监管持续加强。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于2025年10月15日施行。张宏介绍，在平台经济领域，2025年有近700件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后续还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平台、原料药”是重点关注领域。

除了事后执法，“事先风险防范”也很重要。张宏强调了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的“平台分级合规管理”。通过日常“体检式监测”和定期沟通，把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通报给平台，让其整改，并“希望平台积极配合改正”。

耿建舟介绍了美团在改善平台治理方面的努力：一是积极为中小餐饮商家提供AI产品支持；二是优化算法，向品质、实拍、安全卫生、真实评价的商家倾斜；三是持续改善平台从业者（“骑手”）权益，提供面向平台全类型骑手开放的全国性灵活就业群体社保补贴方案，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险覆盖，取消超时罚款，以正向激励替代负向惩罚。

在一般意义上对平台企业、平台经济的监管、治理之外，张军还提出了“平台化”的概念。他发现在除了数字平台经济之外，在工程招投标、汽车零部件以及大规模政府采购等领域出现的“内卷”（恶性降价行为）其实是这些领域的“平台化”特别是过度平台化带来的。因此，“避免过度的平台化”是“缓解恶性低价竞争”的重要政策方向。

反内卷治理路径之四：抑制“内卷”外溢

出海、拓展海外市场，被认为是企业面临“内卷”的一种出路。樊泽芳表示，海外市场拥有可观利润空间，汽车及零部件企业抱团出海、跟随产业链布局海外，既能有效缓解国内竞争压力、开拓增量市场，也是行业提质升级、优化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企业应摒弃国内同质化内卷打法，转而采用深度融入当地、融合共生的发展模式，但若仍沿用粗放竞争模式出海，易陷入海外低价内卷，叠加目的国在人员、技术、产业链本地化率等方面的严苛要求，出海面临多重挑战，也凸显出汽车行业竞争内卷具有系统化、结构性的深层特征。

政府市场监管部门也注意到了“内卷”“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外溢”现象，并认为合规是防范出海后的“内卷”的办法。张宏介绍，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即将开展的重点专项工作之一即是“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辅导”，包括“梳理境外并购规定、开展出海合规研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合规宣讲”，特别是与工商联、协会组织等合作“对重点领域有出海合规需求的企业做定向的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