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豫三省交界处7座古城，分别是府州厅县治所，为何同时被放弃

1957年春天，在黄河三门峡河段的河滩上，技术人员竖起了一排排测量标桩，旁边几位从县里来的干部围着一张图纸反复比划。有人压低声音问了一句：“水要涨到这儿，那老城怎么办？”对面的人沉默了几秒，只回了一句：“治黄为先，先把坝建起来，其它再说。”

就从这样的场景开始，晋陕豫三省交界处一批古老城池的命运，悄然拐了个弯。

这一带，自古就是黄河中游最紧要的地段之一。一条黄河，将山西永济、平陆与陕西大荔、潼关，再连到河南灵宝、陕州拦腰斩断。河岸台地上，蒲州府、陕州直隶州、潼关厅，以及平陆、朝邑、阌乡、灵宝四个县城星罗棋布，官衙、驿道、寺庙、粮仓沿河分布，千年不辍。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为治理黄河、发展水利，一项被列入“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突然把这片延续千年的格局打碎了。7座原本各自为政的府州厅县治所，竟在短短几年内相继被撤销、迁离或淹没，格局完全改写，这在传统行政史上并不多见。

有意思的是，它们的命运并不相同：有的连城基都看不到了，有的还留着一截土墙，有的保存了城门、古塔，可以当景区看，还有一座，城墙犹在，人也照样住在城里过日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这就得从工程、地形和行政区划三条线交织说起。

一、黄河治水与行政调整：一项工程牵出七座城

新中国成立后，黄河防洪摆在国家建设的前列。中游河段泥沙重、水势猛，华北不少地方的水患记忆仍然新鲜。尤其是1938年花园口决堤以后，整个中原付出了惨痛代价，黄河整治被看得极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三门峡工程被提上日程。1957年4月，三门峡水利枢纽正式动工。按照当时的设计设想，这座大坝要承担拦洪、削峰、发电、灌溉多重任务，库区回水将一直顶到陕西潼关一带，黄河两岸大片低地都在预估淹没线之内。

治水的逻辑很直白：坝要建，水位要抬，库区就要腾出来。问题是，这一段黄河两岸，几乎每隔几十里就有个县城、州城、厅城，偏偏都修在靠河不远的冲积平地上，交通方便，取水便利，耕地又平整。平陆、阌乡、灵宝、朝邑，都是这样“贴着黄河走”的城。

1955年前后，三门峡工程的规划逐步明朗，库区淹没线划出后，处在低洼地段的老城首当其冲。县治、州治是不能轻易被水淹的，怎么办？要么把县城搬到高地去，要么干脆撤县并入邻近大县。于是，工程规划一往下推，牵动的就不只是一道大坝，而是整片地区的行政格局。

这种“工程带行政”的情况，在当时的黄河治理中很有代表性。过去府州厅县分散布局，多沿河依水设治；而在大规模水利建设的时代，防洪与集中管理的需求叠加，小县、小城往往更难维持独立存在。一旦搬迁成本过高，或者人口规模有限，很容易被划进更大的市县之中。

晋陕豫交界的这七座城，正好撞在这个关口上。

二、完全消失的城：低地小县，先被“牺牲”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地势低、人口少、又紧贴黄河道心的那些县城。

当中最典型的，就是河南境内的阌乡和灵宝旧城，再加上黄河北岸山西的平陆旧县城。这三处，在今天的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具体城池痕迹，只能在老地图和遥感影像叠加时，隐约看到一圈不同于河床纹理的轮廓。

阌乡县的情况比较特殊。阌乡建县很早，隋开皇十六年就已置县，唐宋以后长期作为黄河南岸的一处县治。当年县城不大，土城一圈也就几里地，人口在本区域不算多。更要命的是，阌乡这座城几乎“钻”在黄河弯里，三面近水，遇到河水暴涨或改道，首当其冲。

长期以来，当地百姓和官府对水患都颇为头疼。城防固然可以加高加厚，可黄河改道、决口的力量，并不是几道土墙能完全挡住的。阌乡这种低地小城，一旦被划入库区淹没范围，保留的意义就变得很有限。

1954年6月21日，阌乡县正式被撤销，辖地并入灵宝县。这个时间点，距离三门峡工程正式动工还有三年，但从整体规划来看，方向已经很明确：在准备建设大坝之前，先把一些容易受水影响的小县合并，减少将来要迁移的行政单位。

县撤销以后，老城的命运就只剩一个字：淹。随着库区蓄水，原来的城基、街巷逐渐被泥沙和水面覆盖，到后来，只能通过旧县志、旧地图去回想它的位置。今天在黄河河道中线上方，能找到的，也只是模糊的影像痕迹，很难说清当年的城门究竟在何处。

灵宝县的情况略有不同。它没有被撤县，但县城换了地方。原先的灵宝县城在涧河附近，离黄河并不远，也是冲积平地。这样的位置，在农业时代是优势，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可一旦黄河水位抬升、库区拓展，反倒成了隐患。工程规划里，老城一带被判定为易受淹没影响的区域。

1957年2月，灵宝开始正式迁城，新城选在虢略镇附近的高地上。迁城过程持续了3年8个月，直到1960年下半年，大部分机关单位、居民才完成搬迁。老城逐步被弃用，房屋拆了不少，剩下的建筑在库区蓄水和后来的开发中逐步消失。

有一些老居民后来回忆，当年县里干部跑到家里做工作，说的话很直白：“这地儿以后有水，住着不踏实，新城地势高，路也好走，早点搬过去。”有人舍不得祖坟、老屋，犹犹豫豫；有人干脆利落：“能不让娃娃再遇水淹，搬就搬。”

山西平陆旧县城也是类似处境。平陆县的老城在张村镇一带，标高不高，紧挨黄河。黄河中游农耕社会中，这种“靠河吃河”的位置很常见，既便于走水运，又方便把河水引入农田。但对大坝库区而言，这类地势本就偏低的城，往往难以避免被划入影响范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座城都没有逃过“完全消失”的结局。阌乡被撤后，城基淹没在库区中；灵宝旧城随着县治迁移，逐渐拆除和被水浸；平陆旧县城在工程实施和黄河河道变迁中，也丢失了清晰的城池轮廓。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地势低、规模不大，又紧紧贴着黄河。

如果说，工程建设是外因，那么黄河两岸的地貌与城镇所处的“高度”，就成了决定命运的内因。低地小县，确实最早被“牺牲”。

三、被截断的古城：地势稍高，却保留残垣

与完全消失的三城相比，一些地势稍高、靠近台地边缘的古城，结局复杂得多。有的城墙被拆了一部分，高处留了一截土垣；有的城郭保留了少数建筑遗迹，变成日后考古和旅游的素材。

蒲州府城就是典型一例。蒲州在古代的地位很不一般，自隋唐起，这里就是河东地区重要的州府，明清时为蒲州府治，管着几县。城就修在黄河东岸的一处台地上，北临大河，南接平原，地形算不上险峻，却十分开阔，驿路商旅往来频繁，是晋陕豫交界处的重要枢纽。

到了清末民初，黄河水道不断摆动，靠河一侧的冲积地带风险逐渐增大。再叠加三门峡工程的影响，蒲州府城北缘和低处区域都不再适合继续作为大规模行政中心了。于是，原来的城垣就出现了“截城”的情况：靠近低洼地、可能受影响的部分被弃用或拆除，高处一侧保留了部分墙体和街巷结构。

这种“截去一半”的城，在黄河流域并不罕见。当地人常说一句话：“城是老城，边是新边。”意思是，老城的完整方形不复存在，只剩下城的一角或一边，余下地方或者变成农田，或者干脆被黄河“吃掉”。

蒲州城在工程之后，北侧河畔一带的旧城痕迹明显淡化，但在较高的地段，土城墙、台地边缘仍能找到明确的断迹。对于熟悉地方志的人来说，一些城门的方位还能对得上，比如原来直通河边的那一面，早已不见完整轮廓，只剩零星的夯土和砖石。

另一座保留残垣的，是陕西境内的朝邑旧城。朝邑县始置于西魏废帝三年，唐以后一直是渭南东部靠近黄河的行政中心。朝邑城并不大，却地位特殊——一边守着黄河，一边连着陇海大通道，是典型的河防与交通交汇点。

1958年，朝邑县被废，辖境并入大荔。朝邑城失去了县治地位，迁移行政机构的同时，城内部分建筑也陆续被拆用作他处建材。预估的库区影响，让不少本就年久失修的城墙不再有人出资修缮。久而久之，许多墙段坍塌，只在高地上留下一段段低矮的土堆。

在老百姓眼里，“县没了，城也就算废了”。有老人回忆，当年县里搬走的时候，有人站在老城门楼底下嘀咕：“这楼怕是守了几百年，没想到是这样个下场。”旁边另一个人接话：“黄河在边上，谁都怕。”两人的对话，其实道出了朝邑城的困境——既想靠河吃饭，又躲不开河水的威胁。

蒲州和朝邑，与阌乡、灵宝、平陆相比，地势略高，位置稍靠台地，因此未被整体淹没。但在大坝规划和行政调整的双重作用下，它们同样失去了作为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只留下断断续续的城垣、寺庙基址、牌楼瓦砾，偶尔在地方志和考古报告中被提起。

不得不说，在这些城的命运里，可以清楚看到一个规律：不是所有靠河的城都会被水淹，但只要被纳入库区影响范围，行政中心的职能往往就难以维持。城可以不完全毁掉，治所却往往要另找地方。

四、残城与新市：陕州、潼关的“改装”与偏差

在这7座古城当中，命运最为耐人寻味的，是陕州和潼关。

陕州的历史要往前追得更远。北魏设州以后，这里长期是中原与关中之间的重要关节点。陕州直隶州在清代隶属于河南，城中有州署、贡院、牌楼、寺塔等建筑，是典型的黄河岸边州城形态。与前面提到的几个县城不同，陕州的地位更高、人口更多，城址也略为靠后，距离黄河有一定台地缓冲。

1957年3月，三门峡市设立时，陕县（以陕州为治所）一并并入三门峡市，州城从此成了新兴城市的一部分。1957年4月工程动工，陕州旧城附近的道路、建筑，逐渐被纳入城市建设和水利工程配套中。

1962年3月，陕县建制恢复，但行政中心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州城一隅，而是融入三门峡市的整体城市布局。2016年1月6日，陕县撤销设陕州区，原来的“州”字又以另一种方式留在了区划名称中，成为历史延续的一个标记。

相比之下，潼关的故事则带着一点“规划偏差”的意味。

潼关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知名度很高。从秦汉开始，这里就是扼守关中东部门户的要冲，历代重兵防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一带。潼关城修在黄河南岸的险要地带，一边是黄河峡谷，一边是秦岭余脉，地势陡峻。

按理说，这样的高地城，在库区蓄水时本应得天独厚，不太容易被水漫到城墙根。可在当年的工程规划中，出于安全考虑以及对最高水位的估算，潼关县城仍被列入需要迁移的范围。1959年，潼关县城迁往吴村一带，新城落在更为宽阔、交通条件更好的平坦台地之上。

迁城以后，原来的潼关城部分墙体被拆除，城内不少房屋也逐渐废弃，用作别处建筑的砖石来源。有人回想那一段，说当时县里开会，有人问：“真要搬吗？这城这么高，水能到？”工作人员回答得很谨慎：“上面核算过，哪怕险情来了，也不能拿老城的人冒险。”

后来的事实发展让这一段插曲显得有些微妙。三门峡工程在运行过程中进行了多次调节，泥沙淤积等问题导致实际运用策略调整，库区正常水位并没有长期达到最初设想的高度。原潼关旧城所在的高地，水面并未真正侵入城垣之内。

换句话说，为了应对一个“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老城提前被放弃，等到水位稳定下来，城却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只留下若干残垣断壁和地形痕迹。这种情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安全系数预留得很充分，但从历史遗存角度看，难免让人觉得有些可惜。

总的看，陕州因城而市，城郭部分融入新城市肌理；潼关则在搬迁中损失了大部分古城形态，只剩下地势的“关隘”结构依稀可辨。两者的差别，既来自地势的高低，也与工程规划的保守程度、行政设想的不同有关。

五、府州厅县一齐退场：从黄河聚落到市域空间的重塑

把蒲州府城、陕州直隶州城、潼关厅城，加上平陆、朝邑、阌乡、灵宝四个县城放在一张地图上，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7座城全部分布在黄河三门峡库区上下游几十公里范围内，几乎正好踩在黄河中游这段河谷的“命门”上。

这些城在传统时代有一个共性：要么背靠台地、面向黄河，要么直接就贴着黄河的冲积平原。靠的是水运与灌溉形成的优势，聚集起人口，衙门、仓廒、驿站围绕城池展开。蒲州、陕州作为州府，是区域枢纽；潼关为厅，兼具军政功能；平陆、朝邑、阌乡、灵宝四县，则点缀其间，组成一条沿河分布的政治带。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工程启动，这条沿黄城带被迫整体“后退”。有的退成了新县城，有的退成了市区一角，有的干脆退到地图之外，变成历史名词。7座府州厅县治所，几乎在同一时期一齐退出原有位置，这种集体退场，本身就是一次空间结构的重塑。

这里面，有三个层面的力量叠加在起作用。

一是黄河治水的刚性约束。大坝一旦建设，库区水位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涨水季节性波动”，而是带有长期抬升和不确定高水位可能性。那些海拔略高但接近预估淹没线的城，虽然未必真的被水淹，却被划入“高风险”区域，从治安、财政、交通等角度看，都不适合作为长期治所。

二是行政区划调整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都进行过区划调整。人口规模小、经济基础薄弱、与邻近城市联系紧密的小县，往往被考虑并入更大的市县，以便集中资源。阌乡并入灵宝，朝邑并入大荔，陕州并入三门峡市，都是这种趋势的体现。三门峡工程只是把黄河两岸的这一过程放大、加速了。

三是城市化的起点效应。三门峡市的设立，为这片区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核心。过去的空间结构，是沿黄而下的散点式城镇；工程之后，重心向大坝附近的市区集中，原来的州城、县城要么升级为市的一部分，要么被边缘化甚至消失。陕州的州城变成区下城区，灵宝的县城搬到更适合发展的高地新城，从行政体系到城镇格局，都围绕新的中心进行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7座古治所的集体被放弃，并不只是被“水库淹没”的简单故事，而是黄河综合治理、国家建设规划、行政集中与现代城市化，多条线叠加的结果。水利工程只是开了个头，后续的区划恢复、撤并、设市、设区，一步步把这片区域从“黄河沿岸小城时代”推向“市域一体化”的格局。

也正因为如此，这7座城的命运分化，既有地势高低的差别，也有行政等级的差异。阌乡这样的低地小县，最容易被撤；蒲州、陕州这样的州府，往往被“改造”为新城市的一部分；潼关这种战略要地，即便古城被拆，关隘这个地理含义仍然存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从分散到集中的过渡轨迹。

六、城不在，名犹存：古城命运留下的几个线索

今天再看晋陕豫三省交界这片区域，地图上很难找到当年的平陆老城、阌乡城、灵宝旧城轮廓，蒲州老城、朝邑旧城多半要靠地方志、卫星叠图才能大致定位，陕州城的老街被新市区吞没，只在塔寺、牌楼间留下一些老味道，潼关旧城则以残垣和断崖示人。

这些名字背后，隐约留下了几条值得注意的线索。

一是黄河沿岸聚落的脆弱性。无论是阌乡、平陆，还是灵宝旧城，都说明一个事实：冲积平原上的县城，靠河而兴，也可能因为河势和水利工程而迅速退出舞台。城址选择从地理优势变成风险源，这在黄河流域并不少见，只是三门峡工程把这一点集中体现出来。

三是工程规划与城镇保护之间的张力。潼关的迁城经历，很典型地展示了这种张力。一边是对最高水位的谨慎预估，一边是千年关城的历史价值，最后的选择偏向了安全。等到工程实际运行调整之后，再回头看旧城残垣，难免产生“是否可以再算细一点”的念头。这种“偏差”，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也可以说难以完全避免。

七座城，一座彻底撤县并入，一座迁城后旧城拆散，两座保留残垣断壁，一座以塔寺街巷融入新市，一座关城搬迁后只剩地形关隘。它们在黄河两岸一字排开，见证着从府州厅县时代，到以水利为枢纽的新市域空间的形成。城墙可以倒，治所可以迁，名字可改可不改，但黄河在那儿，三门峡大坝也在那儿，这几座古城的兴衰，就这样被嵌在了黄河中游的一段河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