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25年冬，人称“郭鬼子”的奉系头号悍将，差点把他的恩主逼到了烧帅府跑路的地步，而当郭松龄夫妇被枪决后，奉天《盛京时报》上出现了一副尖刻到骨髓的对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
这副挽联浓缩了这场一个月兵变留给世人的所有困惑：郭松龄到底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权力赌徒？张作霖是枭雄还是卖国贼？张学良又是什么角色？而在这些看得见的人物背后，还有一双更隐蔽的手，直到郭松龄死后才逐渐浮出水面。
郭松龄的反水，首先得从他和老张家的特殊关系说起。
郭松龄在东北讲武堂当战术教官时，结识了学员张学良。两人亦师亦友，张学良对他简直是崇拜加依赖，用张学良晚年自己的话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他把老师推荐给老爹张作霖，从此郭松龄平步青云。
郭松龄这人长得高大，做事又严谨刻板，不喝酒不赌钱不逛窑子，跟张作霖身边那些草莽出身的兄弟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因此得了个“郭鬼子”的外号。然而张作霖用人倒也不拘一格，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出尽了风头，硬是带兵突破山海关立下头功，一跃成为奉军的头号战将。
但问题就出在打完胜仗之后。
张作霖手下有个留日归来的杨宇霆，此人是士官派的头头，心眼多、主意多，深得张作霖信任。郭松龄属于本土的陆大派，两人水火不容。打完仗论功行赏，杨宇霆靠着会走关系，把本来说好给郭松龄的安徽督办给搅黄了，自己跑去当江苏督办。郭松龄这个主力战将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当时跟张学良发牢骚说：仗都是我打的，结果我啥也没捞着。这种委屈，为他后来的爆发埋下了引线。
真正让引线点燃的，是1925年秋天郭松龄赴日本参观“秋操”的经历。
在日本期间，他偶然得知张作霖正派人跟日本人秘密谈判，准备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军火，用来打冯玉祥的国民军。
郭松龄当场就炸了，他把这事告诉了一同观操的冯玉祥部下韩复榘，放话说：“张作霖为了个人权利不顾一切，出卖国家。我是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这番话听起来像革命宣言，但细究之下，你会发现这里头国仇和私怨早已搅成一锅粥了。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正式起兵。
他打出的旗号是“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主政东北”。
这个纲领藏着他的尴尬：他打的是张作霖，却要拥戴张学良；他恨的是杨宇霆，却要推翻整个奉系。
更致命的是他联手冯玉祥和李景林组成的反奉“三角同盟”。
按照密约，事成之后冯玉祥得直隶，李景林得热河，郭松龄掌控东北，但这场交易从一开始就是一盘散沙，三个人各有各的算盘。郭松龄想拉冯玉祥当后盾，冯玉祥想的却是趁机抢地盘。不过，郭松龄大概到死都没完全弄明白，冯玉祥在这件事上的决心，不光来自他自己的野心，还来自一只他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推动。
这只手，就是李大钊。
在奉系内部矛盾激化和日本干涉这两条明线之外，李大钊所代表的共产国际与苏联势力，是撬动反奉大局的第三股关键力量。
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当时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中共在北方最高负责人，又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在北方实际上的操盘手。他同时向两个组织负责，调动的资源和影响力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郭松龄反奉那年，李大钊正处在他政治能量最足的时期，而他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刀，就是他跟冯玉祥建立的牢固同盟。
早在郭松龄起兵之前，李大钊就已经跟冯玉祥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后，李大钊多次亲赴张家口与冯会面，将冯视为国共两党在北方最值得争取的军阀力量。
冯也对李大钊极为信赖，甚至将国民军政治工作全盘委托给李大钊负责。后来冯回忆李大钊时说道——“教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语气中带着学生般的谦逊和敬意。
正是李大钊一手促成了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俄式步枪、机枪、火炮和苏联军事顾问源源不断涌入国民军，迅速改变了北方军阀的军力格局。
冯玉祥从直系叛将变成一支举足轻重的革命力量，李大钊是最关键的推手。冯后来采纳李大钊所提建议，“联合郭松龄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正是其中重要一项。换句话说，冯玉祥参与反奉三角同盟，不完全是出于地盘和权斗的算计——他背后站着李大钊，而李大钊背后站着苏联。
在把冯玉祥扶上战车之后，李大钊开始直接对奉系内部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