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民国西北军阀里，有三个姓马的，把甘肃、宁夏、青海搅得天翻地覆，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青海的马步芳外号“土皇帝”，宁夏的马鸿逵人称“宁夏王”，而夹在中间的马鸿宾，老百姓却管他叫“马善人”。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走出来的人，口碑天差地别，这就不仅仅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了，更是一个人在时代的浊流里，究竟选择了守住什么、舍弃什么。
讲这段历史，咱们先把这三个人的关系彻底捋清楚。
民国时期盘踞西北的马家军，根子都在甘肃河州，也就是今天的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州这地方，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史上就是多民族杂居、教派林立的区域，民风彪悍，武人辈出。
马家军的发迹，要从晚清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说起。那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乱，几乎摧毁了西北的社会秩序，但也催生了一批以军功起家的回族武装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家——马占鳌家、马海晏家和马千龄家。
马占鳌在太子寺一战中以"黑虎掏心"战术大败清军左宗棠部，随后主动请降，被左宗棠收编，其子马安良后来成为西北回族武装的龙头老大。
马海晏是马占鳌的部将，也跟着一起降清，他的儿子马麒后来接了马安良的班，成为青海马家军的奠基人，马步芳正是马麒的儿子，这便是"青马"一系的来路。
第三家就是马千龄家。与马占鳌、马海晏不同的是，马千龄当年没有参与反清起事，反而在动乱中保护过当地汉民，因此在河州回民中属于"温和派"。
马千龄有两个儿子名震天下——长子马福禄、四子马福祥。马福禄生马鸿宾，马福祥生马鸿逵，这便是"宁马"一系的根脉。
三大家族同出河州，论起来都是世交故旧，彼此联姻通好，但在权力和地盘面前，这些交情比纸还薄。
再来说马鸿宾和马鸿逵这对堂兄弟。
他们的父亲马福禄和马福祥是亲兄弟，但命运截然不同。
马福禄生于1854年，自幼习武，光绪二年中武举人，光绪六年中武进士，是河州回族中少有的科班出身将领，他先后在甘肃、青海带兵，参与过平定河湟事变，在西北军界根基深厚。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进犯北京，马福禄奉命率甘军简练军驻守北京正阳门，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战略位置极其关键。
八月十三日，英军以重炮轰击正阳门城楼，马福禄率部在城楼上死战不退，亲自燃放大炮还击，毙伤英军多人。激战中，一枚炮弹击中城楼，马福禄当场阵亡，同时殉国的还有他的从弟马福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马兆图以及百余甘军将士。
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马福禄时年四十六岁，尸骨无存，家人只寻得他的一缕头发和几片衣甲，带回河州老家安葬，清政府追赠他为振威将军，谥"忠烈"。
马福禄战死时，他的独子马鸿宾年仅十六岁。按照那个年代西北回族武装的惯例，父死子继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马鸿宾还太小，撑不起他爹留下的摊子。于是，马福禄的四弟马福祥接手了兄长的部队和家业。
马福祥这个人，跟他那刚烈勇武的哥哥不同，性格圆融，善于交际，长袖善舞。他十四岁就跟着大哥马福禄在军营里滚打，深知"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接掌兵权后，他不但在西北稳住了阵脚，还逐步打通了与北洋政府的关节，先后担任宁夏护军使、绥远都统，把势力从河州一隅扩展到了宁夏平原和河套地区。在北洋军阀混战的乱世里，马福祥在各大势力之间周旋自如，为自己的家族打下了牢固的地盘基础。
马福祥对大哥留下的这根独苗，确实尽了做叔叔的本分。
他把马鸿宾接到自己府中，与亲生儿子马鸿逵一同教养，请了河州最有学问的阿訇和汉族儒生来教他们读书识字，既学四书五经，也学阿拉伯文和伊斯兰经典。
马鸿宾从小就显出一种跟马鸿逵截然不同的性情——马鸿逵活泼外向，争强好胜，什么事都要抢第一；马鸿宾则沉稳内敛，寡言少语，做事一板一眼，像个小大人。
马福祥不止一次当着众人的面夸这个侄子"沉静有为，能成大器"，甚至在给北洋政府的公文里，也毫不掩饰对马鸿宾的器重。
民国十年，马福祥给大总统徐世昌的呈文中写道："臣侄马鸿宾，忠烈之后，练达老成，堪当方面之任。"这种公开的赞誉，让渐渐长大的马鸿逵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
在马鸿逵看来，自己才是亲儿子，凭什么父亲总把最好的话留给堂兄？他私下里跟自己的亲信发牢骚，给马鸿宾起了个外号叫"我家圣人"，这个"圣"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没有半点尊敬，全是酸溜溜的嘲讽。这句"我家圣人"后来在宁夏军政两界流传开来，成了马鸿宾一个半开玩笑半带刺的标签。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家内部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1921年，马福祥升任绥远都统，宁夏镇守使一职空缺出来，按资历按年龄，这个位置都该轮到马鸿宾。
马福祥也确实向北京政府推荐了侄子，于是马鸿宾在1921年出任宁夏镇守使，开始了他在宁夏的第一段执政生涯。
这一下，马鸿逵心里的疙瘩彻底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马鸿逵从小就被父亲带在身边历练，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的侍从武官，在北洋军界混了个脸熟，满心以为宁夏这块地盘迟早是自己的，结果父亲把最肥的肉先给了堂兄，他这个亲儿子反而被晾在一边，心里的怨恨可想而知。
不过马鸿逵也不是省油的灯。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西北，马福祥审时度势，率部归附了冯玉祥。冯玉祥把宁夏的部队改编为国民军第七师，马鸿逵当上了师长，马鸿宾反成了他名义上的下属。马鸿逵逮住这个机会，处处跟堂兄别苗头。
有一次马鸿宾的部队路过宁夏境内，按规定要经过马鸿逵的防区，马鸿逵居然下令关闭城门，不许马鸿宾的部队通过。这件事被马福祥知道后，狠狠骂了马鸿逵一顿，但兄弟俩的关系从此再也回不去了。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败北，蒋介石的势力伸入西北。
马福祥抓住时机投靠了蒋介石，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成了南京政府里的西北事务红人。他利用自己在中央的位置，不遗余力地为子侄们争取地盘。正是在他的运作下，蒋介石在1930年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但与此同时，马福祥又向蒋介石极力推荐侄子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主席。
蒋介石有些犹豫，毕竟马鸿宾当时手里只有一个师的兵力，甘肃局面复杂，怕他镇不住。马福祥拍着胸脯担保，说这个侄子"老成持重，必能胜任"，于是1931年1月，马鸿宾正式就任甘肃省代理主席，8月又实授主席。一家兼两省主席，马家叔侄在西北的势力达到了巅峰。
可谁能想到，正是这次甘肃任职，成了马鸿宾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滑铁卢。
甘肃的局面比宁夏复杂得多。宁夏当时人口不过百万，地广人稀，马家的根基又深，管起来相对顺手。甘肃则不然，各地小军阀林立，雷中田、高振邦这些人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服谁。马鸿宾虽然名义上是一省主席，实际上政令出不了兰州城。
更要命的是，他这个人是真想做点事的——他在甘肃推行廉政，要求公职人员降薪，部队核减军饷，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地方建设。
想法是好的，但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甘肃的军政官员们跟着前任主席捞惯了油水，突然来个清廉的主官要断他们的财路，这还了得？1931年8月25日，驻扎兰州的国民军暂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联合兰州警察局长高振邦，趁马鸿宾不备发动政变。
马鸿宾毫无防备，在省府公署被叛军扣押，随即被软禁在兰州一处宅院里，这一关就是三个多月。
消息传回南京，蒋介石勃然大怒——堂堂一省主席被人说抓就抓，这成何体统？他严令雷中田放人，但雷中田仗着背后有冯玉祥旧部的势力撑腰，对南京的命令置若罔闻。
最后还是马福祥在南京多方奔走，托了吴佩孚出面斡旋，雷中田才在当年12月释放了马鸿宾，但经此一劫，马鸿宾颜面尽失，甘肃主席也当不下去了，灰头土脸地返回了宁夏。
这场政变，后来在西北被称为"雷马事变"，是民国甘肃史上的一段公案。
灰溜溜地回到宁夏后，马鸿宾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尴尬。
马鸿逵已经是宁夏省主席，军政大权在握，对这个曾经压自己一头的堂兄自然不会客气。他把马鸿宾的部队限制在宁夏南部的中宁、中卫两个小县，补给卡得死死的，不许他染指宁夏核心地盘的军政事务。
马鸿宾倒也认了，在中宁、中卫一带老老实实地练兵，养精蓄锐，等一个翻身的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华北震动。
蒋介石担心冯玉祥借抗日之名东山再起，急调各路人马围堵。马鸿逵奉命率部东调，马鸿宾的部队被编入第三十五师，也奉命开赴绥西地区驻防。
这一驻，就是好几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鸿宾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他任军长。八十一军在绥西一带构筑工事，与盘踞包头的日军隔黄河对峙。1939年冬至1940年春，第八十一军参加了著名的绥西战役，马鸿宾率部配合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在五原、临河一带与日军激战。
日军的装备和训练远在马家军之上，但八十一军的士兵多是河州子弟，吃苦耐劳，熟悉西北的地形和严寒，在冰天雪地里跟日本人打起了游击，打得顽强。
是役，八十一军伤亡千余人，但成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为中国军队最终收复五原立下了功劳。这场仗打完，马鸿宾在前线对部下说过一句话："咱们跟日本人打，是为国尽忠，不是为了谁升官发财。"话虽朴素，在当时的杂牌军将领里，算是难得的清醒。
这里有必要专门说说马鸿宾治军的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