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张学良,一把竹刀就够了!日本人极度藐视张,但也有致命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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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皇姑屯事件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略构想中,张学良始终是一座必须翻越的关隘。他们翻越的方式不是正面强攻,而是用尽心思地揣摩他、剖析他、利用他,从关东军高级参谋到侵华大将,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人对张学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完整而冷酷的链条。

很多人认为,如何看待、评价张学良,日本人的视角是不能绕过的,因为敌人比你更清楚你的弱点在哪里。

不看敌人的评价,就无法真实地认识张学良。



石原莞尔:一把竹刀就够了

在所有日本人对张学良的评价中,最刻薄也最致命的一句,来自九一八事变的核心策划者石原莞尔。这位被称作日本陆军“第一大脑”的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在晚年回忆录中留下了一句让中国人读来痛心的话:“对付张学良,我根本不需要家传的宝刀,一把竹刀就已足够。”

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嘲讽,而是石原莞尔在事变前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数年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战略判断。

他曾多次只身潜入东北,对奉系内部的人事、军队、派系进行系统性的“测写”。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这个人,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击溃。石原莞尔之所以敢于以区区两万关东军去挑战拥有三四十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根本依据就在于此——不是日本太强,而是他看准了张学良“不会打”。

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石原莞尔在关东军高级军官的秘密会议上把话说得更难听,他评价时任东北保安司令的张学良是“一个只会躺在床上抽大烟的二流子”,并断言如果有事发生,关东军“不到两天就可以占领奉天”。

这种傲慢背后,是他对张学良性格弱点吃透之后的笃定。他知道东北军人数虽众但指挥系统脆弱,军心散漫,一旦遭受突然打击就会陷入瘫痪。



石原莞尔的判断建立在对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比较之上。在关东军的观察中,张作霖是“难弄”的对手,软硬不吃,善于在日苏之间玩弄平衡;而张学良则优柔寡断,遇大事犹豫不决,且极度恐惧与日军全面开战。正是这种“性格测写”,让石原莞尔敢于在永田铁山等陆军中央首脑都犹豫不决时,悍然发动军事冒险。

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分毫不差。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参谋花谷正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东京发出电报,谎称中国军队破坏满铁,为军事行动正名。他在回忆录中详细披露了柳条湖爆炸的细节:“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置在铁轨上”,“在炸毁铁路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换句话说,日本人从策划到执行再到事后遮掩,每一步都建立在一个核心判断上:张学良一定不会还手。

对于对日“不抵抗”,张学良本人在事变前发给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的电报中就有明确交代。

1931年9月6日,即事变前夕,他电令:“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事变后,他在致张作相等人的电报中明确写道:“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

这些电报白纸黑字,没有含糊其辞,没有“等待中央指示”的推脱,就是两个字:不抵抗。

而在事变发生前两个月,1931年7月中旬,张学良已经在北平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即将在东北发动战争的重要情报,当即通过电话向蒋介石告急:“日寇并吞我东北之野心早存,现又处心积虑挑起事端。”

情报在手,警报已响,他最终的决策仍然是“不抵抗”。

也正是这些,让石原莞尔敢于以不到两万人的赌注,押上整个日本的国运。



本庄繁:从“好友”到征服者

本庄繁这个人物,最能体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张学良态度的两面性。他曾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长达数年,在中国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是挑拨各军阀关系,为日本人的入侵创造机会。

1926年冯玉祥与张作霖交战时,正是本庄繁代表日本人主动向张作霖谋求合作,随后日军军舰开进天津大沽口,酿成“大沽口事件”。人们往往只顾唾弃引狼入室的张作霖,却忘了那条从中作梗的狼本身——本庄繁。

本庄繁与张学良之间还有一段私交。担任张作霖顾问期间,他跟张学良的关系非常好,心气极高的张学良对他颇为崇拜,经常向他请教问题。1921年,正是本庄繁陪同张学良赴日参观秋操,一路上悉心讲解日本军备,两人相处融洽。

但正是这个“好友”,在1931年8月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立即变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高指挥官,角色转换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张学良后来说,他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本庄繁做了朋友,“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了,我没想到他会变成那样”。本庄繁之所以敢配合石原莞尔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太了解张学良了——吃定了张学良不敢抵抗。



事变之后,本庄繁做了一件极具羞辱意味的事:他把张学良留在沈阳大帅府的私人财产全部打包,装了整整两列火车到北平正阳门火车站,还附上一封信,说“日本入侵东北实在上面的决策,我与阁下本无仇怨,并且我对阁下充满了敬意,所以阁下的财产我们丝毫没有动,全部归还给阁下。”但事实上,“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已经强占了大帅府,并进行了肆意的劫掠与破坏。在封存了张家的财产后,本庄繁才打算将这些财产还给张学良。

张学良收到信后大发雷霆,当众痛骂本庄繁“混账”。他的回应极为硬气:“我是封疆大吏,我把国家疆土丢了你却把我的个人私产还回来,你这是羞辱我呀!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中国!”又说:“你把东西原封再运回去,否则,我一把火给烧了,你面子上不好看,回去也没法交代。”

本庄繁无奈之下只得将财物原封不动又运回奉天,后来在奉天将张学良的财产全部拍卖,其中包括数千件书画艺术品。

这件事暴露了本庄繁对张学良的复杂心态:他确实对张家有一定私人情谊,但这情谊建立在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之上——我给你留面子,你应当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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