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参考来源《陈独秀传》（唐宝林著，安徽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全传》（王树棣著，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朱洪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流亡岁月——陈子美旅美亲历记》（林保华著，香港开放出版社）
1970年9月，初秋的大鹏湾，夜风已经带了凉意。
岸边的草丛里，黑暗中有人蹲伏着，双手飞快地收紧一节一节的麻绳。
脚边摆着五只装过食用油的空铁皮桶，桶身锈迹斑斑，在微弱的夜色里泛出暗沉的光。
绳子把铁皮桶一只一只穿在一起，再一圈一圈缠上腰，缠过腹，勒紧扣死。
那个人站起来，皮肤被麻绳勒出了深红的印子，她没有停下来查看。
这个女人叫陈子美，年五十八岁，广州居委会从前的扫盲老师，在看守所里待过整整十四个月，两段婚姻都没有走到最后，五个孩子各散天涯。
她的父亲是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旗手，是那个年代名字被印进课本里的人物。
可那个夜晚，这些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脚边的五只铁皮桶，和身侧这个跟着她蹲伏在草丛里的小儿子。
前方是大鹏湾，黑水滚滚，浪声一阵压着一阵。湾的那头是香港，对于她来说，那是唯一还能看见一线光亮的方向。
她没有回头，拉紧了孩子的手，踩进海水里，走进了那片漆黑的深处。
这一夜，她把这条命，连同那五只铁皮桶，一起押了出去。
[一] 父亲的名字，是她这辈子最重的东西
1912年，陈子美出生于安庆，是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的幺女。
那一年的陈独秀，正四十三岁，风头正劲。
笔杆子在手，满腔抱负无处安放，他在上海办刊物，写文章，把那些锋利的字句丢进乱世里，激起的水花一圈比一圈大。
三年后，他创办的《新青年》问世，"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声越喊越响，陈独秀的名字随之传遍大江南北。
再之后，五四运动的浪头打来，他站在浪的最高处，振臂高呼，举国皆知。
可高君曼带着幼小的陈子美，住在逼仄的弄堂宅子里，靠着翻译稿件贴补家用，等着一个时常不回家的男人。
陈子美与父亲聚少离多，却偏偏是父亲最宠爱的那个孩子。
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能闯进陈独秀书房、把那些珍贵的书稿翻得乱七八糟，而他竟然不动气的人。
兄长陈延年、陈乔年打小便跟着父亲的步调走，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投身革命，走的是一条血与火的路，最终以年轻的生命埋进了那段岁月里——陈延年1927年牺牲于上海，陈乔年1928年牺牲于上海龙华。
陈子美留在母亲身边，没有兄长们那样轰轰烈烈的人生轨迹，却也没能逃开那个姓氏所携带的一切。
1925年，父母感情走到了尽头。
高君曼心灰意冷，带着十三岁的陈子美和年幼的弟弟陈鹤年，黯然离开上海，迁居南京，从此与陈独秀形同陌路。
陈独秀每月寄来三十元的生活费，高君曼的药费就要占去大半，剩下的钱维持母子三人的日子，捉襟见肘。
在南京，昔日陈独秀家眷的光辉早已微茫不再，那个名字在这里只是一块背在身上看不见的石头，压着，却没有任何好处可言。
高君曼体弱多病，肺结核一点一点掏空了她的身体，一年比一年沉。
陈子美看着母亲的模样，过早地懂得了生活不等人这件事。
她1927年因生活所迫辍学，进入上海职业学校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在一所学费全免的医学院里攻读妇产科，半工半读，把自己和弟弟从贫困里一点点往外拽。
就在陈子美即将学成的那一年，1931年，高君曼在南京病重离世，走的时候才四十三岁。
那是陈子美人生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去依靠。
母亲不在了，父亲本就不在身边，弟弟陈鹤年也有了自己的去向。
她独自面对的，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世界，和一双什么都得靠自己的手。
命运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一点一点磨的，有时候是一刀一刀割的。陈子美的前半生，两样都经历了。
1931年，她结识了张国祥。
张国祥在南京的一家银行任职，比她年长十岁，器宇轩昂，稳重可靠，是那种在一个孤立无援的年轻女人面前，极容易让人产生依靠感的男人。
两人感情升温，结成婚姻。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去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那时候陈独秀刚被捕入狱，判刑关押——把婚事告诉了父亲。
陈独秀听完，不悦，厉声斥了一句：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这句话，让张国祥耿耿于怀了许多年，也成了他后来阻止陈子美去江津探望父亲的缘由之一。
而这句话，后来一字不差地成了真。
婚后，陈子美与张国祥先在杭州电信局落脚，后来生了五个孩子：两个儿子张肇山、张肇君，三个女儿张树仪、张树德，以及另一个女儿。
1937年，战火烧到，一家人跟着人潮避难重庆，1939年又经昆明、香港辗转回上海，颠沛流离，始终没有散。
可婚姻里的裂缝，一旦开了，就堵不住。
张国祥与人出轨，感情彻底破裂。陈子美带着孩子另租房分居，1945年与张国祥正式离婚。
张国祥不给她和孩子任何生活费，走投无路之下，陈子美忍痛割爱，留下了四个孩子，一个人离去，重新靠"跑单帮"谋生，独自在乱世里摸爬滚打。
上海解放后，她成了里弄接生员，因没有正规文凭，进不了大医院，只能在街巷里靠着一双手积攒口碑。
后来嫁给推土机司机李焕照，育有两子，家里靠大儿子张肇山时不时接济才能维持。
1958年，次子张肇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举家随之迁居广州。
陈子美在居委会安排下做了扫盲老师，日子清苦，但算是有了落脚之处，算是稳下来了。
她以为广州是终点。
[二] 广州的日子，越过越往绝路上走
广州的生活平静了没几年，特殊时期开始了。
运动一来，居委会里的邻居们翻起了旧账。
陈子美的出身被捅了出来——陈独秀的女儿，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等同于一枚炸弹，随时都能炸开。
陈独秀早在1942年便在四川江津溘然长逝，可他留下的那些"名头"在此后的岁月里被反复翻检、重新定性，一顶顶帽子越扣越重。
他的女儿活在广州，自然便成了最近在手的标靶。
批斗从小范围开始，慢慢蔓延。
大字报贴满了街道两旁的墙，陈子美的名字写在最显眼的地方，配着浓墨重彩的罪状，字一个比一个大，一句比一句狠。
游街，批斗，被推上台，被迫低头认罪，台下人群的喧嚣声混成一片。
那些场面，陈子美后来从来不细说，只是偶尔提起时，嘴角会往下压一下，然后迅速恢复平静。
一个从小在颠沛里长大的女人，不是没见过苦，只是把苦藏得比别人深，压在身体最底下的那层，不轻易让它浮出来。
被关进看守所，她在里面整整待了十四个月。
十四个月，没有音讯，没有自由，没有一点喘气的空间。
出来之后，"右派"的帽子依然扣在头上，如同一道走到哪里都甩不掉的影子。
街坊邻里见了她，能绕道的绕道，不能绕的低头快走。居委会里再没有她做老师的位置。夫家的压力压到了李焕照身上，他扛不住，为了自保，向陈子美提出了离婚。
这是她人生里第二次被丈夫抛弃。
第一次被骗婚，第二次被弃离。两段婚姻，两条走进死胡同的路。
五个孩子，各散天涯，各有各的艰难，顾不上她。父亲的名字，这辈子没给她带来一分好处，却把她压进泥里压了大半辈子。
一个近六十岁的女人，独自站在广州的街道上，身后是那个反复折磨过她的看守所，脚下是那片把她踩进泥里又踩了一遍的土地。
退路已经没有了。
陈子美心里有了一个决定。她开始带着两个儿子，悄悄下水，学游泳。
[三] 出逃，是走投无路的人最后的路
那个年代，从广东偷渡香港，是许多人最后的出口。
从大鹏湾下水，对面就是香港的海岸线，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可那片海不是平静的内湾，深流暗涌，稍有差池便是葬身之地。每年都有人悄悄下水，也有人再也没能浮出来。
陈子美算过这笔账。她算过活着到对岸的可能，也算过死在水里的可能，两种可能摆在面前，再回头看看广州的日子，她没有犹豫太久。
决定一旦做下，她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准备。
她通过辗转打听，秘密联系了一个能帮人安排偷渡的中间人。
打点的费用，她把家里最后几件还值钱的首饰悄悄变卖了，换成了出行所需的资本。
那些首饰里，有几枚金戒指，有一条据说是当年母亲高君曼留下来的金项链，一直藏在衣物里舍不得动，最后也一并交了出去，再没有留下半点家底。
五只装过食用油的空铁皮桶，是托人悄悄弄来的。
铁皮桶密封、空心，绑在身上能托起足够的浮力，是当年从广东偷渡香港的人摸索出来的土法救生具。
陈子美找来旧布袋和麻绳，夜里一个人在屋里反复试绑，测试绑紧之后还能不能保持足够的活动余地。五只桶的重量加在腰腹上，沉甸甸的，走路都费力气。
她同时在学游泳，学了不短的时间。
从一个不会水的人，练到能在水里扑腾着维持住不沉——这对于一个年近六十、关节僵硬、体力早已大不如前的女人来说，每一次下水都是一场消耗。
她咬着牙撑下去，一次一次，直到觉得那点底气够用。
准备工作全程在极度谨慎中进行，不走漏一点风声。
1970年9月，一切就绪。
一个深夜，陈子美带着小儿子，悄悄来到大鹏湾边。
五只铁皮桶按之前试绑的方式，一只一只系紧，分别缠在两个人腰上。秋夜的大鹏湾，海风已经透着凉意，浪声在黑暗里一阵大过一阵。
她把最后一个扣结拉死，抬头看了看眼前那片黑沉沉的海面。
脚迈进了水里。
[四] 九个小时，生死之间
入水的一瞬，冰凉彻骨。
秋夜的大鹏湾，水温远比白天低得多，海水像是预谋好了一样，从四面八方灌了进来，顺着颈口往下渗，顺着袖口往里钻，把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浸透了。
陈子美稳了稳身形，确认腰间的铁皮桶托住了身体，不往下沉，深吸一口气，开始往前扑腾。
天上没有月亮。
那片海，黑得像是一块没有边界的布，前方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浪头在黑暗里一波一波涌过来，推着人往侧面走，要把人从正确的方向上拨开。
陈子美靠着事先记住的大概方位，一遍遍把身体调正，一下一下往前蹬。
她不敢停，停下来就意味着在浪涌里随波逐流，意味着方向彻底失控，意味着力气耗尽之后，两个人一起沉进这片黑水里，从此再不出来。
五只铁皮桶让她保持着漂浮，却也成了累赘。
桶体在水中随浪摆动，彼此碰撞，发出低沉的咣当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清晰。
绳索随着浪涌时松时紧，松的时候铁皮桶东倒西歪、浮力分散；紧的时候绳子猛地勒进皮肉，那种感觉像是刀划，又像是烫铁，钻进皮肤里，钻进骨缝里。她侧过头，在黑暗里找到小儿子的轮廓，确认他还在，继续往前。
第一个小时，勉强撑得住。手脚的感觉还在，腰腹还有力气，方向还能辨认，浪头打来，调整，继续游。
第三个小时，双腿开始迟钝了。
踩水的动作慢了下来，靠铁皮桶的浮力半漂半游，用手划着水往前挪动。
海水反复打在脸上，咸涩的腥气灌进口鼻，呛了出来，再灌进去。
她吐出来，不停地吐，嘴里全是那股咸苦的味道，久久散不去。天还黑着，什么都看不见，四周只有浪声和铁皮桶碰撞的声音。
第五个小时，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身体的感觉变得断断续续，像是收音机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时断时续地传着声音。
她说不清自己游出了多远，也说不清离对岸还有多远，唯一能确定的，是身侧那个小小的人影还在，还在水里扑腾，还没有沉下去。
铁皮桶已经被浪拍歪了好几次，每次她都吃力地把它们重新压正，消耗的是最后那点储备的力气。
第七个小时，体力几乎耗尽。
整条腿已经提不起来了，踩水的动作退化成了机械的颤动，已经谈不上有多大的推进作用，只是靠着铁皮桶的浮力，半躺在水面上，任由海流把身体往前带。
嘴唇早已发紫，脸色铁青，海水泡了那么久，皮肤皱起一层一层的白。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小儿子往自己身边拢，两个人靠在一起，漂在那片黑水里。
外面的天，还是黑的。
第九个小时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脚底下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沙子。
粗砺的，真实的沙子，就在脚底下。
陈子美整个身体愣了一下，像是一个在黑暗里行走了太久的人，突然被一束光打到了脸上。
她用双手在水里扒着，把自己和小儿子一点一点往岸上拖，膝盖跌在湿沙上，手掌插进沙里，双腿已经完全使不上力气，就这么爬着，爬着，直到整个身体都离开了水，趴在湿透的沙滩上。
漂了九个多小时，大鹏湾，她渡过来了。
她喘着粗气，侧过脸，看了小儿子一眼，他还在，蜷在她身边，眼睛睁着，一声不吭。她把腰间的麻绳扯松了一点，铁皮桶跌在沙地上，发出一声钝响。
四周静得出奇。
天边已经有了一丝泛白的迹象，鸟鸣声从远处隐隐传来，浪声反而比海中时平缓了许多。
她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不是海水的腥咸，是陆地上潮湿的草木气，混着泥沙的味道。
就是这里了。
然后，她看见了一个人影，正朝这边一步一步走来。
那个人穿着笔挺的制服，步伐沉稳，目光直直落在她身上，片刻也没有偏移。
是香港的巡警。
五只铁皮桶还挂在身上，湿透的衣服黏在皮肉上，偷渡者的身份，清清楚楚地写在脸上，想抵赖都抵赖不了。
陈子美跪坐在沙地上，脸色惨白，一动不动，等着那个警察开口。
而当那个巡警走到她面前，弯下腰，把目光落在这个浑身湿透、腰缠铁皮桶、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老妇人脸上——他停住了，静静地看了她很久，很久，就像是在等一个答案，也像是在做一个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