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年,也就是公元1739年,一套大部头典籍终于走完了所有的流程,正式印发,昭告天下。
这部书,便是大名鼎鼎的《明史》。
此时此刻,要是回过头去翻老黄历,距离大清朝头一回嚷嚷着“我们要给前朝修书”,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九十五个年头。
九十五年是个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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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满打满算,大清入关后的国祚也就276年。
为了折腾这一部前朝的往事,竟然耗掉了这个王朝整整三分之一的寿数。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等到这部书终于定稿杀青的那一天,当年最早那一拨提议的、策划的,甚至动笔写下第一个字的,早已化作了冢中枯骨,连骨头渣子都找不见了。
后世很多人提起这茬,总爱说是工程太浩大,或者是治学太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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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是把这九十多年的陈年旧账翻出来抖搂抖搂,你会发现,让这部书难产了快一个世纪的病根儿,压根就不是什么学术难题,归根结底就俩字:
算计。
每一代接手这摊子事儿的人,心里头都在扒拉着算盘,算一笔对自己最划算的账。
把时针拨回到公元16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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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崇祯皇帝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才刚满一年。
那个逼死崇祯的李自成命还硬着呢,正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在九宫山一带狼狈逃窜。
清军的主力部队还在四处征战,多尔衮也没闲着,正跟南明的小朝廷死磕到底。
就在这么个烽火连天、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节骨眼儿,有个叫赵继鼎的官员,居然给顺治皇帝递上去一道折子:请求朝廷修撰《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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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乍一看简直是不按套路出牌。
大伙儿都在忙着抢地盘、砍脑袋、坐江山,谁有那个闲情逸致去钻故纸堆?
但这赵继鼎心里的算盘,打得那是噼里啪啦响。
这赵继鼎是个什么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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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御史。
崇祯这皇帝有个怪脾气,觉得御史天生就是得罪人的,如果你下地方巡视一圈,回来居然全是好评,那肯定是跟地方官穿了一条裤子。
于是,名声好得不像话的赵继鼎被崇祯一顿收拾,撸成了平头百姓,赶回了老家。
再后来,李自成的大军来了,赵继鼎在老家搞起了“甲申诛伪”,把李自成任命的官员给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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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清军入关,这哥们儿眼珠一转,又投到了大清的怀抱。
作为一个伺候过三家主子的边缘人物,赵继鼎太需要一份沉甸甸的投名状了。
在这个当口提议修《明史》,其实是一石二鸟的高招:一来向大清表了赤胆忠心,二来送给新朝廷一份巨大的政治厚礼——只有给前朝修史,才意味着你名正言顺地接过了“正统”的大旗。
当时还在幕后掌舵的多尔衮是个明白人,立马领会了这层意思,当场拍板:这事儿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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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这事儿从打根起就注定了要烂尾。
瞧瞧当时那个草台班子一样的“明史编修组”名单就懂了:冯铨、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
这帮人凑在一块儿,哪是修书啊,简直就是个“政治高危分子集散地”。
冯铨那是明朝阉党的余孽,当年给魏忠贤递刀子害死杨涟的坏事就有他一份;刚林和祁充格呢,那是多尔衮的心腹铁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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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过几年,多尔衮倒台被清算。
刚林、祁充格直接掉了脑袋,冯铨也被勒令退休滚蛋。
剩下的李建泰因为手脚不干净收黑钱被罢官,后来又不怕死地响应叛乱,结果把自个儿作死了。
这第一届编修班底,除了范文程运气好全身而退,其他的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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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顺治那一朝,修史这档子事儿纯粹就是个幌子。
大伙儿都忙着在政治漩涡里站队、保命,压根没人把修书这活儿当真。
这一耽搁,晃晃悠悠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康熙朝平定了三藩之乱,江山稳固了,修史这茬才重新被提上了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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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回,横在清朝面前的有一道巨大的心理阴影,这阴影的名字叫“明史案”。
就在康熙登基前没多久,浙江那边出了个叫庄廷鑨的土豪,自己掏腰包请人搞了一部私家版的《明史辑略》。
他在书里干了几件捅破天的事儿:把南明的小皇帝奉为正统,管清朝老祖宗努尔哈赤叫“奴才头子”,管清军叫“建州野人”。
结果这事儿被仇家给捅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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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掌权的权臣鳌拜接手了这个案子,那手段狠得让人发指:把人千刀万剐了14个,砍头的有70多个,流放了几百号人,被牵连进去的足足上千。
那个庄廷鑨虽然早就死了,还是被从坟里挖出来,劈棺戮尸。
这案子一发作,全天下的读书人脖子后面都冒凉气。
谁还敢去碰明史这块烫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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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
这下子,清朝碰上了一个死局:
想修史来证明自己是正统,可肚子里有墨水的汉人学者怕死不敢来,或者心里有气不愿意来(在那帮人心里,给清朝修史那就是当汉奸);愿意来的那些满洲官员,又没那个文化底蕴。
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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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他相中了一个叫徐元文的。
这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更是大儒顾炎武的亲外甥。
徐元文琢磨出了一个绝妙的“破局”路子。
他把目光锁定了一个关键人物——万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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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那是黄宗羲的高徒,浙东史学界的扛把子,也是个铁骨铮铮的明朝遗民。
按常理推断,打死他也不可能给清朝打工。
但徐元文和万斯同之间,居然达成了一种极其特殊的“默契”。
万斯同开出了他的价码:修史可以,但我有个底线,坚决不当清朝的官,绝不拿清朝一分钱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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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寄住在你徐元文的府上,算是个私人帮忙的。
书里的字我来写,书成后的名你来挂。
这笔账,万斯同算的是“名节”和“责任”——我不吃你的皇粮,我就对得起大明列祖列宗;我亲自执笔,就能保证明朝的这点历史不被瞎编乱造。
而徐元文算的是“政绩”——只要这书能鼓捣出来,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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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靠着这种微妙的互相妥协,《明史》这个烂尾工程才真正算是动了工。
咱们今天看到的《明史》,它的核心骨架和绝大部分血肉,其实都是万斯同这个“临时工”,在北京布衣巷那间简陋的小屋里,点灯熬油,一个个字抠出来的。
在修书的过程中,万斯同碰上了一个最棘手的难题:南明那段历史怎么下笔?
也就是说,崇祯死后,南方那些苟延残喘的明朝小朝廷,到底算不算“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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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算,那清朝算什么?
要是不算,中间那段历史空白怎么填?
这时候,徐元文拿出了一个总负责人的担当。
他咬死了不松口:如果不写南明,这明史就是残缺不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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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辽史》记录耶律大石、《宋史》记录宋端宗的先例搬出来,硬是顶着压力把这事儿给扛下来了。
所以,在万斯同的笔下,像史可法这样抗清名将的传记被保全了,南明那几个皇帝虽然没资格进“本纪”,但他们的事迹好歹都被留在了附录里。
眼瞅着这部大书就要杀青了,谁知道又出了幺蛾子。
这回不是因为历史观点,还是因为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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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91年,徐元文的大哥徐乾学卷进了党争的旋涡,得罪了权倾朝野的明珠。
徐家兄弟大树一倒,徐元文被罢官回家,没多久就病死了。
头顶上的保护伞没了。
接替徐元文来管修史这摊子的,是一个叫王鸿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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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王鸿绪,混官场的嗅觉比他做学问的本事灵敏不知多少倍。
万斯同只能在他手底下继续干活,一直熬到1702年,最后累死在了王鸿绪的家里。
临闭眼前,万斯同基本上已经搞定了《明史》的初稿。
按说到了这一步,只要校对一下,送去印刷厂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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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王鸿绪把稿子压住了,死活不交。
为啥?
因为他也在心里打着小算盘。
当时正赶上康熙晚年那个著名的“九子夺嫡”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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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绪倒霉催的卷进了旋涡里,又被人查出屁股底下不干净贪污受贿,直接被一撸到底赶回了老家。
换作一般人,这时候估计早就心灰意冷了。
但这王鸿绪胆子大得没边,他做了一个极其惊人的决定:他把《明史》的稿子偷偷带回了自己家!
在蛰伏的那五年里,他一个人躲在家里,对着万斯同的心血搞起了“删改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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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他把改头换面的稿子献给了康熙。
康熙一见大喜过望,觉得这人虽然贪财又站错队,但看来还是个“有用之才”,于是大手一挥,王鸿绪官复原职。
你看,在王鸿绪的手里,这部厚重的史书不再是历史,而是他重回官场名利圈的“买路钱”。
至于他在那五年里,把万斯同的原稿改成了什么鬼样子,删掉了多少对清朝不利的大实话,又加塞了多少歌颂盛世的私货,除了他自个儿,谁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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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晃悠了二十多年,雍正皇帝上了台,王鸿绪也两腿一蹬见了阎王。
这会儿,《明史》依然没能出版。
雍正也是没招了,只能把大清朝号称最忙的“打工人”——张廷玉给拽了过来,组建了第三届编修班子。
张廷玉也是一脸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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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手头要忙活西北用兵、改土归流、摊丁入亩这些国家大事,还得天天在军机处值班。
修史对他来说,不过是无数个考核指标里的一项罢了。
这部书加起来三百多万字。
指望张廷玉像当年的万斯同那样,逐字逐句地去考证,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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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能做的,就是把前人留下的稿子拢一拢,进行最后的政治把关和统筹安排。
一直熬到乾隆四年,这部历经95年风雨的大书,才终于算是见了天日。
回过头来打量这部《明史》,你会发现它活像个巨大的矛盾体。
论时间跨度,它耗时最久,把人耐心都磨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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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质量,它公认是“二十四史”里修得比较靠谱的一部,体例严谨,叙事条理分明。
这全是人家万斯同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
但论起真实性,这书里又充满了删改和遮遮掩掩。
因为战线拉得实在太长,前头写的人死了,后头的人隔了几十年接着编,导致书里头经常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尴尬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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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经过了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人的反复“打磨”,那些真正敏感的内容早就面目全非了。
比如说明末的大将毛文龙、袁可立。
这两个狠角色可是后金(也就是清朝前身)早期的噩梦,把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要是照实了写他们的传记,大清朝祖宗的脸往哪儿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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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在最终版的《明史》里,这些人的传记凭空消失了,相关的事迹也被大刀阔斧地删减。
再比如对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起义军领袖,字里行间也充满了明显的抹黑和敌意。
这部书之所以能修成,不是因为历史学家终于把真相给捋顺了。
而是因为统治者终于觉得:这部书里的历史,已经变得“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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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45到1739。
赵继鼎为了保住脑袋提议修史,万斯同为了名节布衣修史,王鸿绪为了复官献书邀宠,张廷玉为了交差统筹出版。
一部《明史》,表面上写的是明朝的那些事儿,骨子里藏着的,却是清朝那部活生生的官场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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